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取天下謀在張良，将在韓信，治國安邦有陳平。漢初羸弱，休養生息興農務本，國力日盛，文景之治奠定漢興之根基。文景二帝内外方略所倚重之臣，是晁錯。
晁錯輔佐文景二帝，舉賢良對策，力舉削藩，維護中央集權，上《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在内政外交軍事諸多方面都提出了建設性的方略，得到文帝景帝的賞識，累遷至禦史大夫，位列三公，與賈誼相比，可謂權重一時，才盡其用。
然晁錯的結局仍然沒有跳出賢士良臣固有的周期律，和賈誼抑郁而終相比，又要凄慘得多。因為削藩主張而樹敵過多，漢景帝削藩令尚未貫徹實施，打着清君側旗号的七王之亂驟然而起，晁錯便成了一場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漢景帝被迫以腰斬晁錯來平息藩王之亂，屈死了晁錯，沒有平息藩王之亂，卻實實在在的中了藩王分裂勢力的奸計。
良臣鮮有善終，名士多有不幸，似乎成了封建時代固有的魔咒。興邦強國，離不開“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人才脫穎而出容易，才盡其用則難，而善始善終尤難。曆代名士賢臣得以善始善終者寥若晨星。前有比幹、屈原、李斯，後世則不可勝數。晁錯之悲催，不在其滅族腰斬，而在其有興漢之功卻被當做誤國奸佞。
和一般的士人不同，晁錯不以文才見用，而以治國見長。西漢初期積貧積弱，屢受匈奴滋擾脅迫，人口銳減，邊防虛空。晁錯根據當時的國情，對内提出削藩以凝聚國力，對外提出“以蠻夷攻蠻夷”，主張以農為本，以商為末，勸農力本以興邦。這一主張非常契合漢初之國情，以休養生息為本的文景之治，最重要的切入點就是晁錯在《論貴粟疏》裡提出的“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積蓄，以實倉廪”。
《論貴粟疏》不是一個誇誇其談的建議，而是一部高屋建瓴，有理有據，又有具體對策和可操作性的研究報告或提案。晁錯首先從漢初國情的角度予以分析，指出欲使天下安定，不能靠“嚴法重刑”，隻能使民務農桑。務農桑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民安居樂業。“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饑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由此，晁錯确立了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興國安邦必須以農為本。農不興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國不穩。至于如何興農，晁錯的政策是“薄賦斂，廣積蓄，以實倉廪，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以農為本，必須棄商歸農。晁錯認為 “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之為貴，而且貴金玉賤五谷會使“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是以“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晁錯不無憂慮地說：“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
以粟為賞罰，而不是以金玉為賞罰，這是貴五谷賤金玉的具體措施。晁錯提出“損有餘，補不足”，認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晁錯不僅闡述了貴五谷賤金玉的重要性，而且還明确了措施和政策，理據充分，令人信服。
漢文帝非常賞識晁錯的思想，任命晁錯為太子家令，輔佐太子。漢景帝即位後，力排衆議擢升晁錯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晁錯也實堪其用，重農輕商之國策，使西漢走出了困境，國力日益強盛，至漢武帝初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鄙廪庾盡滿”。重農輕商，以農為本的思想，不僅興漢有功，而且也澤被後世，對促進民安居樂業，維持社會穩定，乃至凝聚中華文明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
輔國以忠，興邦有道的良臣晁錯，有柱國興漢之功勳，卻遭滅族腰斬之厄運，莫不令人扼腕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