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府
三、董府的修建及其格局
光緒二十八年春夏之際，董福祥退居金積堡。早在清同治九年（1870），董福祥随清軍攻占金積堡後，曾與張俊、李雙良分别成守金積堡。這期間，董福樣已在金積堡建有府邸，以安置家眷。此算當年第一座董府。待1902年再居金積堡時，已非昔比，盡管他是罪臣。時尚有随從兵丁數千人，原來的董府已無法容納，原址又無法擴建，遂在今甯夏吳忠市西南十幾公裡處，即吳忠與青銅峽公路西側、餘家橋附近重新選址，于1902年動工修建。此外，當年吳忠城内建有董福祥祀祠，門上有磚镌對聯一副：萬裡封侯，威震鐵塞，一代名将，望重銀川。以此聯概括董福祥的一生，基本是公允的。
（一）宮保府的概況
新董府位址，原是當地郭舉人的一片湖地。為使地基牢固，董家用了數百峰駱駝從磁窯堡馱煤，湖底全部用煤墊起，厚處深達2米，上面再夯以黃土，前後花去半年時間。整個府址占地面積（包括四周董營村）三千多畝，建府過程曆時三年多，用工三百多萬人次，耗糧五百萬斤。耗費銀兩，據說是光緒二十年董福祥晉京觐上時特賞建府銀三十萬兩。
（二）宮保府的修建格局、規模與建築風格
董福祥雖然革職，但在清政府看來，他維護西北地方安靖的作用并未完全失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政府還是想依賴于董福樣的。是以，董府的規模是按尚書銜提督格局修建的。董福祥僅革去提督職，太子少保銜仍在，故建成的董府因“太子少保”銜而以“宮保府”相稱。
董府平面呈長方形，四周圍夯土院牆，高8.5米，整個建築坐西向東，為“三宮六院”式布局，中間為一進兩院，其主體建築為一硬山式重檐兩層樓閣，前後左右配以門樓、廂房、照壁、回廊。磚雕石砌描紅畫綠，布局嚴謹，工藝考究，充滿府院住宅的濃郁氣息，是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四合院建築。現在已被列為甯夏回族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董府的進修分内寨和外寨。外寨今已無存，内寨儲存尚且完好。一般堡寨多是坐北向南，董府内寨大門卻向東，這似乎是表明董福祥雖被罷黜，遠離朝廷，但心未背離，仍向着朝廷。故大門沒有向南。其實，這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已，實質是為避“謀反”之嫌，他不願也不敢再惹事生非。這也是董福祥的高明之處。内寨的建築布局仿宮廷的“三官六院”式，采用了我國唐代以來傳統建築格局，以中院為中軸線左右對稱布局，即南院北院，南中北三院又分為前院和後院，形成雙四合院。所謂六院，就其建築來說就是六座漂亮的四合院。内寨的東大門外有下馬石和石獅伏卧，走進大門，迎面是一座高約七米，寬約六米的磚雕飛檐大照壁，磨磚對縫，做工精細。照壁前原有高大石碑聳立，可惜早已傾倒，殘缺不全但碑頂上的雕花刻龍和褒頌之詞尚清晰可辨。繞過照碑，可見内庭正門。正門兩邊雕有一幅對聯：“銘懷四字，誓鑒二心。”有人了解“四字”為忠、孝、節、義，“二心”即反叛朝廷之心。董福祥以此銘志。從前，這正門上方懸挂着一塊題有“宮保府”三個金字的豎式牌匾。南、中、北三院，構成董府内寨的統一建築群。布局嚴謹，渾然一體。其中院的後院，是整個建築的中樞，為硬山式重檐二層木樓結構，樓頂覆寫琉璃瓦。上下兩層共有大小房屋五十六間，二樓主室為祖先堂，供奉董的先祖。這個後四合院，均為大屋頂、飛檐，磚木結構，采用平座鬥拱。牆壁為磚雕，磨磚砌築，雕梁畫棟。氣魄宏偉，做工精湛，整個建築在西北的明清建築中很有代表性。
内寨占地面積一百五十畝。外寨共有房屋數百間，供府中傭人、護衛人員等住用，以及用作倉庫、馬廄等。外寨之外，還有“董營村”，以供随從兵丁等住用。董府和董營村共占地三千餘畝。董府建成後，董福祥在這裡住了三年多，便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春病故于此。其家人把他的禦賜衣冠、黃馬褂及巨幅照片（原藏于甯夏曆史博物館，現已不知去向）等，供在後院樓上的祖先堂中。
