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複 來源：人民網 2018年08月14日
1920年10月，張申府和李大钊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毛澤東曾不乏幽默地稱他為“我的頂頭上司”。然而，似乎多數青年人沒聽說過這位“大人物”——張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雜志的編輯提及寫關于張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自由知識分子？或是被民盟開除的“另類”？這位年青的編輯反問我，張申府是誰？他做過什麼？
拜訪張申府開了眼界。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國政協機關工作。1984年5月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開幕前夕，一個偶然的機會，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對我說，“現職”政協委員、91歲的張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機關來，他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後來“退黨”了，參加了民盟，20世紀40年代末發表一個“聲明”犯了錯誤，為此民盟開除了他，他的老伴劉清揚也為此和他離婚了。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在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員，1957年反右時，他被劃為“右派”，現在倒是“摘帽了”……近兩年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過去，我隻聽說過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周恩來是何等偉大的人物，他怎麼會有入黨介紹人？并且，這個介紹人退黨參加民盟後還被開除了？并且，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張申府最後變成了圖書館研究員？并且，他還健在！？
不可思議!
那天下午，我在政協機關的院子裡終于見到了姗姗來遲、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我的兩個同僚小心翼翼地推扶着他。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鶴發童顔，神态安詳。我急忙走上前去，幫着同僚們推扶着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在他進辦公室和老同志談事之前，我懷着崇敬夾雜而又着幾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幾個同僚站在張申府身後與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親說起了今天的“奇聞”，父親聽後淡淡地說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張申府、沈鈞儒、李公樸等幾個人在漢口辦過《全民周刊》。”
沒想到，張申府還是我父親張仲實的老同僚。
我決心去拜訪這個神秘的“介紹人”和這個“老同僚”。打聽到張申府年邁體弱，一般情況下常在家裡，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幾經周折，我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西側的一條僻靜的胡同裡找到了張申府的家。
那時已是下午4時了。那是一個破損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門沿街敞開着，門上的漆皮大部分剝落。我向院子裡探頭看了看，院子裡雜住着三四戶人家，小院很靜，靜得有點悲涼。
我遲疑地站在院子大門前，心想這是張申府先生的家嗎？
我鼓起勇氣走進院内，連問了幾聲。北房住所的門口，走出來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進屋内，看來，她是張申府夫人了。
走進屋内，我看到客廳正中的牆上，挂着直頂到天花闆的一大幅國畫，上面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壽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個碩大的仙桃。在畫的側面放着一排書櫃，裡面有一部分是泛黃的古線裝書。
我正欣賞那幅國畫時，張申府從裡屋來到了客廳。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裝，頭發花白，精神蠻好，那雙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來回地轉動，顯得有點兒神秘。倒是他那寬大的臉龐和厚嘴唇給人一種憨厚踏實的感覺。他個子較高，有點駝背，不戴眼鏡，卻有一副學者的氣質。
我說明前些天在政協機關的院子裡見過他，今天來此目的是想聽聽他對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訪報道。當然，我打探他那“傳奇般”的經曆是主要目的，不過不好明講罷了。
張申府客氣地請我就座，但他舉止拘謹，好像不大會應酬人，又似乎躲着什麼，他隻是對我連聲說“喝茶、喝茶”。如果我不開口，他是不會先說什麼的，這倒使我有點不自然起來。
“聽說您很早就認識周總理了？”寒暄了幾句話後，我有意拿這句可能使他感興趣的話題做引子。
果然，張申府眼睛閃過一道異樣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說：“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園和周恩來認識的。當時是五個青年進步團體在陶然亭舉行茶話會，決定‘改造聯合’。周恩來代表天津‘覺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國學會’。那時期，李大钊和我正醞釀成立北京共産主義小組。”
“聽政協的同志說，您很早就加入黨組織了？”
“是啊！”張申府興緻來了，他驕傲地叙說着自己的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時代。
