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隐龍 來源：法治日報法學院 原載《法律博物館：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華館）》，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圖為“皇帝之寶”玉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自秦漢易代後，玉玺似乎就是“天命權力證書”，得玉玺者可得天下，而無玉玺者縱然當了皇帝也是“白闆天子”。從法律關系的角度來看，玉玺在這裡成了一個無記名式權力證書，有着“占有即所有”的屬性，而且居然還能跨朝代通用，成為後世野心家争逐的對象。小小一枚玉玺，為何會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
玉玺的奇幻漂流
作為中國古代皇權的标志，玉玺其實還有一個前身：禹鼎。傳說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之後，令九州州牧貢獻青銅，并将其鑄造成了九鼎，以一鼎代表一州，九鼎自然就代表天下。夏商周三朝，禹鼎一直作為傳國重器存放在都城，作為統治者權力的象征。春秋時期，楚莊王熊旅問禹鼎的大小輕重，意欲取代周朝，由此留下了“楚王問鼎”的典故。
楚王的野心，最終由秦始皇實作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憑借“六王畢，四海一”的赫赫武功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秦朝，并開始進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想方設法突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其中之一便是将玉玺的使用權壟斷在皇帝手中。
如果說以玉玺為皇帝特權的制度設計還僅僅是秦朝的“一廂情願”，獻玺這一儀式被後繼王朝的開國君主所接受，就使得玉玺的繼受正式成為王朝更疊的象征。而劉邦接受玉玺的背後，也有着特殊的時代背景與個人因素。西漢的開國君主劉邦出身于亭長，在六國的衆多舊貴族面前，其顯然需要一個論證自己“天命加身”的證據，而這枚玉玺顯然是最好的道具。劉邦之後，玉玺在曆代漢皇手中傳繼，直到王莽篡漢時，也是以逼迫皇太後交出玉玺為标志，秦始皇的玉玺成了貨真價實的傳國玉玺。
東漢建立後，玉玺輾轉為漢光武帝劉秀獲得，一直傳至漢靈帝手中。經過秦、西漢、新、玄漢、東漢數朝四百餘年的層層加持，玉玺的象征性被無限擴大。
不過，玉玺至此已經有了一絲奇幻色彩。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雒陽——東漢都城——一片動蕩不安，玉玺也在混亂中失蹤。董卓之亂後，孫堅進軍雒陽時發現一口枯井冒出“五色氣”，于是派人下井檢視，由此撈出了玉玺。玉玺被孫堅撈出後遭到了袁術的觊觎，袁術拘禁了孫堅的夫人才将玉玺奪到手。然而，袁術當然沒有想到，這枚玉玺帶來的不是帝王氣，而是喪鐘。
袁術敗亡後，玉玺歸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并随着曆朝更疊一次次流傳于不同的皇室。《北史》中載：“二漢相傳，又曆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曆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隋朝滅亡後，蕭後攜玉玺逃入突厥，直到唐太宗時期玉玺複歸于中原。之後玉玺又經後梁傳至後唐，最終随着後唐末帝李從珂的自焚而滅失。之後各朝雖然常有玉玺複出的消息，但早已真僞難辨，反倒是玉玺所代表的“天命”，長久流傳于世人心中。
走下神壇的玉玺
從宏觀角度來看，玉玺之是以被曆代君主所追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家天下”之外成功開拓了一條通向法統之路，為各朝提供了“天命”的邏輯起點。玉玺是一項“權力證書”，它意味着皇權可以突破血統與世系，在新的君主身上紮根，進而開創新的時代。然而，玉玺超越朝代的法律地位也一步步走向衰落，而衰落的起點，正在理學昌盛的宋朝。
後唐末期，玉玺随着李從珂自焚而消失，直到北宋紹聖三年（1096年），鹹陽百姓段義無意中挖出了玉玺，這個已經消失近百年的法統權力證書才重新進入朝廷的視野。按傳統來說，這算是難得的吉瑞，本應是一件盛事，然而不少儒士冷眼相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劉恕之論：“正統之論興于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傳以為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扼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在綜合考量之下宋哲宗趙煦最終還是接受了玉玺并改元元符。在改元诏書中，趙煦如此強調：“朕統承聖緒，紹述先猷，克享天心，屢蒙佳贶……申錫無疆，神玺自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封诏書出具後不到三十年，北宋就滅亡了……
到了明朝，玉玺受到的“輕視”更上了一個台階。明朝玉玺兩次“複出”，一次是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當時的禮部尚書傅瀚評論道：“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則僞造以欺人；得之，則君臣色喜，以誇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載……”另一次是在天啟四年（1624年），這一次，發現地的巡撫程紹遞交了一份奏折：“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當複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阙廷，迹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玺，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傅瀚有“受命以德不以玺”，程紹有“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玺”，可以看出在明朝官員眼中，玉玺已經不再是法統的權力證書。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眼中，玉玺更成了一件普通的“玩好舊器”，在《國朝傳寶記》中，這位“十全老人”以“君人者在德不在寶”八個大字，為玉玺作了蓋棺論定，玉玺的公權力史，由此畫上了句号。
作為中國曆史上重要的法統權力證書，玉玺承載的不僅僅是王朝的更疊史，更是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史。從秦漢魏晉隋唐諸朝皇帝對玉玺的追逐，到宋元君主對玉玺的沖突态度，再到明清帝王對玉玺的輕視，中國的封建政治制度也變得日益健全、成熟。玉玺的封神之路幫助中國人擺脫了“家天下”的束縛，而其走下神壇時，帶走的還有整個時代對“天命”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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