作為一座古建築物，盡管時間不算太長，但它的獨特藝術風格，是我國勞動人民在建築藝術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
（三）一段特殊的曆史
作為被革職的罪臣，董福祥為何有如此膽量，耗費大量人力，花去大量資金，營造規模如此宏大的府邸，并以“三宮六院”為其格局？留給人思考的問題很多。首先，是當時的特殊背景所緻。董福樣革職，正當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的尾聲。慈禧為保全自己，已無暇顧及她的王公大臣。同時，行官又在西安，她又害怕意外的事情發生。對于董福樣來說，他又視西北為根據地。是以，清政府擔心地方有亂。其次，清政府依舊想在暗地裡依賴福祥維持地方秩序。這樣，不僅有利于行宮安全，更有利于西北安定。是以，并沒有真正解除董福祥的武裝，還有相當的實力，同時，清政府每年還劃撥數量可觀的饷源。據說，董傳回甘肅時，慈禧曾給他一大筆銀子。第三，董福祥雖然革職，但各方面的待遇還比較優厚和特殊。人馬家眷當然不可與當年駐軍金積堡時相比，眼下的親軍、兵丁、眷屬已大大超過了先前。從客觀上講，确實需要擴大府邸，從主觀講，董福祥對自己的身價、地位與暗含在他身上的作用也有過足夠的估計。以上三點，大約是董福祥大興土木，集中營造的原因，在當時算是一種特殊現象。
董福祥死後，董府也曾有過劫難。據張慎微《董福祥鐵事補》，大約建府二十五年以後，即民國十九年（1930）夏天，甘甯分省，土匪李心虎駐進董府，不久，挖遍了各個房間的地皮。據當時傳說，得黃金三千兩，步槍兩百支。董府開始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壞。
二、終老田園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董福樣舊部開始屯田于馬家灘。将據有二十多年的馬家灘開放，重新墾殖。董福祥住金積堡、屯田馬家灘之後，從此閉門思過，口不談時事，隻管屯田。開始了他的田園生活。《甘甯青史略》的作者慕壽棋評曰：“急流勇退，早避賢路，是董福樣的上策，“屯田之不可多得矣！"
董福祥革職回甘，這是當時的大背景所決定的，一些中外史料已有記載。但也有一些史料，包括近人寫地方史卻避而不談。董往甘肅，乃自求去，非勒令也。《董福樣墓志銘》：“公自以引疾歸裡”。《甘甯青史略正編》卷二十三，“旋于西安行在以疾乞歸金積堡”。之是以如此，恐怕是董福祥在世之故。董福祥屯田馬家灘，建府邸于金積堡，富甲一方。《庚子國變記》載：治塞上名田，連亘百餘裡，牛羊騾馬橐駝以萬計，歲入三百萬，大起第宅，後房婦女數十人，實擁重兵而觀望。”良田百裡，牛羊馬駝以萬計，大起第宅看來不假，至于“擁重兵而觀望”，與當時情況相悖。同時，《庚子國變記》還載：榮祿貪而好賄，董福樣也投其所好，歲奉金玉玩好與榮祿，并且從新疆弄來玉床，填于榮祿門下。此說還未有足夠的史料以佐證。董福樣退居金積堡當在光緒二十八年春夏之際，而榮祿于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去逝，其間相距僅僅一年，依光緒二十八年董福樣上榮祿書，這種舉止似乎是可能的。其目的關鍵在于正名，并非“擁重兵而觀望”，謀圖東山再起。終老田園是董福樣的最終選擇。
（一）董福樣回駐金積後，表面上顯得繁榮興盛，實質上加重了金積一帶的剝削和壓迫程度。董府建成後，周圍以小府（如姚府、周府、薛府、杜府等）相繞。小府左右便成了駐軍的新第。随董福祥定居的數千衛隊，環駐董府周圍，并建成了一條"董營街”。現在人們還習慣于稱這裡為“董營村”。如此大府小府，便成為剝削人民的象征。當地廣大人民群衆逐漸變成了“新主人”的長工短役。即使四周的豪富及教門的頭人也經常成為饋送的對象。同時，金積縣城也出現了所謂的新局面，顯示出一種門面林立，商業興旺的景象。但僅董家的商行或商号就有天太裕、天太當、祥大魁、祥太和等，實質是他們掌握着這裡市場的命脈，操縱着這裡的商品經營權，控制着這裡的商品經濟。其他随從官員，亦乘機發迹，兜攬生意。曾給董府當過差官和管家的董英斌、馮希天等人，都腰纏萬貫，成了大地主。由此可見董福祥當年在金積堡的發迹情況之大略。時人說他“歲入三百萬”是有其根據的。
