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阮玉英，今年15岁。我妈在上海一个张姓大户家里做女佣。
而我的故事也就从这个张家豪门中开始。
我出生在1910年，在那个马上就要步入民主的时代，三六九等的等级观仿佛长长的辫子一样，依旧留在人们心里。
我妈经常跟我说，你在学校不要说自己是女佣的女儿。这样我会生活的开心一点。
1925年的某一天，张家的小花园里。那天阳光特别的好，夏日的清风吹的人松松懒懒的。我就坐在了花园的草地上，晒着太阳。
“你是谁？”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我扭过头看去。
说话的人穿着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西裤，高高的个字，带着一只金色边的眼镜，皮肤白白的，感觉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光芒。
我急忙站了起来，说到：“我是李婶的女儿，阮玉英”
“哦，你就是李婶的女儿，我叫张达明。你在这里晒太阳？”男人仍然微笑的说
“恩”我点头回应说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说到：“确实挺舒服的，我能跟你一起晒太阳吗”
“可以”。他看我这个佣人孩子，眼睛里却异常清澈，平和.....迷人。
那天我们坐在草坪上聊了很久，后面我才知道，他是这栋豪宅的四少爷。在我惊讶他身份的同时，也对他的那种亲和有了更深的好感
后来，他经常来找我，给我送了很多我很喜欢的东西，甚至跑到学校来接我。慢慢慢慢的，我们走到了一起。
那年我15岁，他18岁。
他时常变得法的给我弄各种好玩好看的东西，还带我出去玩。
有一次他带我去他爸跟他二伯开得一个电影公司，他二伯看我气质不错，就让我也去试试戏。慢慢的我开始去客串一些小角色，渐渐得我开始喜欢上了演戏。
终于在1926年，我投考了明星影业公司，正式成为演员，改名为：阮玲玉。
接着我的演艺之路就正式开始。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拍摄了十几部影片。一跃成为了上海滩的当红影星，被所有人所喜爱。
可又能想到这个当红影星，只是个佣人之女。
上帝是公平的，他赐予了我事业的蒸蒸日上，同时也悄无声息的剥夺了我其他东西。
张达民，这个在我15岁时就走进我的内心的男人，慢慢露出了本性。在父母去世后，他没了资金收入，但是他不愿意工作，靠着我的收入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吃喝玩乐。
这个以前眼睛有光的男人，现在眼神里只有欲望以及拿不到钱的凶狠。
我已经不认得这个男人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我所在的电影公司遭受到重创，为了躲避战争，我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而就在香港我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
跟他初次相识是在一个酒会上。当时也只算是萍水相逢而已。可是后面，他开始频繁联系我，知道我是逃难来香港，时不时的嘘寒问暖，给我送各种必需品的等等。
在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么一个男人的关心，是任何女人也无法抵挡的。特别跟张达民比起来，他简直就是个完美的人。
回到了上海，我选择离开了张达民，住进了唐季珊给我买的上海新闸路上的沁园邨9号楼，与他生活在一起。
唐季珊比我大了十几岁，或许就是年长所带来的成熟跟稳重，让我心里很踏实。在他的身边，我感觉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被人保护的女人。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噩梦在这份踏实之下悄然孕育。
噩梦的开始是张达民。可能是因为自尊心作祟，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摇钱树没了的缘故。他开始像个无赖一样不断纠缠我，向我勒索要钱。在没得到钱之后，开始不断去法庭控告我跟唐季珊，污蔑我，把我的过去，所有的隐私全部告诉给小报记者。
而唐季珊自然也是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一纸束状声誉诬陷张达民告上法庭。还要求我在报纸上登报说明我们在一起之间的经济是独立，以此来保住自己男人的尊严。
这两个我最深爱的男人开始为了自己的私心，自己的名誉，自己的欲望。把我推向了最前面，然后把我的一切，一点一点的在大众面前展示了出来。
但是最让我几乎崩溃的是：在我痛苦无助的时候，唐季珊却跟我的朋友梁赛珍有了亲密的关系。
此刻得我心中的郁结与悲痛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拍摄电影上面。
而在我拍摄新片《新女性》时。我认识了蔡楚生，这部剧的导演。
这个男人。他会在拍完电影后，安抚我的情绪，会在我郁郁寡欢，愁云惨雾的时候坐在我身边，温柔的开导我。
遭遇过无赖的张达民和不忠的唐季珊。我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的想要抓住他，可是已婚的他最终没有选择继续陪在我身边。
这颗稻草就这么消失了。
当《新女性》上映后，那些杂志小报借着机会把我的过去种种再次拿了出来，不断的鞭打，不断的抨击，不断的嘲笑，而我仿佛赤身裸体一般站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此刻得我没有耻辱或者愤怒，我只是感觉累了。
晚上，我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然后上街买了一碗最喜欢的八宝粥，将早已准备的安眠药放进去，然后吃了下去。
躺在床上，我闭上眼睛，回想起了母亲觉得我凤根名字土，要给我改名的场景；想起了那个夏天，那个草坪，那个白衣白裤，斯文温柔的男人；想起了那个成熟稳重，绅士内敛的男人，想起了那个体贴入微，陪伴左右的男人。
阮玲玉，逝世于1935年3月8日，享年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