他经历了中国最多灾多难的100年；
他是中国第一个神学博士；
他桃李满天下，是“先生”中的先生；
他创办过三所大学，震旦、复旦、辅仁，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立源；
他百岁诞辰，全国各界向南遥祝他百岁生日；
他被中共中央称之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面对所有的尊敬，他却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他就是马相伯，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
马相伯先生
动荡的民国时期，堪称中国近代的百家争鸣，星光熠熠的各路人杰让整个民国星河璀璨。如果单单找一个人来做这个系列的开篇，我想只有马相伯先生。先生是通晓八国外语、学贯中西的优秀博士；是一生致力教育，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先行者；他是祖国山河破碎、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公认的“救国领袖”；他德高望重，国共两党、全国各界对其敬佩有加；先生置榜首，当之无愧。
民国十大“先生”
观先生一生，有人将其概括成三个阶段：前三十年，给了宗教；中间三十年，致力于政治；后四十年，为教育呕心沥血。
1840年，马相伯先生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殷实的天主教家庭，于襁褓中便接受了洗礼，教名为约瑟。先生五岁入私塾，天资聪颖，好学成癖，年仅12岁，便瞒着家里，离开家乡江苏丹徒（今镇江），独自徒步11天到上海求学。在徐汇公学（原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他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既熟读儒家经典，又精通八国语言，可谓学贯中西。
马相伯先生书法
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先生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不久在徐汇公学协助传教并兼任督导，他一面注意教理的教育，一面讲授经史子集，却引起教会方不满，所撰写的数学著作教会也束之高阁，后派徐州管理教堂。
1876年，徐州水灾，面对流离失所的灾民，悲天悯人的他感同身受，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却反遭教会幽禁“省过”。乱世的中国，所到处尽皑皑白骨，立志传教却解不得众生疾苦，面对灾民教会尚且不顾，况我中华四万万同胞？先生在失落和悲悯中愤而脱离耶稣会，虽依然信奉天主教，但这种叛教行为，导致虔诚信徒的母亲致死都不愿见他。
为救中国，先生一步踏入波云诡谲的政坛。他曾先后出访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他屡屡上书晚清政府献策献计，却都泥牛入海；为洋务运动筹备资金，却备受猜忌，不得不无疾而终。
马关条约签订
更可悲的是作为陪同李鸿章的助手和翻译幕僚（马相伯大哥马健勋为淮军粮台，由此引荐）还不得不签订数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谈判桌上，虽然先生用尽全力、来回斡旋，为国家唇枪舌剑、以理力争，可早沦为强权帝国刀下鱼肉的晚清政府气数已尽。独木难支大厦之将倾，纵有百般学问又能如何呢？一时间，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卖国贼”讨伐声，所到之处，全部冷眼。
治国无望，亲人离世，心灰意冷的先生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并和弟弟马建忠合编《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以西方语文语法为本，研究古汉语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这也是中国第一本语法教科书。
1900年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遂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并赫然写下“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1902年，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向先生学习拉丁文的蔡元培介绍部分学生前来求学，先生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梁启超听闻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马相伯与学生于右任
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呼吁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有教无类，对学生爱护有加，蔡元培、于右任、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邵力子……无一不受先生教导。其中成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一生都将马相伯当做再生父母：“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虽然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却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1905年趁先生生病休养之际，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委任法国神父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于右任带着同学们到医院找到先生，大家一见到老人，就齐刷刷全部跪下了：“校长，我们没书可读了。”听到这句话，老人老泪纵横——偌大的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小小的课桌！他和进步学生一起，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亲手创立的震旦大学。
马相伯与梅兰芳
为了让孩子们有书可读，六十五岁的老人拄着拐杖，东奔西走，到处筹集款项：“国家再穷，可学生们总该有书读啊！”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一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先生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
复旦大学民国十三年合影
年近古稀的老人，他拖着年迈的身体，一心扑在教育强国的路上，在中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希望。震旦大学迁址、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筹建、辅仁大学筹建、启明女子学校筹建，件件桩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敦敦教诲下，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1917年，蔡元培出任首届北大校长之时，他良苦用心地对学生说：“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先生所言，便是现代教育的全部内涵，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的普世价值，提出现代教育的平等、奋发和进取以及思想和自由。
他从未停下脚步，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新民国呕心沥血，白发苍苍的古稀之年却依旧步履蹒跚的奔波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政闻社总务员、南京市市长、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民国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老人宁愿烧尽自己的风烛残年，也要去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新中国。可惜1917年，欺名盗世的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再一次伤了老人的心，老人愤慨写下“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至此挂印南归。
或许此时的老人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可那经历百年浮沉的中国注定不会让这位忧国忧民的老人平静。1931年，九一八事变，先生已届91高龄，“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责任”。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连续4个月在全国发表了12次慷慨激昂的国难广播演说；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硬撑着残腿，在上海街头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30、50元一副，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先后发起组织办起了伤兵医院、江苏国难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加盟宋庆龄、蔡元培创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先生说“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对于中国，他倾尽一生。
马相伯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先生在与冯玉祥书信及报刊上宣告愿以头颅担保，要求国民党当局立马释放“七君子”。并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七君子”最终被释放，释放后专程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六字。
马相伯与七君子
正如学生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先生的一生，为国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活成了一个国家的良心，长成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上海沦陷，日军锋芒直指南京，冯玉祥和李宗仁安排先生一家移居桂林。次年，广州失守危及广西，此时已近百岁的老人早已病体不支，于右任电邀老人前往重庆，但中华大地战火纷飞，哪里还有一寸安稳之地，不得已之下，家人带着他辗转绕道到了越南谅山。他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地问家人：“我们到哪里了？这里是中国吗？”家人知道老人不想客死他乡，可战乱的中国，哪里还有一块可以埋葬全尸的地方呢？家人只能骗他：“现在我们已到达滇黔交界处了，回来了。”听到这句话，老人长吁一口气。
1939年4月6日，老人99岁，虚龄百岁。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都为老人举行了贺寿活动，各大报纸纷纷发文祝寿，国共两党同时发去贺电。一向以宣传明星美女著称的上海《良友》画报，第150期也将马相伯的肖像作为纪念封面，向这位“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致敬，满脸福相的马相伯的照片被挂在几乎每个照相馆里，把他作为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马相伯书法
先生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并将大家送给他的寿礼全部都捐了出来犒劳前线英勇作战的将士。
1939年10月20日，湘北大捷，家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人。然而，老人却因为过于兴奋，整夜都没有休息，因此病情加剧。11月4日，连呼几声“消息！消息！”后，沉沉倒下，溘然长逝，享年100岁。“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的老人走了，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马相伯与孙女
老人也有愧疚，那是大儿子马君远病逝后，学生们自筹一笔款资助给孙女的教育金，可老人转身就去创办了启明女子中学，没有给孙女留下一分钱。沉浮中国的百年离乱，先生亲历晚清5位皇帝，民国7位总统，他至死一生负重前行、毁家兴学办教育，育国人，命运却待他何等不公，临死他都未知自己客死异国他乡，而非自己深爱的中华故土。
《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曾去采访他，老人泣不成声：“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他为国家呕心沥血，国家却依旧积贫积弱；他为中华启发民智、教育救国，却依旧有国民浑浑噩噩。老人百感交集却不知他是那个时代的灯塔，照亮一方山河，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