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基建三問：何為基？新在哪？如何建？

本文由《電化教育研究》授權釋出

作者：鄭旭東 周子荷

摘要

教育新基建的推進，在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層面上存在着三個亟須回答的關鍵問題：何為基？新在哪？如何建？在時代變遷、技術擴散和教育變革互相交織的宏觀場景中，教育新基建的“基”即奠基：為資訊時代教育生産方式的變革奠定物質技術基礎;教育新基建的“新”，主要展現在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為支撐實作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品質發展這一新的戰略目标上;關于如何建，文章提出要以複雜系統的思維來認識并駕馭教育新基建的複雜性，把戰略規劃與變革管理結合起來。

關鍵詞：教育新基建；數字化轉型；高品質發展；戰略規劃；變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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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新基建三問：何為基？新在哪？如何建？

新基建被譽為構築數字時代的新結構性力量[1]。《關于推進教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建構高品質教育支撐體系的指導意見》的頒布，吹響了教育領域新基建的号角。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為支撐的教育新基建，将為現代化程序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品質發展提供新的強大物質技術基礎。對一些基本的理論和方法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更好地推進新基建及其戰略目标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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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基：在時代變遷、技術擴散與教育變革的交織中把握教育新基建的曆史意義與戰略價值

有關教育新基建的第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即教育基礎設施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可以凝練為“何為基”。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真正把握教育新基建的曆史意義與戰略價值。

(一)時代變遷、技術擴散與教育變革互動作用中教育基礎設施的演進

任何教育變革都不是憑空發生的。時代思潮和社會變遷為教育變革提出了理想追求和目标導向。但任何教育理想和目标的達成，隻有在相應的物質技術基礎的支撐下才能成為現實，否則便隻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樓閣，最終淪為一個又一個教育的“烏托邦”。從宏觀的社會曆史程序來看，時代變遷在前端引領，技術擴散在後端支撐，一前一後共同推動着教育變革的車輪滾滾向前。時代變遷、技術擴散和教育變革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作用構成了教育資訊化創新發展以及教育進步最根本的邏輯[2]。隻有立足于時代變遷、技術擴散和教育變革三者互相交織的宏大曆史場景之中，才能真正了解和把握時代大潮中教育新基建作為教育變革之“基石”與“底座”的真谛。

馬克思曾經指出，“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3]，深刻揭示了基礎設施作為“基石”與“底座”對經濟社會發展乃至社會曆史演進的重大影響。教育長期以來都是一個主要依靠人力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因技術含量不足，生産率一直處于比較低下的水準[4]。心理學家斯金納20世紀50年代曾經感慨“教室的機械化水準連家庭的廚房都不如”[5]，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技術變革是多麼艱難。從裝備水準和技術含量來看，和其他行業相比，教育是一個相對落後的社會部門。時至今日，這一狀況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否則便不會有“喬布斯之問”。

教育基礎設施是一個教育系統正常運轉的物質技術基礎，構成了這個系統的底座與基石，為系統功能的發揮、特别是教育教學等各項業務的開展提供條件支撐和公共服務。在漫長的社會曆史程序中，教育基礎設施中“基礎”的作用長久穩定，“設施”的形式日益豐富，塑造了不同時代的教育形态。在農業社會，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在“學園”或“私塾”這一給定的實體空間中圍繞語言、文字、紙筆展開，催生的是學徒制的教育。進入工業社會，以機械化為特征的印刷技術構成了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支撐，在此基礎上産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學校”，催生了班級授課制式的教育。到了資訊社會，教育資訊化的長足發展為教育提供了以資訊化為特征的基礎設施，資訊化教育的新形态正或隐或現地出現在曆史的地平線上。

(二)教育新基建将為資訊時代教育生産方式的變革奠定物質技術基礎

在教育基礎設施演進和教育改革發展的互動中要注意區分兩種革命：“教育革命”(Education Revolution)和“教育的技術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Education)。前者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而後者則是技術學意義上的。教育革命必然包含着技術方面的革命，但技術方面的革命并不必然導緻教育革命[6]。不能把教育革命等同于教育的技術革命，更不能用教育的技術革命取代教育本身的革命，因為教育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系統。

