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阮玉英，今年15歲。我媽在上海一個張姓大戶家裡做女傭。
而我的故事也就從這個張家豪門中開始。
我出生在1910年，在那個馬上就要步入民主的時代，三六九等的等級觀仿佛長長的辮子一樣，依舊留在人們心裡。
我媽經常跟我說，你在學校不要說自己是女傭的女兒。這樣我會生活的開心一點。
1925年的某一天，張家的小花園裡。那天陽光特别的好，夏日的清風吹的人松松懶懶的。我就坐在了花園的草地上，曬着太陽。
“你是誰？”一個聲音從背後傳來。我扭過頭看去。
說話的人穿着白色的襯衫，白色的西褲，高高的個字，帶着一隻金色邊的眼鏡，皮膚白白的，感覺在太陽的照耀下，閃着光芒。
我急忙站了起來，說到：“我是李嬸的女兒，阮玉英”
“哦，你就是李嬸的女兒，我叫張達明。你在這裡曬太陽？”男人仍然微笑的說
“恩”我點頭回應說
他擡頭看了看太陽，說到：“确實挺舒服的，我能跟你一起曬太陽嗎”
“可以”。他看我這個傭人孩子，眼睛裡卻異常清澈，平和.....迷人。
那天我們坐在草坪上聊了很久，後面我才知道，他是這棟豪宅的四少爺。在我驚訝他身份的同時，也對他的那種親和有了更深的好感
後來，他經常來找我，給我送了很多我很喜歡的東西，甚至跑到學校來接我。慢慢慢慢的，我們走到了一起。
那年我15歲，他18歲。
他時常變得法的給我弄各種好玩好看的東西，還帶我出去玩。
有一次他帶我去他爸跟他二伯開得一個電影公司，他二伯看我氣質不錯，就讓我也去試試戲。慢慢的我開始去客串一些小角色，漸漸得我開始喜歡上了演戲。
終于在1926年，我投考了明星影業公司，正式成為演員，改名為：阮玲玉。
接着我的演藝之路就正式開始。
短短的幾年時間裡，我拍攝了十幾部影片。一躍成為了上海灘的當紅影星，被所有人所喜愛。
可又能想到這個當紅影星，隻是個傭人之女。
上帝是公平的，他賜予了我事業的蒸蒸日上，同時也悄無聲息的剝奪了我其他東西。
張達民，這個在我15歲時就走進我的内心的男人，慢慢露出了本性。在父母去世後，他沒了資金收入，但是他不願意工作，靠着我的收入依舊保持着自己的吃喝玩樂。
這個以前眼睛有光的男人，現在眼神裡隻有欲望以及拿不到錢的兇狠。
我已經不認得這個男人了.......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我所在的電影公司遭受到重創，為了躲避戰争，我離開了上海，去了香港。而就在香港我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二個男人：唐季珊。
跟他初次相識是在一個酒會上。當時也隻算是萍水相逢而已。可是後面，他開始頻繁聯系我，知道我是逃難來香港，時不時的噓寒問暖，給我送各種必需品的等等。
在這麼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這麼一個男人的關心，是任何女人也無法抵擋的。特别跟張達民比起來，他簡直就是個完美的人。
回到了上海，我選擇離開了張達民，住進了唐季珊給我買的上海新閘路上的沁園邨9号樓，與他生活在一起。
唐季珊比我大了十幾歲，或許就是年長所帶來的成熟跟穩重，讓我心裡很踏實。在他的身邊，我感覺到了自己是一個女人，一個被人保護的女人。
可是讓我沒想到的是，噩夢在這份踏實之下悄然孕育。
噩夢的開始是張達民。可能是因為自尊心作祟，也可能是因為我這個搖錢樹沒了的緣故。他開始像個無賴一樣不斷糾纏我，向我勒索要錢。在沒得到錢之後，開始不斷去法庭控告我跟唐季珊，污蔑我，把我的過去，所有的隐私全部告訴給小報記者。
而唐季珊自然也是無法忍受這種侮辱，一紙束狀聲譽誣陷張達民告上法庭。還要求我在報紙上登報說明我們在一起之間的經濟是獨立，以此來保住自己男人的尊嚴。
這兩個我最深愛的男人開始為了自己的私心，自己的名譽，自己的欲望。把我推向了最前面，然後把我的一切，一點一點的在大衆面前展示了出來。
但是最讓我幾乎崩潰的是：在我痛苦無助的時候，唐季珊卻跟我的朋友梁賽珍有了親密的關系。
此刻得我心中的郁結與悲痛已經無法用語言形容。我隻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拍攝電影上面。
而在我拍攝新片《新女性》時。我認識了蔡楚生，這部劇的導演。
這個男人。他會在拍完電影後，安撫我的情緒，會在我郁郁寡歡，愁雲慘霧的時候坐在我身邊，溫柔的開導我。
遭遇過無賴的張達民和不忠的唐季珊。我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的想要抓住他，可是已婚的他最終沒有選擇繼續陪在我身邊。
這顆稻草就這麼消失了。
當《新女性》上映後，那些雜志小報借着機會把我的過去種種再次拿了出來，不斷的鞭打，不斷的抨擊，不斷的嘲笑，而我仿佛赤身裸體一般站在人們的面前。
但是，此刻得我沒有恥辱或者憤怒，我隻是感覺累了。
晚上，我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然後上街買了一碗最喜歡的八寶粥，将早已準備的安眠藥放進去，然後吃了下去。
躺在床上，我閉上眼睛，回想起了母親覺得我鳳根名字土，要給我改名的場景；想起了那個夏天，那個草坪，那個白衣白褲，斯文溫柔的男人；想起了那個成熟穩重，紳士内斂的男人，想起了那個體貼入微，陪伴左右的男人。
阮玲玉，逝世于1935年3月8日，享年2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