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陝西有很多黃帝遺迹，其中最著名的是黃帝陵（古稱“橋陵”），位于陝西延安黃陵縣城北橋山，公元前422年時秦靈公就曾在此祭祀黃帝，《史記》記載的黃帝陵也在此。生于斯，葬于斯，葉落歸根是中國人的傳統，是以黃帝應該就是貨真價實的陝西人。以周代京畿範圍大約300公裡來看，黃帝部落的統治區域，不太可能超過方圓300公裡，是以黃帝部落的活動範圍大約就在延安附近。
不過，如果黃帝是陝西人的話，很多事迹又無法說得通，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涿鹿之戰。涿鹿位于如今河北張家口，距離陝西延安大約1000公裡，《史記》上說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但再怎麼遷徙無常處，長途奔襲1000公裡擊敗強敵蚩尤也基本不可能。在4500年前，如今高速1000公裡的路程，當時步行的話實際可能要走2000公裡。别說黃帝時期了，就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長途步行1000—2000公裡的奔襲都非常危險。
如果黃帝不是陝西人，那麼黃帝會是哪裡人呢？近代以來的考古顯示，黃帝極有可能是河北人。
在關于黃帝的曆史中，河南濮陽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城市，特别在二個地方。
首先，《史記》記載黃帝在釜山召開諸侯大會時，抽取各個部落圖騰的一部分，然後“合符造龍”，形成了中國龍的形象。但在距今7000年以上的遼甯查海遺址中，出土了一條上古“真龍”，是以所謂黃帝合符造龍之說必然不可信。而在濮陽西水坡遺址中，也出土了一條上古“真龍”，相比查海真龍，西水坡真龍更具文化色彩，更符合黃帝傳說。西水坡遺址距今6500餘年，考古發現“蚌殼擺放的一條龍和一條虎”，以及各種“人騎龍，人騎虎”的圖案，猶如傳說中的“黃帝騎龍而升天”、“颛顼乘龍而至四海”。顯然，黃帝與濮陽西水坡的龍文化之間，必然存在一些聯系。
其次，相傳濮陽是颛顼、帝舜之都，如今濮陽的城市名片之一是“帝舜故裡”。本世紀初，濮陽高城遺址再次挖掘時，發現這一座由仰韶時代、龍山時代、商、西周時代和春秋戰國、漢幾個時代夯築層疊壓的龐大古城。也就是說，高城遺址涵蓋了颛顼、帝舜時期，而且從高城遺址規模來看，非常有可能是颛顼、帝舜之都。如果颛顼之都真是高城遺址，而黃帝或是颛顼“血緣祖父”，或是“政治祖先”，那麼以當時人類活動範圍來看，黃帝部落應該就在濮陽附近，不太可能出現颛顼在濮陽、黃帝在延安的相距700多公裡的現象。
是以，從西水坡龍文化與高城遺址來看，黃帝的活動範圍應該在濮陽周邊，也就是冀南豫北一帶，而不應該在陝西。
從黃帝時代到春秋時期，中間大約2000多年，迄今為止沒有發現記載過黃帝的文獻，但在戰國時有文獻記載了一條重要線索。
武王滅商之後，立即大肆分封諸侯，包括夏朝後裔，封夏人于杞。鮮為人知的是，周武王冊封的第一個諸侯，可能不是姜子牙，而是黃帝後代。《韓詩外傳》與《禮記·樂記》中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jì）。”所謂“薊”，一說是在北京城西，一說是在天津，但可以肯定是在北京周邊。
我們都知道，周朝初期時封召公奭于北燕，即為後來的燕國，普遍認為河北部分地區與北京應該是召公奭的封地。但《韓詩外傳》等卻記載，周武王先封黃帝後人于薊，然後再封召公奭于北燕，那麼這種說法可不可信呢？
上個世紀，在北京房山發現“琉璃河遺址”，出土了刻有“燕侯”派人向鎬京召公奭送食物的文字，是以可以确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初都。
與此同時，文獻上說“薊城”之是以叫“薊”，原因在于“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而在考古北京時，發現在城西白雲觀西邊，的确有一座大土丘，而大土丘上的确有遺址，并出土了一件刻有“魝”（通“薊”）字的戰國陶罐。當時報告寫到：“這足以證明戰國燕國的上都薊城，以至于上溯到西周、商代的薊城，就在北京白雲觀以西的‘薊丘’附近。”
是以，薊城曆史可能比燕國初都琉璃河遺址更早，“武王封黃帝之後于薊”的曆史也可能是真實的，北京最早起源可能是薊城。
問題在于，如果是真實的話，那麼周武王為何将黃帝後代封在薊地？周朝冊封諸侯，一般是三種情況：一是封于部落所在地，二是獎賞性地給予一塊膏腴之地，三是帶有懲罰性質的戍邊或剝奪沃土封于苦地。對于周朝來說，黃帝是一個重要的精神符号，不可能是懲罰性的，但薊地又不是沃土，是以隻可能是将部落所在地封給他們。也就是說，或是黃帝部落一直生活在這裡，或是黃帝後代長期生活在此，于是周武王就将薊地封給他們，正式确認他們在周朝的地位。如今，在北京周邊有不少黃帝遺迹，或許從側面反映了黃帝曾經活躍于這一帶。
至于黃帝後人的“薊國”為何消失，可能是被燕國滅亡了，也可能是武庚之亂後，被逃到北方的武庚滅掉了。筆者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一些文獻中說周成王封周公旦于魯，那麼也可能是周成王封召公奭于北燕，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絞殺、防備逃到北方的商人勢力，否則不太好解釋周武王為何要将召公奭封在偏遠的燕地。
由于濮陽到張家口将近700公裡，已經超出了當時古人短期内的活動範圍，是以黃帝不太可能在濮陽，而應該在河北境内，乃至就在薊城周邊。以涿鹿、濮陽、薊城為點，将其連接配接起來，黃帝應該就在這個三角形區域内，同時根據當時交通能力來看，黃帝應該在三角形偏北區域。
如果黃帝在河北或北京的話，那麼無論參與涿鹿之戰，還是吸收濮陽西水坡先民的龍文化，以及與濮陽颛顼部落産生交集，都比較符合邏輯。
在《論北京建城之始》中，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指出：“早在有文字記載前，在北京最初的城址上，已經有一個居民點的存在，位置在今廣安門以西至蓮花池之間。殷商時代，從今安陽附近的殷都（即殷墟）北上，直到北京的原始聚落之間已逐漸形成一條南北大道。這當時也是華北大平原上南北之間唯一可以通行無阻的大道。”也就是說，上古時期的北方并非與世隔絕，而是與中原地帶有聯系通道，是以如果黃帝在河北或北京的話，完全可以與中原文明有一定的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