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我兒子考上碩士研究所學生，在出發要去攻讀時，我送給他一個小小徕卡相機，并說了這樣一段話：從今以後，你要經曆很多事遇見很多人。一個人一生留住的人不會超過100人。就用這個相機拍下這100人，親人同學朋友，拍下他們的面孔他們的溫度，再寫下與每一個人互動關系中最難忘的細節。這樣堅持做好，就會是一本最好的《生命記錄》，可以出一本很好讀的圖書。我兒子因為學業緊張，以及參加工作之後的匆忙等原因，這個“生命記錄”基本上落空了。不過我終于明白，能沉靜下來記錄人生細節及生命狀态，不是二三十歲人分内的事。對生命的珍重和感懷，正是我們這些年過半百之人的長項。我決定做這件事。幸有智能手機這麼一個好東西，它随時都能發揮記錄的作用。比起當年我們隻能靠大腦記憶來留住那些難忘的人難忘的場景，如今手機可以幫助我們留存一切美好。我翻看過往的手機記錄，願把這幾年留存在微信裡的人，以及我當時記錄下來的文字，打理一番，能夠發表出來，表達“留住留存”的珍惜。當我整理這些人與事時，我發現留存在我心中的人，都是對生命充滿激情和渴望的人。他們都是内心閃閃發光的人，那些光從他們的眼睛、他們的口齒中跑出來，成為推動我們共同氣場的力量。生命旅途，一個人将會越來越信任艱難的事物和在衆人中間感到的寂寞。不過，在擁擠的人潮裡，總會有那麼一些人，被你留住，值得留存。與你同行的人，比你要抵達的地方更重要。
經年不見的人一直都在
貫穿生命的靈感和詩意，一定與成長的時代和環境關聯。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詩歌中國”的氛圍，特别是大學校園的學子，既是80年代的好青年，又是長發飄飄的小詩人。文學的閱讀和雕琢，讓那個時代的青年都擁有一種特别的人文氣質和情懷。永遠有多遠，這種氣質和情懷就相伴多遠。人海茫茫，總有留存。當讀過海軍、繼明、西山諸位先生的詩歌，這種“永遠”的感覺卻上心頭。上世紀80年代末，我作為《固原日報》的副刊編輯，N次編發過海軍、繼明、西山的作品，也甚為喜愛他們的文字，對他們豐富的精神和豐盛的創作多有敬佩。三十年一路走來，沒想到還有這樣的“以詩緻敬”機緣，仍然是編輯作者的互動與成全。千山萬水，濤聲依舊！共同的恪守無需強調，禮尚的遵從向來有序。即使有些人經年不見，而他們堅守着的精神、沉靜中的思考、未曾停歇的行動，長長久久的閱讀，持續有力的成長，都在時間和空間中彌散蔓延。屏上有幸讀到的這些文字，正是他們“寂靜與芬芳”的表達。家國情懷，故土親人；職場責任，奮鬥甘苦；故交新朋，千山萬水……我們依然喜歡的事物，讓我們總是眷戀且熱愛着；我們依然珍存的精氣，讓我們沒有懈怠還堅持着。
醜誼回來了
醜誼是我國中、高中的同班同學。上學時間點是1975年9月至1979年7月。醜誼六歲半時，父母親拖家帶口從天津市來到甯夏固原，父親到三營電廠，母親進三營醫院。在這個小鎮上，他們生活和工作了十四年。1983年，落實政策後，一家人遷回天津定居。醜誼的爸爸雖說是一位技工，但手風琴拉的真是音韻飛揚。醜誼的媽媽是一位兒科醫生，急救兒童時她會嘴對嘴做人工呼吸。是以，醜誼的爸媽，赢得了當地人的尊敬。醜師醜師，當年大人小孩都知道這位風度翩翩的風琴手。醜誼身上，父親的基因多，不僅長得帥，還唱得好。隻要是一場新電影放過，第二天，醜誼就能唱出主題歌。