但同時也要意識到，教育本身作為一個社會生産系統，同樣遵循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教育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樣，核心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沖突運動。教育的生産力受教育的生産工具制約，同時又決定了教育的生産關系，而生産工具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教育的生産工具的進步，即教育的技術革命，為教育革命奠定了基本的物質技術基礎。自工業革命以來，始終不乏教育革命的曆史呼聲，但教育的面貌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究其原因，還在于教育本身并沒有能夠像其他社會生産部門一樣，利用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技術創新構造起一整套全新的、體系化的生産設施，進而催生出全新的生産方式。以學校和教室為代表的教育的基礎環境以及以書本和紙筆為代表的教育的生産工具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教育的生産方式自然也一直停留在工業革命以來介于機器大生産和手工勞動的工廠手工業這一中間狀态上[7]。就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沒有新的物質技術基礎為支撐，教育不可能發生革命性的改變。教育新基建的革命性意義正在于以教育的技術革命推動教育本身的革命，即通過新一代資訊技術的全方位應用，為教育構造一個全新的基礎環境，提供一套全新的生産工具，進而為教育變革提供一種全新的物質技術基礎。

《關于推進教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建構高品質教育支撐體系的指導意見》指出：“教育新型基礎設施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資訊化為主導，面向教育高品質發展需要，聚焦資訊網絡、平台體系、數字資源、智慧校園、創新應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8]它以新技術為支撐，為教育提供數字轉型、智能更新、融合創新等服務。作為國家新基建的一部分，教育新基建同樣包含資訊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具體來說，教育的資訊基礎設施包括以5G、物聯網、衛星網際網路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鍊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和以資料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它将為教育提供一個全新的數字基座，使學校建立在網絡而不是房屋之上。教育的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網際網路、大資料、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教育基礎設施轉型更新。它将使已有的教育基礎設施經過徹底的數字化改造後産生脫胎換骨般的變化，集空間實體環境、虛拟技術環境和文化心理環境于一體，以強大的技術能力讓校園更智慧，讓課堂更透明。教育的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産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産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它将為即将到來的教育革命持續地提供新工具，不斷地注入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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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哪：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為支撐實作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品質發展

教育新基建的“新”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手段上看，表現為技術新，即教育新基建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的普遍應用為教育創新發展奠定新的物質技術基礎;第二，從目的上看，表現為目标新，即教育新基建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緻力于實作教育的數字化轉型與高品質發展。二者結合在一起，展現了教育新基建推進中目的和手段的統一。

(一)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為支撐推動教育的數字化轉型

新一代資訊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先導，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分别是下一代通信網絡、物聯網、三網融合、新型平闆顯示、高性能內建電路和以雲計算為代表的高端軟體。[9]在教育新型基礎設施體系中，不管是資訊網絡、平台體系、數字資源，還是智慧校園、創新應用、可信安全，其建構與發展，都以5G、人工智能、大資料、物聯網、雲計算、區塊鍊、虛拟現實、增強現實等新一代資訊技術為支撐。

教育新型基礎設施的建構與發展，将推動教育的數字化轉型。歐盟委員會認為，數字化轉型，即通過先進技術的融入及實體和數字型系的整合，獲得創新型業務模式和新流程的新優勢，并實作智能産品和智慧服務的創造[10]。數字化轉型具有豐富的層次。在技術層面上，是指新數字技術的使用;在組織層面上，涉及組織流程的改變或新業務模式的創生;在社會層面上，意味着教育體系全方位的重構[11]。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是指通過新一代資訊技術在教育新基建中的創新應用，把教育從勞動密集型行業轉變成技術密集型行業。這将是自現代意義上的學校建立以來，教育領域内最深刻的一場“工業革命”。如果說在這場革命之前，教育的各項業務，主要是靠人力為主、機器為輔，那麼在這場革命以後，教育中的大部分業務将主要交給機器來完成，在生産方式上超越工場手工業的水準，實作真正意義上的機器大生産，并在這一過程中實作規模化與個性化的統一。

必須指出的是，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并不僅僅隻是技術的引入和應用[12]，更重要的是“人”的改變[13]，其最終目标是完成教育的“制度轉型”(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而這正是教育變革的核心所在。所謂制度轉型，是指對一個機構賴以建立和運轉起來的那些核心思想、價值觀念、結構流程、行為模式、文化氛圍等進行有目的的、根本性的、集中深入的、影響深遠的變革的過程[14]。教育的制度轉型意味着整個教育體系的重構和教育生态的重塑，集中展現了新一代資訊技術通過新基建給教育生産方式帶來的深刻裂變。教育主要是一種資訊型實踐[15]，以資訊基礎設施為基礎和關鍵支撐的教育新型基礎設施體系極大降低了這種資訊型實踐中對各種資訊資源進行統籌協調的時間和空間成本，且伴随着時間的推移會極大提升教育的勞動分工和生産力水準，進而增加教育産品與服務的供給及教育系統本身的複雜性，産生新的教育生産方式。伴随着生産方式的改變，教育的生産關系也将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分班授課和分科教學為核心的現代教育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都将瓦解，以課堂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書本為中心的傳統教育将退出曆史舞台，作為教育生産關系之核心的師生關系的重構将進入新的曆史階段，教育革命随之到來。