（二）董福祥回駐金積，經常招來清政府的大員和地方要人及豪紳。雖未朝服加身，卻榮耀末減。對于金積來說，可謂“冠蓋滿城鄉”。董福樣的革職與他帶兵回甘，因國外諸多因素所緻，緣由比較複雜，各層各類的人都在注視着他，或者在他身上多有寄托，這多種因素表現在現實中，也是五花八門的。清廷既想通過他來穩住西北，又怕他因受冤而反叛朝廷。為了防其反側，以眷念“忠良”為幌子，經常有京官、省官、道府之官員前來慰問。明慰問，實安撫。另一種情況是，原舊部提督、總鎮、協參之屬，也經常出入董門，但心态不盡相同。有的确屬感念董當年提攜之舊恩，有的是為了說情，以達到舉薦的目的。董革職期間曾舉薦過馬安良，且得以奏準。故他的一些舊屬就此而來。還有一種情況，一些文武官員和地方豪富紳士，認為董是一時受過，還有東山再起之日。“天晴改水路，無事早為人”，故而奔走逢迎，大獻殷勤者絡繹不絕。當時伊斯蘭教門教主馬元璋也年年給董運送糧草，阿拉善旗的王爺頭領每節都給董饋牛送羊；青海塔爾寺主阿嘉呼圖克圖和曾住過此寺的達賴喇嘛與董經常有往來和聯系，外圍交往甚廣。當地的州、縣官員更是承其所好，經常在金積城内關帝廟為董演戲，為其助興，來往“跪迎跪送”。春節新年其間，更是張燈結彩，熱鬧非凡，請董福祥遊玩觀賞，以博取他的歡心，從中得到好處。正月十五的元宵節，就達到了高潮，金積城到處燈火，絕豔至極。在東街有燈牌樓，張燈數千燭，繪有“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的故事，西街有燈塔閣，燃臘上萬支，上繪“封神榜”圖。董觀賞時曾說：“我已為民，特與民同樂耳”。
由上可見，董福祥退居金積期間，雖革職而落迹田園，但出于各種原因，清廷處處給以優厚的待遇，有時還采納他的一些建議。他的三千衛隊，雖大都安家落戶，各謀其業，但他的三營人馬仍按編制每月從甘肅總督府領取糧饷，直至去世。盡管如此，董福祥還是憤憤不平。在金積期間，陝甘總督升允，甯夏将軍銳志親往慰視，并聲稱在外力不問的情況下，清廷将給他複官複職。其實，這僅是一種安慰而已。“據說董如遲死半年清廷就加重起用了”，如果有，也隻是謠傳而已，已不大可能。因為第一，董福樣的老搭當榮祿已在光緒二十九年病故，董已失去了靠山。第二，清政府同八國聯軍議和後，清政府内部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年曾想置董福祥于死地的袁世凱等人，這時權勢愈來愈重。特别是“袁世凱始終要求誅死董福祥”。活命都成為問題，還怎麼會被起用。形勢和現實已不允許也不可能再給他官複原職了。
（三）在金積堡期間的赈濟。清光緒三十年（1904），黃河水暴漲，中甯、中衛一帶遭災，居民流離失所。董福祥将其部分土地劃撥給無所适存的農民耕種和定居。黃河水災臯蘭尤甚，他曾捐赈白銀二十八萬兩以接濟。清帝獎其孫董恭以道員加二品銜。這期間，他對金積堡的教育事業和公益設施也多有捐贈。同時對伊斯蘭教哲赫忍耶門宦教門在金積堡得以重新創複起來，也給予過一定的幫助和支援。
（四）在金積堡期間的作為。這期間，董福樣的心理是沖突的，其所作所為也充滿着沖突。一方面，由于他的地位、勢力和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所緻，他出入往返仍轎來轎往，前護後擁，官場派頭并未消迹，家居依舊珍肴美味，養尊處優，盡情地享樂。另一方面，他戎馬餘生，又願意與老百姓接近，以寄身田園。是以有時農民裝束，草帽布衣旱煙袋，躬耕田間。與他的另一面形成鮮明對照，判若兩人。正由于此，當時流傳着一段顧口溜：“宮保好見，宮保的事好辦，縣官難見，縣官的事難纏。”其實，大難未死的董福祥，官場的侵軋，世态的炎涼，他已領教過了，世事滄桑，他感慨頗多。故而寄身田園林下，是一種回歸，來自于農民，又回歸到農民中間。待續（薛正昌 《固原師專學報》1992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