“五四運動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和李大钊、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每周評論》，還擔任過《新青年》編委。那時李大钊、陳獨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這兩個刊物的負責人，胡适也是這兩個刊物的編委，我和他們很熟。1920年春天，共産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大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後又由李大钊介紹他到上海找陳獨秀。1920年8月，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隻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談成立黨的問題。9月中旬，我因羅素來華講學專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陳獨秀家，我們兩人就籌組黨組織事宜多次交換意見。回京後李大钊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産主義小組，後來我們發展了張國焘，張是北京共産主義小組的第三個成員。”
“後來您去了法國？”我問他。
看到我全神貫注地在傾聽他的講話，張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談:“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幾個人同船去法國。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被聘為法國裡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學的。那時，上海、北京、廣州、長沙均已建立共産主義小組，臨行前，李大钊、陳獨秀委托我在法國建立巴黎共産主義小組。”
張申府說，周恩來是1920年12月去法國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紹劉清揚入黨。緊接着，他和劉清揚又一起介紹周恩來入黨。當時入黨手續是：他和周談話後，即寫信向陳獨秀報告。這年春天，他和劉清揚在巴黎結婚，由于周恩來和張申府夫婦在國内就相識，特别是周恩來與劉清揚同為天津“覺悟社”的戰友，周恩來他鄉遇故知，十分興奮，常去他們住處，對各種問題進行熱烈地讨論。
不久，由上海又來了兩個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他們兩人都是在上海入黨并由陳獨秀介紹來巴黎的。這樣他們5個人（張、周、劉、趙、陳）成立了巴黎共産主義小組。小組成立後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張申府為編輯，周、趙撰稿。第二件事是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這個組織在1923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旅歐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是書記。
“那時您對周恩來是什麼印象？”我問道。
張申府說，在法國他住在巴黎大學對面的一個旅館裡，常去大學聽課，内容是數學、哲學、邏輯學，其餘時間自己做功課。而周恩來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動。在張申府的記憶裡，留法期間的周恩來，英俊潇灑，才華橫溢，工作勤奮，團結同志，在留學生中有極高的威信。
張申府說：“1922年2月，我和周恩來、劉清揚一起坐火車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國期間，我和周恩來一同介紹朱德入黨。朱德要求入黨時，是我和他談的話。當時朱德在國内已是頗有名氣的将軍，但他不遠萬裡來到柏林追求進步，為人非常謙虛誠懇……”
說着，張申府起身從裡屋拿出幾張有點褪色的儲存多年的相片給我看：
一張是1923年在德國柏林，4位風華正茂的青年，周恩來、張申府、劉清揚、趙光宸，站立在參天大樹下的合影。
另一張也是在柏林，是張申府與朱德等七八個“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後兩排，張申府和前排的幾個人互相面對面地坐着，都把臉整齊地一同側向照相機，這種集體合影照頗有點味道，照片中的張申府戴着一副眼鏡，眉清目秀，很斯文。
還有一張，那是1919年在國内，張申府和好友李大钊、梁漱溟、雷國能4人同遊北京中山公園時的合影……
看着這幾件“證物”，我感覺身上湧起陣陣熱流，禁不住對張申府先生肅然起敬。
張申府告訴我，1922年底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時，其負責人是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張申府，下設旅法、旅德、旅比三個支部。他還憤憤地說，旅歐少年共産黨中的頭頭任卓宣（葉青，後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很壞，1923年在巴黎召開的旅歐少年共産黨代表大會上把他給開除了，但是共産國際很快給他平反了。
張申府回憶說，1923年底，他途經莫斯科回國。在莫斯科時，曾在東方共産主義勞動大學趙世炎處住了兩個月。在此期間，他聽過那時聲譽很高的聯共（布）黨内的理論家布哈林的演說，并見到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當時是共産國際東方部主任。維經斯基對他說了許多鼓勵的話，他還見到了被孫中山派赴蘇聯的考察團團長蔣介石、副團長張太雷。蔣介石得知他在法國的活動後，對他十分客氣。
“您還在蘇聯見過蔣介石？”我驚奇地問。
“是啊，是啊。”張申府一臉不屑回答我問題的樣子。
張申府接着說，1924年春節，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廣州，說現在國共合作，廣東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見陳獨秀，陳和他徹夜長談關于國内外的形勢和國共合作等問題。
1924年2月他到達廣州，受到國民黨要人的熱烈歡迎；并參與籌建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的工作，因為他是當時從歐洲留學生中第一個回來的“左派”。在廖仲恺家裡，廖要他推薦國外留學生中有才能的人，他開了一個15人的名單。
張申府對我說，他開出的人名單中第一名是周恩來，他還要廖彙去回國的路費，因為周恩來等人在歐洲生活很拮據……
張申府還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我在廣州身兼四職：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孫中山任命的；廣州大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還給蔣介石當德語翻譯。”
談到這時，張申府已不再拘謹，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畫着，說到得意時，頗有點眉飛色舞、前俯後仰的樣子。他縱情談論着，陶醉在金色的回憶中。你想不到，90高齡的老人還有那種神态。
“您的這些經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憶感染了，打動了，我真誠地對張申府先生說，“許多青年人都不知道這段曆史，您應當好好整理整理。”