(二)在數字化轉型的曆史程序中實作教育高品質發展

新基建支撐和推動教育的數字化轉型，是服務于高品質發展這一重大現實需求的。高品質教育體系建設是現代化程序中我國教育改革創新與發展的重中之重。教育高品質發展不僅是一個基本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現實問題。高品質的内涵是和一個國家教育發展所處具體階段及其要服務的經濟社會發展這一更為宏觀的目标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邁向教育現代化2035的曆史征程中，高品質的教育至少展現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是均衡，即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生态系統中，教育的“貧富差距”不能過大，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應該都能夠獲得可以切實促進自身發展并實作階層流動的教育公共服務。20世紀50年代以來，教育作為準公共産品的屬性日益彰顯，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教育發展新訴求，公平正義更成為中國教育改革的時代主題。第二是優質，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接受的教育公共服務都是有品質的，其核心是作為教育系統基本主體的學校教育的品質要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有品質的教育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準進入一定階段之後必然會出現的追求。第三是創新，衡量一個教育體系是否是高品質的教育體系，很關鍵的一點就是看這個教育體系是否具有不斷進化的能力。對一個教育體系而言，創新能力是持續保持和提升品質的關鍵。第四是永續，即這一教育體系是否能夠長時間地處于優質均衡的狀态，并始終保持創新的能力。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教育要服務于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目标，自身也需要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即既能夠滿足當代人的教育需求，同時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教育需求的能力[16]。

高品質教育體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作出多方面的努力，教育新基建在其中将發揮基礎性的支撐作用。教育均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二是教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教育新基建中圍繞新型資源和工具、資源供給、資源監管對數字資源的新布局，既有助于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覆寫面，同時還有利于提升資源供給與應用服務的精準化水準，并保證普惠公平，避免陷入數字鴻溝。教育品質的提升和創新能力的發展則有如一個硬币的兩面，需要通過創新教育教學模式，轉變教學與學習方式，提升教育管理與服務效能來實作。教育新基建中圍繞資訊網絡、平台體系、智慧校園和創新應用展開的一系列戰略布局，則有助于重組教育教學的業務流程，轉換教育發展的動力結構，實作品質提升和創新發展的雙重目标。教育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斷增強，則主要有賴于新生态系統的建構。在新基建整體推進的過程中，以資訊網絡、平台系統、數字資源為基礎支撐，立足智慧校園開展應用，以可信安全為其保駕護航，将可有效規避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風險，重塑和優化教育教學的新生态，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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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複雜系統方法論引領下的教育新基建之戰略規劃與變革管理

《關于推進教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建構高品質教育支撐體系的指導意見》明确了教育新基建包括新網絡、新平台、新資源、新校園、新應用和新安全在内的六大基本方向和二十項具體任務。在國家新基建的總體藍圖下推進教育新基建創新發展，需要新方法論的指南，以實作發展方式轉變。

(一)以複雜系統的方法論駕馭教育新基建的複雜性

新基建的興起标志着基礎設施建設進入了一個以大規模、智能化、數字化平台為基石的戰略發展新階段。有學者指出，為了更加全面準确地把握技術基礎設施與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系，有必要采用跨學科的系統方法[17]。教育新基建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以複雜系統的思維來認識并駕馭其複雜性。

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複雜性水準一般由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即項目本身在結構上的複雜程度、項目在推進過程中面臨的各種不确定性以及項目建設存在的各種限制性條件[18]。首先，從内容上來看，教育新基建涉及六大基本方向和二十項具體任務，且互相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這決定了其在結構上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一般意義上的教育資訊化項目。其次，不管是教育的數字化轉型，還是高品質發展，都始終處于動态變化之中，這決定了教育新基建在目标上的不确定性;而新一代資訊技術仍處于持續發展之中，則決定了教育新基建在手段上也面臨着不确定性。此外，教育新基建無論是在發展的宏觀環境，還是在可以調動和支配的資源上，也都面臨着整個國家新基建的制約，這進一步增強了教育新基建的複雜性。

複雜性理論是一種具有指導意義的元理論，常常被用來了解一系列處于演化中的自然和社會系統[19]，是一種面向複雜系統的方法論，有助于駕馭教育新基建的複雜性。其最重要的價值在于為教育新基建确立了一種新的系統觀，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論。複雜性理論把教育新基建視為一個始終處于演化中的複雜自适應系統，而不是一個處于孤立靜止狀态的機械系統。從複雜性理論的視角看，教育新基建不僅靜态地包含對象化的物質實體，而且還注重站在系統生成與資訊流動的角度進行資料間的傳導與互動，進而建立起網絡狀的基礎設施連通，并最終以流動的“比特”為橋梁建立起物質系統間的意義性關聯[20]，引領教育新基建不斷走向新境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産實踐屬于物質能量型實踐，教育則是一種資訊型實踐。它需要的基礎設施顯然不僅僅隻是其他社會生産部門所需的物質型基礎設施。從器物型、裝備型的基建工具到數字化、智能化的基建環境，教育新基建突破了傳統基建以物質與能源為主的模式，建立起一系列類似于“資訊高速公路”“賽博空間”的基礎設施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開創了新基建發展的新境界[21]，以服務于教育這種獨特的資訊型實踐。