看過北韓電影《金姬和銀姬的命運》後，醜誼課間把我拉出教室，啊啊啊啊地給我唱。我喜歡聽醜誼唱，給他舞台就能上，上了就能亮的人。而我有些膽怯，隻會仰着頭向天唱幾句而已。緻青春，醜誼的帥，醜誼的唱，還有《金姬和銀姬的命運》啊啊啊，長久以來一直珍藏我心。醜誼不知怎麼搞到我電話，突然打來了，說要來銀川見我。他1980年參軍入伍到天水，1983年複員後不久就随父母回天津了。此次是參加老戰友老軍營相聚，從天水、寶雞輾轉來銀川。分别三十八年之後的見面，我好期待啊。走了這麼久，你變了沒有？你沒有變。至少還有你的歌聲與微笑。我們一起喝酒神聊，一起唱了紅星照我去戰鬥，一起見了他想見的女同學。醜誼還一遍遍打開手機，讓我看他的戰友他的軍營，說到動情處，他還掉眼淚。我問候醜誼的爸媽，醜誼說，都八十幾了，一個在家躺着，一個在醫院躺着。醜誼說，這次回來最大的收獲是，幫他爸找到了田風岐和葉文雄。田風岐是當年鎮子上的文化站站長，葉文雄是鎮子上的國小校長。我還記得田風岐的笑臉和葉文雄的大胡子。二人是醜誼的爸在三營時的神交，他們仨也是當年鎮子上的名人，可以說引領着公德心。醜誼說，三個人都八十多歲了，終于聯系上了，這次通上電話了，還視訊了。醜誼待了兩天，要走。我勸他，來一回不容易，多玩幾天。醜誼說，不行，二老還等着伺候呢。醜誼駕着他的私家車，跟少年時一樣的招牌一笑，揮揮手，開回天津了。
心有光亮不彷徨
1999年隆冬的一天，我去銀川南門附近甯夏醫學院附屬醫院開設的二門診看病，在交費視窗等待找零拿處方，發現收費窗裡桌上玻璃闆壓着剪下來的一篇文章，标題是《四十歲的困惑》，作者袁進明。我在報紙上讀過這篇，但讓一位長發美女收費員剪下來并壓在玻璃闆下“陪讀”，很讓我驚喜。我幾乎是跑回機關，找到了袁進明，把看到的情景描述了一遍，并鼓勵袁進明趕緊去找這位美女讀者。他去沒去，沒有求證，但我相信，擁有這樣讀者“粉絲”的作者，誰不高興呢！2013年3月，袁進明的作品集《悠悠我心》出版，看到書中有一篇寫原州區六窯鄉村民閻秀芳和小女兒自費創辦鄉村幼稚園的報道，因閻秀芳的長女王曉莉是我高中同學，正好有一天我要回固原參加另一位高中同學兒子的婚禮，應該能見到王曉莉，就向袁進明提出帶兩本《悠悠我心》給我女同學。厚厚的兩本，帶去了，喜事婚宴上，女同學接過《悠悠我心》，幾乎要落淚，原來她的母親已去世了。她托我代為感謝袁進明，為能有記錄母親的文字而感動。我見證了袁進明文筆的真實純樸，也見證了他閱讀和寫作的癡迷與情懷。能夠擁有書香陪伴的人，定是世間豐盛開心的人；能夠勤于思考筆耕不辍的人，定是心有光亮不會彷徨的人。寫過《四十歲的不惑》的袁進明，如今已跨過花甲之年，二十年我們曾在一個機關共事，後來又在不同崗位奮鬥，但我們的方向清晰，步履不停，互相激勵，保持思考與寫作的責任和習慣，從未中斷。編發完袁進明兩篇情真意切的散文，我的心中湧動快感和敬意。六十歲，隻不過是人生爽朗的哈哈大笑——路還長，書作伴，筆鋒健，老袁繼續！
從北京買回的兩本書
兩本新聞界大咖的著述：一本是艾豐的《經濟述評自選集》，一本是張建星的《觀念不是正方形》。前本1995年年初購于北京金台西路人民日報出版社書店，後本1992年夏天購于北京王府井書店。1995年7月，坐火車去北京出差，北京站下火車乘9路公交到水錐子，住在住過了的人民日報社招待所，辦理入住時還要提供機關開具的介紹信呢。1992年7月，被派往北京組稿采訪，逛王府井書店是必修課。1995年我作為甯夏日報社駐石嘴山市記者，駐站工作一年，随身帶的就是艾豐的這本書。