張申府聽罷，斜視了我一眼，不動聲色地說了一句：“我和毛澤東相識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麼，還有毛澤東？心想，五四運動時期，張申府和李大钊、陳獨秀、胡适同為《新青年》、《每周評論》的編委，他又與李大钊等人建立了北京共産主義小組，到歐洲後還成為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又與蔣介石、廖仲恺共事來往，中國現代史上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中國現代史上兩大政治對立集團的領袖人物，都和眼前的這位圖書館研究員共事交往過，張申府這種“全方位”、“立體式”的人生履曆真令人驚詫。
張申府接着對我說，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兼北大圖書館編目股股長，主持圖書編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澤東經楊昌濟教授介紹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他和毛澤東是那時相識的。當時25歲的毛澤東，每月工資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報閱覽室”，也就是第二閱覽室，有時還要做些雜務，如為圖書館主任李大钊的辦公室整理書刊報紙等。毛澤東做圖書館助理員是從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澤東後來和斯諾談話時說過：我在李大钊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張申府說，毛澤東不忘舊交，他在長征到達陝北以後，1938年秋天，毛澤東把剛寫成不久的名著《論持久戰》寄送給他，當時張申府在漢口工作。
我看到張申府拿出當年毛澤東寄給他的一本尚未裝訂的，用幾張大印刷紙折疊成冊的《論持久戰》，繁體字，豎排版。書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書裡還夾着一封毛澤東給張申府的信，現根據我當時的筆記抄錄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戰已曆周年，全國軍民為争取最後勝利而曆戰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實系于茲，惟如何取得勝利各方持論未盡從同……澤東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有所講述，撮其論旨著為《論持久戰》一冊，自知管窺蠡測無當于大雅之林，然獻曝微忱亦且聊盡匹夫之責……
緻民族解放之敬禮！
毛澤東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國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訴張申府，一次閑談，章士钊向毛澤東提及張申府的工作安排問題，毛澤東說：“那是我的頂頭上司啊……”
張申府侃侃而談，他那愉悅的心情也感染了我。這時，我的腦海裡卻閃出一個問号。
“聽說，您後來退黨了？”我脫口而出，話音未落就自覺失言。
“哦……”張申府遲疑地應了一聲，他低頭用力吮了一口茶，沒有回答我。
這個問題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後悔不該那樣冒失地提問，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難回答的，正是那些透過玫瑰色眼鏡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問題。
我假裝環視室内的書畫，尋思找個話題岔開……
這時張申府帶着某種權威的口吻對我說道：
“那是1925年1月黨的四大時，大家為一個問題發生争執，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不服氣他們。我說，同意我的觀點我就留下來，不同意我就滾蛋，最後我一甩手走了。”
是擺老資格？是書生意氣？還是政見分歧？張申府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黨組織58年，再沒回來。
“唉！”張申府歎口氣，搖搖頭說，“以後趙世炎見到我向我提過兩次，說希望我回到黨内來，可我一直沒回去。”
“那您後來做些什麼事情？”我問他。
“主要是教書，我在廣州時是大學教授，後來又在暨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做教授，一面教書、一面寫些文章，主要是哲學方面的，也搞點翻譯。”
“您的外語很好。”我說。
“還可以吧。”張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這時，張申府向我大談羅素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談中他毫不掩飾對羅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說他在這些大學授課，一大重點就是講述羅素的思想。
“抗戰爆發後，我先是在武漢，後來在重慶……”
“以後周恩來和您還有聯系嗎？”我問他。
“當然，當然。”張申府連聲說，“周恩來沒有忘記我。我參加一二九運動後，清華大學解聘了我的教授職務，生活無着落。1938年我去武漢做軍委政治部設計委員時，生活仍然緊張，工作經費也有困難。當時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有意照顧我，還給我寫了信。”
說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裡屋摸索着拿出那封儲存多年的信，現照錄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長(陳誠)兩信，均經批回，其要點為：
一、每月所需經費，由渝經理分處按月照規定支付；
二、遷移費發五百元；
三、張委員至各處一行，旅費照發。
根據此批，我已令總廳會計室照辦。經費自7月份起，月發一千元，在此處領七八兩月共二千元，以後到渝按月領，請向總務廳直接接洽。遷移費亦照領。旅費俟兄規定行程後再領。
此複，即緻
敬禮！周恩來（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59頁）
周恩來寫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這封信，張申府對我說，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親在重慶病逝，他去吊唁。時隔不久，周恩來特意給他寫信緻意。接着，張申府又拿出周恩來的一封信給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啟者，先嚴棄養，承蒙友好姻親多方吊唁，或勞玉趾，或辱瑤函，或賜挽章，或頌刍束，悼死慰生，無任銘刻。惟來以卧病之後，複當大事，心痛體弱，緻未能一一登門踵謝，用答隆誼。惶悚之餘，特函告罪，請恕失禮。哀此奉複，諸維矜察，并頌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來 鄧穎超 哀 啟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22頁）
