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七一勳章”獲得者、新華通訊社原國際新聞編輯部幹部、黨的早期上司人瞿秋白之女瞿獨伊，因病醫治無效，于2021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好爸爸”
瞿獨伊生前曾回憶：我不是秋白的親生女兒，但他對我比親生的還親。我原名叫“曉光”，因為生父對媽媽不好，媽媽決定隻跟他生一個孩子，改叫我獨伊。
瞿獨伊的母親是楊之華，生父為沈劍龍。瞿秋白和楊之華結婚後，在一枚金别針上曾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七個字，送給楊之華。他還專門刻圖章，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三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之意。”
婚後不久，瞿秋白楊之華便将瞿獨伊接到了身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座鄉間别墅中召開。作為中共六大代表之一，楊之華帶着女兒瞿獨伊來到莫斯科。
瞿獨伊當時已經7歲，她回憶說：“我爸爸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人是提前到莫斯科籌備會議的。之後，我媽媽帶着我和一些代表阿姨、叔叔，從滿洲裡邊防出境。那時，國民黨軍警封鎖的很嚴，在媽媽的引導下我管幾位叔叔叫‘爸爸’。就這樣，我掩護着那些‘假爸爸’出了境。當時，我和媽媽等人從上海外灘登上客輪，到大連後改乘火車，穿越滿洲裡和西伯利亞，經過長途跋涉，終于抵達了莫斯科。”瞿獨伊還說，“‘六大’在中共曆史上是很特殊的，會址不在國内而在國外。我還記得這次會議是在莫斯科郊區一座别墅裡舉行的，每逢休會時，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當時很天真活潑的。”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瞿秋白因病先後兩次到療養院療養。父母的通信，時常提及瞿獨伊，他說：“獨伊如此的和我親熱了，我心上極其歡喜，我歡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齊整的笑容，這是你制造出來的啊！之華，我每天總是夢着你或獨伊。”瞿秋白還給獨伊寫信說，“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當時沒有什麼幼稚園，父母就把獨伊送到了孤兒院。她不願意呆在這裡，老是哭。她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瞿秋白下班回來，總不忘買一些回來，帶到孤兒院給她吃。後來，她轉到兒童療養院，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她很不喜歡。父親為了安慰她，給她寫信。
獨伊：
我的好獨伊，你的頭發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發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
好爸爸
獨伊叫他好爸爸，因為媽媽喜歡他，讓她叫好爸爸，是以他簽名都是好爸爸。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楊之華奉命回國工作。為了避免國内白色恐怖的殘害，同時也考慮到帶着孩子從事地下工作很不友善，他們隻好忍痛将瞿獨伊繼續留在莫斯科，并委托國際友人、也是他們的好友鮑羅廷夫婦代為照顧。
瞿獨伊至今仍儲存着一張80多年前的明信片。那是從德國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麗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寫着“瞿獨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寫的“送給獨伊”，落款是：媽媽、1930.8.1、克裡米亞。當時，瞿獨伊隻知道父母是到“南俄”去執行秘密任務，離開了莫斯科。可是他們究竟去做什麼，去多久，她全然不知。許多年後，瞿獨伊才知道父親和母親并沒有去“南俄”，而是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回到國内參加革命鬥争。
在獄中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和楊之華在蘇聯工作學習。其間，他們除了抽時間到瞿獨伊所在的學校探望外，就是到鮑羅廷夫婦家中拜訪。他們第一次帶瞿獨伊去拜訪鮑羅廷夫婦時，兩位老人就把獨伊認作“中國孫女”。瞿獨伊生前回憶，“鮑羅廷夫婦猶如我的親奶奶和親爺爺！”
1935年秋的一天，瞿獨伊和兒童院的同學到烏克蘭的德聶伯彼特羅夫斯克旅遊，她偶然從《共青團真理報》上看到了父親瞿秋白犧牲的消息。瞿獨伊當即昏倒在地，老師和同學急忙搶救，她才慢慢蘇醒過來。
爸爸犧牲了，媽媽怎麼樣呢？瞿獨伊沒有母親楊之華的任何消息，悲傷和擔憂令她的情緒十分低迷。
瞿秋白犧牲後，楊之華忍着巨大的悲痛，從國内來到莫斯科出席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委，是以留在莫斯科工作。
1941年蘇德戰争爆發，瞿獨伊結束了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随母親離開莫斯科經新疆回到國内。她們到達新疆時，軍閥盛世才背信棄義，将共産黨派往新疆幫助工作的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人以及由蘇聯回國途經新疆的馬明方、楊之華等130多人逮捕，并關進監獄。
在獄中，年輕的瞿獨伊經受了嚴峻考驗。她回憶說：“在新疆坐牢的日子裡是很苦的，住在一個陰暗潮濕的破廟裡，饅頭是被有意摻了沙子的，吃的菜沒有油，每天兩餐清水白菜湯。”敵人以為瞿獨伊年輕，意志不堅定，企圖通過單獨提審的方式對她進行威吓和拉攏。瞿獨伊義正辭嚴地拒絕了。後來瞿獨伊回憶：“近4年的監獄生活讓我難以忘懷。在與敵人面對面的鬥争中，我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對階級的愛恨觀有了新的認識。”“由于久住蘇聯，回國時中文水準很差，我的中文基本是在新疆坐牢時跟難友們學的。”
4年後，經黨組織的營救，并在張治中的幫助下，100多位同志分乘10輛大卡車，曆經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于安全到達了延安。毛澤東特别邀請楊之華等人到家中做客。不久後，毛澤東單獨邀楊之華母女到家中吃飯。
楊之華後來擔任了黨中央婦女委員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婦委書記。這一年，瞿獨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配置設定到新華通訊社工作。
1949年後，楊之華先後擔任了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後來還當選為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
為“好爸爸”平反而奔走
1950年，在蘇聯組建新華社分社，新華社人事部門很快将目标鎖定到李何、瞿獨伊夫婦身上。在蘇聯工作幾年後，李何回國，到人民日報社擔任國際部副主任。1962年，李何因病住院治療。8月，不幸去世，時年僅44歲。瞿獨伊回國後，起先在中國農科院情報所工作，後又回新華社工作。
“文革”中，瞿秋白被強加上“叛徒”的帽子。“文革”後，瞿獨伊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中紀委為此專門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在全國範圍内進行外調與核查。“而我呢，則帶着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于我而言，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相。”在會面中，宋希濂如實地向瞿獨伊講述了瞿秋白犧牲時的情況。他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中國共産黨萬歲”等口号，神态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着說：“此地甚好。”而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着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為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文革’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歎：“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85年6月18日，黨中央在中南海召開了瞿秋白就義50周年紀念會。
王建柱 周海濱等（據《黨史縱橫》《羊城晚報》等綜合）
校對 王菲
來源：紫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