每次提筆寫稿前，就翻看一遍，包括标題、結構、行文等，艾豐的激揚文筆、缜密思辨、觀點表達等，都别出心裁，堪稱是一本最好的新聞采寫教科書。張建星一開始是天津日報的記者，《觀念不是正方形》就是以“今早相會”個人專欄每天發聲的，結集出版成為他第一部作品。2006年3月，我與機關幾位年輕同僚去天津日報社考察學習，社長張建星專門騰出時間接待我們。他接待來訪者的标配是：邀客人一起坐在天津日報社造型像一艘大船的頂部，那兒是他親手設計的咖啡廳；他手中必握有一瓶法國依雲水；他激情四射的講述，一定會把客人帶向澎湃。張建星的同僚底下告訴我們，去解放日報社考察，晚飯後，他們一起去外灘，張社長要求大家跟着他，向對岸的東方明珠金茂大廈大聲呼喊：上海我愛你！2017年4月，中國報協在海口召開理事會，茶歇時，我主動走到會長張建星跟前問候，自我介紹後，提及珍藏的《觀念不是正方形》，他哈哈一笑，說：好早了！
五指打開喊“放手”
2008年9月8日中午，我與夫妻将考到哈爾濱上大學的兒子安頓好後，一起在學校西門一個叫“千口順餃子府”吃了分别飯。走出餃子館，我們打上一輛計程車，向學校北門駛去，那兒離兒子的宿舍近些，把他放到北門，我和夫妻不用下車，就直接去機場乘機返家。養了這麼大的兒子，第一次要留在千裡之外，一家三口，個中滋味，盡在沉默寡言中。說好的不下車，但是當坐在前排的兒子下車後，我緊跟着也跳下車，追過去。千言萬語，無從談起，父子對望中，都忘了是在别離。猛然間聽到一聲大喊，是年過半百的計程車司機伸出頭，一隻手五指不斷地合攏又打開，不停地随着這個動作在喊“放手放手”。我就趕緊跑過來上了車，發現夫妻在低頭用紙巾拭淚。計程車司機寬慰我們：“孩子大了，要放手。”哦，放手放手！是雄鷹，總要飛向天空；是小鳥，也要出去覓食。每每想起這聲渾厚響亮的“放手放手”，都給我增添着激情和力量。那次到機場下車時，我與這位姓馬的老司機互留了電話，表示如再次來到哈爾濱，就打電話約定用車。就在兩個月後的冬季，我又去哈爾濱，在首都機場轉機時，我撥通了老馬的電話，請他到哈爾濱太平機場接我。老馬高興地答應了。那次車上幾十分鐘的交流中，知道他是國企下崗勞工，家中育有一個身體殘疾的兒子，二十幾歲了。我聽了這個，不忍再多說話。計程車行到飯店門口，結賬時我說不用找零，老馬再三執意要找，言語、表情全是自尊和倔強。我隻好聽他的，拿回了三十元錢。從2009年起，十二年間每年除夕，我都會收到來自哈爾濱的祝福短信，發短信的主人就是這位老馬。而我的兒子，在哈爾濱上完四年大學，又去别的學校讀碩士，畢業參加工作都滿七年了。
魯能球迷祭先生
2013年10月29日，我攜父親、妻子、兒子，乘坐銀川至青島的火車，到濟南下車。此行按禮節拜訪兒子戀愛的女朋友父母家人。因目的地是淄博，離濟南百十公裡，通過朋友介紹，我們租用到一家公司的一輛轎車，說好費用、時間等，就上路了。我坐在副駕上，一路上與司機找話題聊天。司機姓祭，比我小幾歲，有着山東男人特有的敦實和口音。聊着聊着，就聊到共同的愛好上了：足球。他是山東魯能隊的超級球迷，從桑特拉齊、伊萬、圖拔，到布拉澤維奇，從宿茂臻、李霄鵬、李金羽到韓鵬，他無所不曉，能說到某一個精彩進球。他還表示：如再有機會到濟南，請我去主場看球賽。除了在車上聊足球很興奮外，對我攜三代家人來山東認親求婚，祭先生更是大加點贊。也許正是因為這麼一個禮儀，祭先生這些年每年過年，都會給我發來祝福短信，今年過年依然如此。我把祭先生發短信的事，告訴我兒子兒媳，他們咧嘴一笑。我把這事告訴我父親，我父親說：山東人，重禮節，要學習！
