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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獨家庭:比漠河舞廳,悲傷10000倍的故事

作者:掌上青島

作者| 東坡一土

來源| 最人物

失獨家庭:比漠河舞廳,悲傷10000倍的故事

“過年過節的時候,别家都是兒孫滿堂,外面爆竹聲聲,我們隻願待在家裡,連燈也不願意點亮。”

淩晨三點多醒來,王麗春不敢再睡去。

幹躺半個小時後,她折疊好被褥,煮了一杯牛奶。這是為夫妻徐成良準備的早餐,他高位截癱,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顧。

王麗春看着他喝完牛奶,又囑咐其吃下降壓藥,才安心出門。

四點半的牡丹江寒氣陣陣。

王麗春穿着羽絨服行走在街道上,路燈并排亮着光,周圍一片寂靜,偶爾傳來幾聲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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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春在送貨

獨身夜行,她并不感到害怕,畢竟這條二裡長的路,她已經走了四五年。

過去的每一天,王麗春都在這樣的時間點出發。與其他兩位開車送貨的男人在肉店碰面後,他們裝上幾百斤的豬肉和豆腐,送往當地一些機關的食堂。

不同的是,以往是騎自行車,近兩年,她怕摔,大多時候選擇步行。“歲數大了,有點閃失,我倆這日子就沒法過了。”67歲的王麗春感歎。

這是一對失獨父母。兒子徐鐵明1991年去世後,兩個人互相攙扶着,度過了30年“看不着光亮的生活”。

他們一度認為自己過不下去,直到發現更多相同境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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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成良

年輕的時候,徐成良是一家企業的廠長,他富有責任心,遇事愛張羅。認識的失獨父母多了,他建了微信群,把大家聚攏在一起,意在互相慰藉、抱團取暖。

2016年,徐成良建立的失獨群成員已超過80人。

同病相憐的人做開導工作,往往更有說服力。為更好地幫助新成員擺脫喪子的悲痛,他決定帶頭,向相關部門申請成立失獨協會。

2017年6月,曆經一年的努力,牡丹江市失獨特殊家庭關愛互助協會正式成立(以下簡稱“協會”),目前已有300多位失獨父母加入。

他們是一群經曆了喪子之痛的老人,最大的70多歲,最小55歲。随着年歲的增長,有些人身患絕症,也有人為救治孩子,因病返貧。

如何有效幫助到這一部分失獨人群?徐成良思慮過後,決定開店。

他從家裡拿出20萬元開了愛心豆制品店和愛心肉店,由協會成員輪流負責銷售工作,賺來的錢,則用來購買米、面、糧、油,逢過年過節的時候,看望這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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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春(右一)給困難家庭送禮

四年多以來,徐成良負責制定協會裡的各項計劃,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則需要妻子王麗春跑進跑出。關于這項工作,王麗春多年奔波,毫無怨言,“他做不了,我就給他當腿。”

疫情期間,店裡的銷路并不可觀,好在有政府的幫助,愛心店裡的貨品得以供給到當地的三甲醫院和大專院校等機關,維持了店鋪的正常運轉。

兒子離開的這30年,王麗春反複做着同一個夢。

她總在早上将醒未醒的時候,看到一個模糊的畫面,有時是一條大狗,有時是小狗,或者是大狗領着一幫小狗。

徐鐵明是屬狗的,也是以,王麗春認為夢裡的大狗就是兒子的化身。

“看來我們兒子可能也結婚了,也有孩子了。”她對徐成良這樣講。

這是為數不多,讓她感到安慰的時刻,但每次夢醒後,王麗春總會掉一陣眼淚,“如果他活着,今年就是40歲了。”她在電話裡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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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春給徐成良過生日

王麗春是牡丹江市一所專科學校的老師,教理工專業。由于熱愛音樂,會彈奏一些樂器,她也曾擔任過一段時間的音樂老師。

“我兒子非常喜歡聽我彈電子琴,一到我沒有課的時候,他就拽着其他老師過來唱歌,讓我彈琴。”