張申府還告訴我，1940年在重慶，一次蔣介石召見國民參政會的部分參政員，蔣在會上大罵他“不但寫文章反對政府，還在防空洞裡反對政府”。不久，他的參政員被除名，接着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也被取消，薪金沒有了。生活拮據，日趨困難，就在這時，周恩來出面讓他在《新華日報》上辦了一個《科學專頁》副刊，每月送給他50塊錢，以接濟生活。
以後，周恩來又托徐冰給他送來延安産的一條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雲寺舉行的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會上，張申府又見到周恩來，周恩來知道他長期研究羅素哲學，談話中，周恩來高興地對他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羅素又要來中國講學了……
張申府感慨地說：“周總理沒有忘記我……”他慢慢說道，“我最後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會，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好說話，他托羅青長過來問候我。”
想到多年來張申府已淡出公衆的視野，我想起了“聲明”的事，不禁問道：“聽說您建國前在民盟時有個什麼‘聲明’吧？”
我盡力不動聲色，想說的含糊點，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張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鍋問到底”。
“唔！”張申府局促不安地縮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顔，他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那是我一時弄岔了，過去的事了……喝茶……”他臉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這個問題要就此打住。
“您這樣高壽，很懂養生之道吧，生活規律，鍛煉身體？”我這樣對他說，想借此擺脫我陷入的窘境。
“談不上什麼養生之道。”張申府說，“我不大鍛煉身體，就是公園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讀書，每天還要看6份報紙。要說養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達些……”
在張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談中，我卻感到他的眼神裡流露出幾分傷感。
“建國後，您還繼續學術研究吧？”我說。
“是啊！”張申府寬慰地說，“我的工作，還有住房都是周總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做些翻譯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來我沒有發表過文章……”
“平時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兩個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門。圖書館的上司對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沒受什麼沖擊，大概是‘四人幫’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問。
張申府說：“這些年，和我來往比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這時，張申府的老伴又一次進到客廳給我們兩人倒茶，她說這些年來，張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們兩人談得來，每年他們都要見面幾次，前幾個月，也就是這年春節他們還見面長談了一次。
談到“文化大革命”，張申府喉嚨哽塞地說：“我還可以，就是劉清揚遭大罪了！”
說這話時，淡淡相思寫在張申府的臉上，我知道劉清揚是他早年的戰友、伴侶，後來分開了，就請他多說兩句。
“唉，”張申府歎口氣說，“她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和周總理很熟，沒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把她關押了八九年，在監獄裡搓煤球進行勞動改造……1979年劉清揚得到平反，我在她靈前做了一副挽聯：‘生離死别千秋遺憾，志同道合萬世一心’。”
這副挽聯反映了張申府對劉清揚的眷戀和他内心的傷痛。看着張申府喟然而歎的樣子，我不敢問他和劉清揚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問題了。
這時，張申府靜靜地凝視着窗外。窗外，陽光已漸漸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着他的額頭、鬓角，端詳着歲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迹……
沉思了一會兒，張申府對我說：現在國泰民安，形勢大好，隻是我體弱多病，不便參加會議，也無精力看許多會議檔案了……
臨别前，我拿出相機，說希望給他和夫人拍個紀念照，張申府高興地叫老伴坐到他身邊，由我拍了幾張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請他的夫人給我和張申府拍幾張紀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樣子，大概是累了，我們已談了兩個多小時，也到了他家吃晚飯的時間，我便向他告辭。張申府起身送我，蹒跚地走到門檻前，還說了句客氣話：
“走好啊……”
告辭張申府出來後，我走在他家那條僻靜的胡同裡，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燈把街邊的樹木變成奇形怪狀的圖案灑在路面上，晚風迎面吹來還有些寒意。人生際遇的感慨悄然襲上心頭：人生的差異竟如此之大！
當年在歐洲有同樣的追求，同樣的信仰，同樣的行動的幾個熱血青年，張申府、周恩來、朱德，30年後，其中一個成為幾億人口大國的開國總理，聞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個則是指揮千軍萬馬氣吞山河的元帥，聲名赫赫的開國元勳；而那位在北大圖書館和張申府一同工作過的湖南青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洪亮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動了全世界。
張申府先生呢，這些巨人的老同僚、老熟人，卻在北京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裡，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黃的古線裝書。張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
【作者：張複 來源：人民網 2018年0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