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開國領袖毛主席為革命事業所做的突出成就，舉國上下無不敬重。尤其是曾與毛主席一起行軍打仗的軍官戰士們，更是十分欽佩他的軍事才能，但毛主席并不是一開始就得到全軍全黨上下的認可。
井岡山時期，就有不少人覺得毛主席的某些做法不合乎規矩，其中就包括朱德與陳毅。朱、陳二人與毛主席在軍隊建設上有着巨大的分歧，曾數次反對過毛主席提出的主張。
1927年，毛主席看到城市道路行不通，便決定先在具備一定群衆基礎的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自此有效地完善了工農紅軍的後勤裝備。
與此同時，有一隊從南昌出發的人馬正加速趕往井岡山。
1928年4月，朱德與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成功發動湘南暴動，遭遇敵軍猛烈的追擊。為儲存起義軍的實力，他們隻好率領軍隊往井岡山撤退。
毛主席派出袁文才率領的第二團向西行進接應湘南農軍，自己則帶着第一團前去阻擊國民黨的追擊力量，掩護朱德成功撤退。
毛主席與朱德率領的隊伍終于彙合，經過讨論，決定将兩支軍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稱為紅軍第四軍），由朱德擔任軍長，毛主席為軍委書記，陳毅任教導大隊隊長。
合編後的紅軍有六個團，其中主力是由南昌起義軍剩餘力量組成的第二十八團和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基礎上形成的第三十一團。
井岡山上紅軍的戰鬥力大大加強，然而由于朱德和陳毅是軍人出身，毛主席則是一介書生，身份、經曆、思想、眼界的不同，導緻他們在合作的時候産生了避無可避的分歧。
他們三人的最大分歧點在于軍隊建設時應堅持集權還是分權，關于這個問題雙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發展到後來，朱德與陳毅都明确表明反對毛主席的主張。
毛主席始終是堅持在軍隊中，黨是有着絕對上司力的，軍隊内實行民主集中制，這種民主表現為“從上到下”，也就是軍隊必須要“聽黨指揮”。
當時毛主席身兼湖南省委前委書記與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紅四軍軍委書記則由陳毅擔任，由于特委與軍委都得聽命于前委。是以紅四軍的決策權其實是掌握在毛主席手中。
朱德與陳毅等人認為軍隊都是毛主席在“一人上司”，缺乏民主，再加上彼時毛主席正年輕氣盛，且在以大局為重的情況下，有時會為堅持自己的主張，多次壓下别人的争議，這也加劇了毛、朱、陳三人之間的沖突。
朱德與陳毅則在思考分權問題以及認為黨内民主應是“由下至上”，這個分歧在1929年1月曾引起朱毛二人之間的激烈讨論。
當時蔣介石在湘贛兩省集結近三萬兵力，準備向井岡山發起進攻。毛主席、陳毅、朱德率領紅四軍向贛南方向出發，以打破敵人的封鎖圈。
正值寒冬，我軍在山區埋伏作戰時面臨着衣物單薄與糧食短缺的現實問題，而沿途沒有黨組織，部隊遇到不少麻煩之事。
有人建議前委分機關活動，就此毛主席與朱德便争論起來，卻始終沒有得出可讓雙方互相信服的結果。考慮到分散活動極可能被敵人逐一擊破，毛主席便将這一提議暫時擱置。
直到部隊進入到粵、閩、贛三省交界的羅福嶂山區，大家才在這裡召開會議，決定暫停紅四軍軍委的行政職能，變更為軍政治部，毛主席兼任該部主任，主要負責軍隊的政治說服、群衆工作以及籌集款項等事宜，軍内各級黨委改由前委直接上司。
身兼數職的毛主席所幾乎将軍隊的各項權利總攬于一身，朱德與陳毅本就對權利過于集中有意見，如此一來，他們二人更加笃定毛主席在軍隊内的作風是屬于“家長制”。
更何況這時軍隊所面臨的環境十分惡劣，既要熬過嚴寒，還要忍受蚊蟲叮咬，這些嚴重激化了沖突，大家開始直接将分歧點搬到台面上來讨論。
沖突一觸即發之際，朱德迎來了一次将自己對軍隊的設想轉為現實的機會。毛主席帶領着紅四軍轉戰至閩西的途中，得知蔣介石與桂系軍閥決裂的消息，一番考量後，讨論決定在閩西贛南間開展遊擊戰争。
為适應目前的戰争形勢，毛主席對軍隊再次進行改編，朱德在此時提出想要恢複“紅四軍軍委”。
這時，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劉安恭被中共中央派遣到紅四軍，他與朱德是同鄉，另外在軍事思想上兩人較為貼近，是以就是否恢複軍委一事，他是站在朱德這一邊。
盡管毛主席堅決反對，但這項提議仍被通過，新四軍内重新設立起臨時軍委，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
劉安恭