她記得兒子當時最愛聽的曲子是蔣大為的《敢問路在何方》,另外還有一些《紅樓夢》裡的插曲。

意外總是來得那麼不經意。

長到8歲的時候,徐鐵明因感冒引起了一系列并發症。

看病的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帶着兒子從牡丹江到哈爾濱,從哈爾濱到北京,又從北京傳回到哈爾濱。

王麗春從沒想過兒子會病得那麼嚴重,她沒有辦法将死跟兒子聯系在一起,盡管醫生們紛紛表示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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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春

在夫妻二人眼裡,小小年紀的兒子懂事、孝順、愛看書,從來沒有讓他們操過心。

有什麼好吃的,他會拿回家裡,給爺爺奶奶先吃。好玩的,跟來家裡玩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在學校,他會把自己帶的午飯給同學吃。

讀學前班時,午飯需要從家裡帶。有些困難的家庭常給孩子帶洋芋絲和白菜,徐鐵明的家庭條件還算不錯,每頓菜裡都放肉,有時媽媽還會給他做荷包蛋。

看到有位同學天天吃洋芋絲,徐鐵明把菜讓了出來,自己則去吃對方的洋芋絲。

這件事還是老師看到後,講給徐成良夫婦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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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成員在市場賣貨

就連病重的日子裡,他也是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樣。王麗春回憶,兒子去世的前7天,突然跟自己說,“媽媽,外面多好啊,讓我去外面待一會兒。”

她抱他在外面待了片刻,回來後,兒子對她說,“媽媽,我不行了,你再生一個……”

王麗春抱着10歲的兒子,哭得不能自己,“兒子你說什麼,都會好的,你病都好這麼多了。”

如今提起這段往事,電話那端又傳來她的啜泣聲。

這些年,王麗春從來沒忘記過兒子,那張稚嫩的臉時常會湧到她的腦海。生活中的一個場景,别人不經意間的一句話,都會讓他聯想到徐鐵明。

她想起2020年參加同僚兒子的婚禮,看着那樣熱鬧的場面,總覺得跟其他人比起來,自己缺了點什麼。眼淚不由自主溢出眼眶,王麗春極力掩飾。

她已經很久沒參加過這樣的喜宴了,連葬禮也很少出席。王麗春懼怕遇見同齡人,“因為他們會跟你唠夫妻,唠孩子,唠孫子孫女。”

這樣的時刻,她總是不知道要說什麼,隻想逃避。

問她最近一次想起兒子是什麼時候,王麗春的語氣突然變得有幾分輕快,像同人分享近期的一件開心事,“就今天中午。我拉窗簾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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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徐成良來說,帶兒子看病的那一年多,是父子相處最久的一段時光。

那之前,他剛接手一個瀕臨倒閉的公司,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

這也成為他後來最大的一個遺憾。

徐成良告訴「最人物」,每天晚上回到家時,兒子已經入睡,第二天上班走得早,兒子通常還沒醒來,“感覺欠他挺多的,陪他最長的一段時間竟是他生病的那一年零四個月。”

他始終記得兒子去世時的場景,夫妻和媽媽在跟前握着兒子的手,他則風塵仆仆地從外面剛籌錢回來。此時的徐鐵明隻剩下一口氣,“他已經不認識我了,瞅着我的眼睛已經呆滞。”

而就在當天早上,兒子還能開口說話。徐成良說,他當時端着夫妻做的雞蛋羹,喂兒子吃,卻聽到一句,“爸爸,我不想吃。”

沒曾想,這竟是兒子最後一次叫爸爸。

協會成員徐冬香第一次聽到會長徐成良的喪子故事,是在兩人同時接受媒體采訪的現場。

這些年,協會成員間默契般地達成了一緻:互不談論孩子。

幾個人,甚至幾十個人坐在一起時,什麼都聊,唯獨不聊孩子,除非有話題引到那裡,除非有人主動提及,但說起時,通常也隻有寥寥幾句,一語帶過。

徐冬香也失去了獨子。那是2007年,31歲的程剛(化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遭遇搶劫而被害。