“彼此彼此”四個字
2004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重慶參加一個業務會議間隙，我獨自去解放碑抓拍街頭市井，看到一個戶外T型台上，一支由各種膚色的國外模特在走秀，吸引着很多人駐足觀看。我咔咔咔拍了不少，并生出念頭，能不能把這些模特引到銀川去，也搞這麼一場。當天晚上返程，我在重慶江北機場候機時，猛然間看見長得和NBA明星一樣的大個兒黑人走過來，這不是白天走秀模特中最高的那位嘛。我把相機打開，讓他看照片，他看見了自己，一臉驚訝，用結結巴巴的漢語說，是我是我，怎麼回事？我就一通比畫描述，并邀請他和夥伴能不能有機會去銀川表演。他當即把我帶到同在候機的一個中國女性面前。原來，這十七八位“國外模特”是北京服裝學院的留學生，由中國女老師帶隊，趁周末到各地“走穴”掙錢呢。來銀川的表演最終未能成行，但我與這位中文名叫小康的美國黑人小夥，有了持續交往。那年冬季，我去北京出差，打通了小康的電話，約定在一家咖啡店見面。他很快到了，見面禮是給我一個擁抱，很正式地帶着一套合作文案，坐下來用不标準的中文與我“談判”。後來幾年，隻要去北京出差有空，我都會約到小康，一起吃飯聊天，他還介紹與他同寝室的美國白人同學秦偉，與我認識并一起交流中國文化藝術，他倆曾心切地對我喊：我們要去銀川！由于條件限制，小康和秦偉來訪銀川，成為空談。但有次我去北京把兩瓶西夏王幹紅葡萄酒帶給他們，當三人舉杯開飲後，小康和秦偉幾乎異口同聲贊歎：好喝好喝！慢慢地就不怎麼見面了，甚至給小康打電話，也打不通了。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參加學習教育訓練，想起小康就試着再打電話，結果打通了，他居然在北京。我們很快見面，請他吃宵夜。原來小康同學留學生活結束後，就回到美國阿肯色州參加工作了，這次是帶父母親來中國旅遊。我問小康這幾年過得好不好，他突然埋頭抽泣，好久才擡起頭，滿臉淚水。原來他的奶奶去世了，我這一問把他的悲傷弄出來了。今年大年初一，我的手機冒出一條短信：老張你好！哎呀，是小康發自美國家鄉。我很高興，馬上回複了：在中國的春節假日，祝福您全家幸福，生活美好！很快我的手機又冒出四個字：彼此彼此！
琴師回來，都它爾還會再響
都它爾，琴聲渾厚、悠揚，是新疆維吾爾族鐘情的傳統彈弦樂器。它的名字來源于波斯語，“都”意為“二”，“它爾”是“琴弦”之意，即兩條弦的樂器。刀郎有一首歌《懷念戰友》，其中唱道：“當我和她分别後，好像那都它爾閑挂在牆上，瓜秧斷了哈密瓜依然香甜，琴師回來都它爾還會再響。”我的好朋友丁學明喜歡刀郎的這首歌，他總是愛哼唱其中一句：好像那都它爾閑挂在牆上。時間長了，我也會了，兩個人見面時，總會大聲吟唱這一句，表達不見不散、不見不閑的心情和狀态。2011年11月，我和丁學明前去烏魯木齊，看望我們共同的好友陳新平。有一天大半天不見陳新平，他忙在工作崗位上，我倆閑待在飯店等他。晚上陳新平風塵仆仆趕過來，丁學明開口唱起：好像那都它爾閑挂在牆上。三人捧腹大笑。幾天後要返程，去機場前陳新平帶我們到國際大巴紮逛街。物品真是太豐富了，我們散開分别選購東西，我發現了一個小樂器造型，問賣主是啥，回答是都它爾。我當即買了兩個，裝到手包裡。機場登機坐穩後，我從手包裡掏出兩個小東東，把一個給了丁學明，丁很驚奇，問啥東西，我悄悄告訴他：都它爾。丁低頭摸着它，一直不吭聲，心裡肯定起浪呢。