(二)以戰略規劃和變革管理的結合推進教育新基建

教育新基建在複雜性理論的引領下，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不僅需要從以技術本位的軟硬體基礎設施建設轉向以人為本位的資訊技術服務創新，從行政管理系統的流程再造轉向資訊技術支撐的課程教學與科研方式變革，還要實作一個更為關鍵的轉變，即在發展模式的戰略選擇上，要把戰略規劃和變革管理結合和統一起來。

當代社會組織的發展越來越具有不确定性，彼此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密切，這使戰略規劃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新一代資訊技術發展非常迅速，各種新興技術還處于起步階段，發展前景尚不明朗。在這種情況下，僅靠傳統意義上孤立靜态的戰略規劃，很難保證教育新基建的順利推進。資訊化和全球化時代的教育變革充滿了不确定性，教育新基建的戰略規劃應該遵循漸進主義的邏輯，即在确立了推動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品質發展這一戰略願景和目标後，具體的行動計劃應具有充分的靈活性。是以，教育新基建的戰略規劃并不是一個刻闆的行動路線圖，而是在混沌和不斷試錯中逐漸趨近目标。

以新基建推動教育的數字化轉型，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教育資訊化的創新探索，其中潛藏的各種不确定性無疑蘊含着風險。如果說傳統的教育變革是步長值符合正态分布的“布朗運動”，那麼新基建推動的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則是步長值符合重尾分布的“萊維飛行”，對于探索未知而言具有顯著優勢，但同時也因不可預測而使風險系數急升[22]。正如教育史家庫班(Larry Cuban)所言，技術變革教育的軌迹不可能像子彈飛行的軌迹那樣處于完全可預測的狀态，而是像蝴蝶飛那樣，充滿了不确定性[23]，新一代資訊技術變革教育的曆史軌迹更是如此。這樣一來，如何駕馭新基建推進中面臨的各種潛在風險，切實避免教育資訊化實踐中長期普遍存在的“買得多用得少”[24]以及“有變化而無改良”[25]等問題，就既需要為變革制定可行的戰略規劃，又需要有駕馭變革的上司能力。此時，變革管理的地位開始凸顯。

變革管理是戰略規劃在實踐中的延伸，即在規劃落實過程中，當組織成長遲緩，内部不良問題産生，愈加無法因應外部環境變化時，制定組織變革的政策，将内部層級、工作流程及組織文化進行必要調整并改善管理，以實作組織的順利轉型[26]。變革管理是20 世紀80年代以來，在應對複雜多變的系統性變革現實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管理理念、實踐與藝術，是當代管理理論的一大創新，蘊含着對變革程序中風險控制的底線思維。它使管理實踐從傳統的封閉走向開放，從簡單走向複雜，從規範走向創新，從靜态走向動态，對于規劃落實和變革過程中的風險控制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教育新基建以實作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品質發展為己任，作為一場技術驅動的教育變革，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轉型，很容易像脫缰的野馬一樣失去控制[27]。變革管理則蘊含着掌控複雜變革的智慧、政策與高超的上司藝術，為教育資訊化的上司者駕馭這匹可能脫缰的野馬提供了缰繩[28]。

戰略規劃和變革管理是保障教育新基建順利推進，實作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品質發展的兩大基本條件，也是身處變革時代的教育資訊化上司者必須具備的兩項基本上司力。戰略規劃讓上司者在凝聚共識的基礎上給變革确立一個明确願景，為變革指明了方向，而變革管理則可以使變革不至于因阻力太大半途而廢，或因失去控制而誤入歧途，讓教育新基建在向變革願景邁進的過程中，能渡過各種激流與險灘而安然抵達變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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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教育新基建的革命性意義在于以教育的技術革命推動教育自身的革命。新一輪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即将拉開帷幕，将構成教育資訊化2.0時代技術變革教育這一曆史程序中的又一個重要裡程碑，而其展現的将是方興未艾之新一輪科技革命支撐下資訊化教育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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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鄭旭東(1980—)，男，山東臨沂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周子荷，華中師範大學 人工智能教育學部， 湖北 武漢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