此時,距離徐冬香退休還有兩個多月。

接到警局的電話時,她表現得異常冷靜。由于夫妻身體不太好,她決定瞞着對方,讓哥哥陪同自己去做筆錄。

“不想讓他知道,但怎麼能不讓他知道呢。”她重複唠叨着。

兒子遇害的事,她最終還是告訴了夫妻。在徐冬香看來,以往性格開朗的夫妻開始變得沉默,“孩子一走,他就病得更厲害了。”

那時候,兩人回家一碰面,簡單唠幾句,一天就過去了。兒子的事,一度成為家裡的禁忌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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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香

結婚幾十年,徐冬香與夫妻感情笃深,從來沒有過争吵。生活在睹物思人的環境中,他們互相揣摩着對方的情緒,試圖成為彼此的擺渡人。

“他瞅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拿别的話題引導我。我看他難過的時候,也去開導他。”

但兩人均不提及逝世的兒子,就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件事從他們的生活中隐去了。

徐冬香這樣形容自己那幾年的狀态:沒有光。就像掉到深淵裡頭似的,看不着光明。

娘家她很少再回去,看到兄弟姐妹帶着孩子回老家,熱鬧的場景下,自己倒顯得極落寞多餘。就連過年過節,親戚間的走動也幾乎停止了。

悲痛存在着,生活還要繼續。當時的程剛已娶妻生子,有一個7歲的兒子。徐冬香和夫妻商量過後,決定讓兒媳他嫁,至于小孫子,願意帶走就帶走,不願意帶走,就留給他們養。

兒媳最後回了娘家,把兒子留在了兩位老人的身邊,往後的那些年,她每個月都會回來看一趟,再塞給兒子200塊錢,直到兒子讀國中,才重新組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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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香(右一)和協會成員在一起

在兒子程剛離開的第五年,徐冬香的夫妻因腦血栓病逝,家裡隻剩下她和小孫子。

至于如何度過那些晦暗日子,她選擇用簡單幾句話概括,“真的難熬”“沒法形容”“沒有光”。

那段時間,朋友擔心她想不開,拉她一起去讀老年大學。在那裡,徐冬香認識了一些同齡的朋友,跟大家一起學習舞蹈,甚至還參加了市裡舉辦的一些比賽。

2016年,徐冬香加入了徐成良建立的失獨群,她一步步打開自己,向團體靠攏。第二年,協會注冊成功後,大家又創辦了舞蹈隊、模特隊、合唱團,徐冬香得以加入其中,展現自己的舞蹈特長。

如今的她,已是協會裡的副會長,若有新成員無法走出喪子的悲痛,她會帶領大家輪流做陪伴、溝通的工作。

一位叫張麗的成員,孩子因抑郁症跳樓自殺,一個月後,她的父母和夫妻也相繼離世。接連的打擊,使得她把自己封閉起來,足不出戶。

徐冬香得知情況後,主動找她談心,拉她參加協會裡的文藝活動。現在,張麗已經在嘗試着融入集體。

隻是,聊起夫妻當年的狀況,徐冬香感到有一些後悔,“如果當時讓他哭出來就好了,他怕他掉淚我難受,我怕我掉淚他難受。最後他自己給自己整壓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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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香在老年大學學舞蹈

十幾年過去,小孫子在徐冬香的照顧下,慢慢長大了,今年20歲出頭的他已在西安讀大學,每到寒暑假,他會回來跟奶奶一起生活。

同徐冬香一起住的,還有她93歲的老爸,盡管日常生活可以自理,但因患有腦萎縮,“老爸經常糊裡糊塗的。”

66歲的她不厭其煩地同他交流,像四十年前她教程剛行走、說話一樣,好像時光又一下子回去了。

多年前,一位失獨媽媽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在埋葬孩子的時候,其實也是埋葬了我們自己。作為XX的媽媽,我死了,可是作為一個失獨者,我還活着,無可奈何地活着,絕望地活着。”