生命的每個角落都有芬芳
恰逢甯夏回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大慶之際，甯夏法治報策劃推出《五湖四海支甯人》欄目，一石擊浪，朵朵激蕩，記者們采寫都忙不過來了。強永利說，一位“支甯人”聽到采訪她，高興得不得了，說做好清炖羊肉在家裡等記者。我寫了啟蒙老師郭紀達，我的發小樊學林看到後發微信說：賢弟筆下猶如我心，謝謝圓了咱的夢，感謝從國小到高中為我成人付出辛勤勞動的前輩！草木也有情，人類更綿厚。每一個甯夏大地成長起來的學子，都有一方青青的草地青青的校園，都有終生難忘的親親的老師親親的同學。我的成長地三營鎮，給了我豐富的營養和高遠的天空。伴随着1958年自治區成立，小小古鎮迎來了一大批“五湖四海支甯人”。他們中有的是國小教師，有的是醫生護士，還有衛校、電廠、地質水文隊、林場等機關操着各地口音的職員和家屬、子女。五湖四海之融彙，構成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三營鎮獨有的人文特色。一位叫田風岐的從業人員，他所管理的文化站，是我和陳新平等同學的“大英圖書館”，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在那兒泡一兩個小時。文化站門口有一個閱報欄，我還不識字時，父親就帶着我駐足浏覽，成為習慣。三營醫院有一批來自祖國各地的專家大夫，那位高大帥氣的高大夫，在我五歲那年，騎着自行車來我家，搶救我生命垂危的奶奶，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他專注的動作和表情，我永遠銘記。我的求學之地三營中學，給了我廣博的知識和記者的夢想。曾新民和周啟朋老師都是北京人，夫妻二人從北大曆史系畢業，如綠葉一般随風飄落而來。他們都戴着眼鏡，長着淵博知識的臉，總是安靜地坐看讀書，其中周啟朋老師把閱覽室一套《莎士比亞全集》一本一本地讀完，接着再一本一本地重讀。1979年6月，當我們準備迎接聯考的時候，二位老師也在刻苦複習，準備考研究所學生，渴望以這種方式打回北京去，都如願以償。他們的學識水準以及後來從事的新聞職業，激發着我一定要當一名記者的夢想。我的國文老師王祥慶，甘肅泾川人，從西北師範學院畢業就來到固原任教，在三營中學教了二十五年書。他的闆書工整，橫豎撇捺中有正氣和剛毅。我和我的父親都是他的學生，如今兩代人對一位恩師的回憶和懷念，常常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個話題。而與我朝夕相處的同學，班級中有三分之一是随父母從祖國各地遷徙到三營鎮。劉曉東、蘭茂恩等“學霸”是我們的好榜樣。路晉軍總會借給我《上甘嶺》《雞毛信》這樣的小人書，袁大興總會分給我蕃薯和伊拉克蜜棗吃……萬水千山三營鎮，五湖四海支甯人。這樣一個“多元空間”，這樣一段“激情歲月”，雕刻與塑造了我和我的同學。我的五湖四海老師，我的五湖四海同學，他們說着帶有各地口音的國語，他們的相貌氣質與我們都不一樣。念茲在茲，我們的心中就有了對外面世界的向往，我們的精神就有了更為豐富的獲得和表達。難忘初心與出發，永遠懷念與珍存！
活着并且生動有力