任職後的劉安恭，開始對毛主席提出的原有政治主張肆意發表反對意見。他想效仿蘇聯，利用臨時軍委來限制前委，更有意想讓這個軍委從臨時變為正式的，使前委失去決策權。
為解決是否建立軍委的問題，紅四軍專門在這年五月底召開前委會議。
毫不意外，這次會議爆發了一場激烈的争論。
以朱德和陳毅為代表的一方認為既然軍隊叫紅四軍，就要有專門的軍委，并且指責前委管得過多。而毛主席這一方則覺得由前委直接領帶軍隊更有利于部隊頻繁轉戰的實際作戰情況。
毛主席看到衆人情緒非常激動，争吵不休，他認為再這樣下去對軍隊的建設極為不利，深思熟慮後毛主席就在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以書面形式提出辭去前委主任的請求。
毛主席的決定讓所有人震驚不已，朱德等人經過一番讨論，決定取消臨時軍委一職，免除劉安恭臨時軍委主任的職位，然而争論之聲依然存在。
為在紅軍建設中各方可以達成統一的意見，紅四軍七大在龍岩城内召開，會議由相對中立的陳毅來主持。
此次大會号召大家就自井岡山以來的各類問題進行讨論，會上代表們分别對毛主席與朱德所提出的主張進行反駁，在最後的會議決議案中，給予毛主席黨内“嚴重警告”的處分，對朱德則是書面警告。
與此同時，大會改選紅四軍的前委委員會，毛主席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此刻卻落選，被選上的是陳毅。
毛主席當時有病在身，大會的結果使其更加心力憔悴，無奈隻好離開紅四軍，以前委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去指導地方工作。
1927年7月，國民黨對紅軍發起“三省會剿”，紅四軍在失去毛主席的指導後，每次的作戰會議都沒有讨論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結果，甚至在作戰政策上出現錯誤，與國軍作戰時接連失利。
為了共商禦敵之策，朱德與陳毅決定前去找毛主席，向他請教軍事作戰的問題。讨論結束後，陳毅獨自上海進行彙報。
後續作戰的親身經曆使得朱德認識到毛主席此前所提出的主張的正确性，他當時曾說：“朱毛紅軍，朱離不開毛。”恰逢紅四軍第八次大會将要在福建上杭召開之際，朱德想讓毛主席回來參會，于是匿名寫去了一封信。
毛主席收到信件後表示如果紅四軍黨内的是非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他是不會回來的，而且他的身體抱恙，實在沒有更多的精力來處理軍隊内務。
雖然毛主席拒絕複職，可他還是啟程趕回上杭。大家見到毛主席确實重病在身，就讓他留在上杭休養一段時間，之後再随着閩西特委轉到蘇家坡繼續休養。
而另一邊，陳毅已成功抵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針對紅四軍黨内争論的情況，中共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成立委員會。周恩來提議讓陳毅起草一封訓示信，即“九月來信”。
該信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其他一些紅軍建設原則，要求紅四軍應維護朱毛二人的上司，毛主席應仍任前委書記，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絕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一詞來削弱指導軍隊的權力。
帶着這封被賦予重大使命的信件，陳毅回到紅四軍向朱德彙報黨中央針對軍内問題所做出的訓示，而且在當晚召開的前委會上，把信件的所有内容傳達給軍隊所有人。
會議結束後，陳毅着筆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和毛主席之間的争論已經得到正确解決，他還直接承認在紅四軍七大、八大所犯下的錯誤。
其實陳毅一直都很欣賞毛主席的謀略，隻是在關于軍隊權力集中與否的問題上，各自主張不同而已。
陳毅将這封信與“九月來信”一起寄給毛主席，邀請毛主席回來擔任前委書記，同時強調這也是黨中央的意見。
收到“九月來信”後，毛主席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回到紅四軍複職。這讓朱德感到十分高興，他對毛主席說：“過去的話我收回，我早就盼着你回來了！”在當夜，陳毅還特意準備酒菜為毛主席接風洗塵。
毛、朱、陳三人終于握手言和，今後的戰事中，他們将齊心協力、并肩作戰，一直到新中國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