這句話放在每一位失獨者身上,都是成立的。

王麗春回憶兒子的後事——沒有立墓碑,直接把骨灰撒進了松花江——她至今記得兒子的骨灰是撒在橋洞的哪一個孔。

“因為兒子喜歡哈爾濱。”她補充道。

今年68歲的徐成良,老家就在哈爾濱。早年的時候,他因上山下鄉留在了牡丹江,後來就在當地安家落戶。夫妻生下鐵明後,由于晉升職稱,無暇照顧孩子,就把他送到了哈爾濱的爺爺奶奶身旁。

一直長到六七歲的時候,徐鐵明才被父母接回牡丹江。

“有時候我真覺得都是命,孩子那麼喜歡哈爾濱,最後真的就葬在那邊了。”說完這些,王麗春長久地沉默。

兒子是六一兒童節那天走的,這成為她憂懼的日子,每年的六月份前後,就開始難受,後來,她幹脆把它冠名為“黑色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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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春的日記

剛失去兒子時,王麗春因傷心過度,看起來像“瘋了一樣”,徐成良看着夫妻不對勁兒,帶她去大連散心。

結果,“三天就回來了,我不行啊,幾乎到處都是孩子的影子。”王麗春感到無奈。

為了轉移情緒,她向學校申請了更多的課程,每天把自己“困”在課堂,從早晨到晚自習,有時還輔導學生。工作上忙一點,悲痛的情緒就會減輕一些。

極度思念兒子的時候,王麗春會跟夫妻回到哈爾濱,去江邊上走一走。

2002年,徐成良因脊椎手術失敗,高位截癱,從此隻能安坐在輪椅上。那之後,江邊并排行走的兩個人,變成了“王麗春推着輪椅上的夫妻行走”的身影。

後來,上了年紀的她去的次數漸漸少了,隻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去看孩子一眼。”

前些年,婆婆生病的時候,王麗春獨自回了趟哈爾濱。她記得自己當時剛走到江邊就哭了起來,一個50多歲的男人看到這樣的情形,以為她要尋短見,一直跟在不遠處。

等王麗春平定情緒,走下橋的時候,男人突然靠過來說:“大姐,你心裡有事一定要想得開,千萬不要胡思亂想。”

這時,她才意識到,對方是把她當成了想要輕生的人。

就是這樣的一件小事,王麗春一直記到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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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早年的合影

在失獨協會這樣的大家庭中,同樣上演着一些溫暖瞬間。

2021年,大年初一。陸大姐的夫妻因病住院,在進行了10X24小時的陪護後,她的身體終于扛不住。求助帖丢到群裡後,馬上就有人主動請纓,接替她的護理工作。

聽多了獨居老人意外身亡的新聞,今年春天,協會裡建立了一個獨身女子(孩子、夫妻相繼離世)微信群。

每一天,群裡的成員要在固定時間段互相問好,如果有人逾時沒說話,就會接到徐成良的電話,若電話沒人接聽,就會有人跑到家裡檢視情況。

徐冬香就曾因沒及時回複群裡的消息,而收到問候電話,“那天是因為給我媽媽燒周年,沒顧上看手機。”她解釋。

除此,誰家水管跑水、馬桶失修、暖氣不熱一類的小事,也總有人無償伸出援手。

五年間,他們一起過生日,一起吃年夜飯,一起參與活動,溫暖别人的同時,也接受着來自他人的溫暖。

“這正是我們創辦協會的目的,抱團取暖。”徐成良說。

但失獨協會的目标不止于此,他希望未來可以建成一所由協會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運作的獨立養老院,“我們都是有着相同處境的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不會觸碰對方的痛處。”

隻是,聯想到死亡,王麗春仍會感到有一些失落,“用我們東北話來講,就是連個摔喪盆子的人都沒有啊。”

(注:圖檔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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