白岩松有一本書，書名是《痛并快樂着》，他是國家記者央視主持人，高大上并且長一副憂國憂民的臉，我們沒有機會體驗到他的那種痛，小痛小癢還是有，而且都活得很平凡，不過我要說，我們要好好地活着，并且還要生動有力！活着并且生動有力，保有精神和能量的持續擁有，是我們和老師見面，我最想表達的心裡話。1983年至1987年是一個短缺的年代，短缺到我們好多同學不能確定每天吃到五毛錢的紅燒牛肉塊。但是，1983年至1987年也是一個奢侈的年代，奢侈到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買下尼采、培根、弗洛伊德、普希金、馬爾克斯的書，我們捧讀王蒙、張賢亮、馮骥才，我們吟誦北島、舒婷、顧城，我們聽鄧麗君，我們唱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大學四年，老師們五十左右，我們二十出頭，我們不能完全閱讀和了解到老師們的堅忍性豐富性複雜性。我們是聯考大軍的幸運者，但是我們幾乎什麼也沒有，沒有教材，甚至王慶同老師都要自己負責刻制油印；沒有教具，僅有闫承堯老師教我們用海鷗相機拍照片。是的，我們最奢侈的莫過于，我們擁有伴随1958年自治區成立而支甯的王慶同、劉世俊、郭雪六、陳學蘭、闫承堯等好老師。同樣的奢侈感就是挂在我們胸前的海鷗相機，這個東西是我們有别于中文系其他同學的唯一标志，感覺很美也很酷。是以，在母校甯大建校60周年之際，我們的相聚見面，就選擇在邬志斌老師工作室，這一塊空間更有穿越感更有融彙感；這一片光亮，也更能喚起激情和激勵。我們能夠相聚就是儀式，我們能夠看見，并且傾聽闫老師王老師，就是人生的勝利。相信真實的力量——我們相聚的理由是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複複中追問，我們相聚的價值是再回首我心依舊。還有一首好聽的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我們所仰望的最亮的星是什麼？是大學四年的學業和精神塑造，是海鷗相機聚焦的光亮，是闫承堯老師、王慶同老師的表情表述和豐富豐盛，是劉滢、薛金強、王健、王風琴、邬志斌等年輕老師的風度風範和陪伴引領。是以，我對八三新聞乃至甯大新聞學子價值觀的了解和倡導是：保持對精神和能量的持續擁有。相聚到達的闫承堯老師、王慶同老師，還有劉滢等老師，就是精神和能量最好的散發者傳遞人。我們所有到來的同學和學友，都是向往精神和能量能夠持續擁有的癡心人。一個正向而積極的人，精神和能量能夠持續擁有，活得生動并且有力，連表達和表情，甚至連氣質和體氣，都散發着芬芳和香氣。年屆五十，我們終于知道了氣場是什麼，知道了油膩指的啥，也了解了行屍走肉這句成語。誰說五十歲以後就不奮鬥了，誰說六十歲以後就不好活了，誰說八十歲以後就躺下了，請看我們的闫承堯老師，請看我們的王慶同老師，請看剛剛辦了退休手續的劉滢老師，他們依然葆有熱愛和眷戀。最好的紀念一定要有最好的表達，最好的表達一定要呈獻儀式感。在邬老師的工作室，我們可以迎接朝日初陽，我們可以回望初心起始，我們可以壯心勵志，我們可以加力加油。我們從來有傳承，有一句铿锵的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讓我們互相傳揚這樣的生命價值和情懷：精神和能量的持續保有，活着并且生動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