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府
三、董府的修建及其格局
光绪二十八年春夏之际，董福祥退居金积堡。早在清同治九年（1870），董福祥随清军攻占金积堡后，曾与张俊、李双良分别成守金积堡。这期间，董福样已在金积堡建有府邸，以安置家眷。此算当年第一座董府。待1902年再居金积堡时，已非昔比，尽管他是罪臣。时尚有随从兵丁数千人，原来的董府已无法容纳，原址又无法扩建，遂在今宁夏吴忠市西南十几公里处，即吴忠与青铜峡公路西侧、余家桥附近重新选址，于1902年动工修建。此外，当年吴忠城内建有董福祥祀祠，门上有砖镌对联一副：万里封侯，威震铁塞，一代名将，望重银川。以此联概括董福祥的一生，基本是公允的。
（一）宫保府的概况
新董府地址，原是当地郭举人的一片湖地。为使地基牢固，董家用了数百峰骆驼从磁窑堡驮煤，湖底全部用煤垫起，厚处深达2米，上面再夯以黄土，前后花去半年时间。整个府址占地面积（包括四周董营村）三千多亩，建府过程历时三年多，用工三百多万人次，耗粮五百万斤。耗费银两，据说是光绪二十年董福祥晋京觐上时特赏建府银三十万两。
（二）宫保府的修建格局、规模与建筑风格
董福祥虽然革职，但在清政府看来，他维护西北地方安靖的作用并未完全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政府还是想依赖于董福样的。所以，董府的规模是按尚书衔提督格局修建的。董福祥仅革去提督职，太子少保衔仍在，故建成的董府因“太子少保”衔而以“宫保府”相称。
董府平面呈长方形，四周围夯土院墙，高8.5米，整个建筑坐西向东，为“三宫六院”式布局，中间为一进两院，其主体建筑为一硬山式重檐两层楼阁，前后左右配以门楼、厢房、照壁、回廊。砖雕石砌描红画绿，布局严谨，工艺考究，充满府院住宅的浓郁气息，是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四合院建筑。现在已被列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董府的进修分内寨和外寨。外寨今已无存，内寨保存尚且完好。一般堡寨多是坐北向南，董府内寨大门却向东，这似乎是表明董福祥虽被罢黜，远离朝廷，但心未背离，仍向着朝廷。故大门没有向南。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实质是为避“谋反”之嫌，他不愿也不敢再惹事生非。这也是董福祥的高明之处。内寨的建筑布局仿宫廷的“三官六院”式，采用了我国唐代以来传统建筑格局，以中院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即南院北院，南中北三院又分为前院和后院，形成双四合院。所谓六院，就其建筑来说就是六座漂亮的四合院。内寨的东大门外有下马石和石狮伏卧，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座高约七米，宽约六米的砖雕飞檐大照壁，磨砖对缝，做工精细。照壁前原有高大石碑耸立，可惜早已倾倒，残缺不全但碑顶上的雕花刻龙和褒颂之词尚清晰可辨。绕过照碑，可见内庭正门。正门两边雕有一幅对联：“铭怀四字，誓鉴二心。”有人理解“四字”为忠、孝、节、义，“二心”即反叛朝廷之心。董福祥以此铭志。从前，这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题有“宫保府”三个金字的竖式牌匾。南、中、北三院，构成董府内寨的统一建筑群。布局严谨，浑然一体。其中院的后院，是整个建筑的中枢，为硬山式重檐二层木楼结构，楼顶覆盖琉璃瓦。上下两层共有大小房屋五十六间，二楼主室为祖先堂，供奉董的先祖。这个后四合院，均为大屋顶、飞檐，砖木结构，采用平座斗拱。墙壁为砖雕，磨砖砌筑，雕梁画栋。气魄宏伟，做工精湛，整个建筑在西北的明清建筑中很有代表性。
内寨占地面积一百五十亩。外寨共有房屋数百间，供府中佣人、护卫人员等住用，以及用作仓库、马厩等。外寨之外，还有“董营村”，以供随从兵丁等住用。董府和董营村共占地三千余亩。董府建成后，董福祥在这里住了三年多，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病故于此。其家人把他的御赐衣冠、黄马褂及巨幅照片（原藏于宁夏历史博物馆，现已不知去向）等，供在后院楼上的祖先堂中。
作为一座古建筑物，尽管时间不算太长，但它的独特艺术风格，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三）一段特殊的历史
作为被革职的罪臣，董福祥为何有如此胆量，耗费大量人力，花去大量资金，营造规模如此宏大的府邸，并以“三宫六院”为其格局？留给人思考的问题很多。首先，是当时的特殊背景所致。董福样革职，正当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的尾声。慈禧为保全自己，已无暇顾及她的王公大臣。同时，行官又在西安，她又害怕意外的事情发生。对于董福样来说，他又视西北为根据地。所以，清政府担心地方有乱。其次，清政府依旧想在暗地里依赖福祥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不仅有利于行宫安全，更有利于西北安定。因此，并没有真正解除董福祥的武装，还有相当的实力，同时，清政府每年还划拨数量可观的饷源。据说，董返回甘肃时，慈禧曾给他一大笔银子。第三，董福祥虽然革职，但各方面的待遇还比较优厚和特殊。人马家眷当然不可与当年驻军金积堡时相比，眼下的亲军、兵丁、眷属已大大超过了先前。从客观上讲，确实需要扩大府邸，从主观讲，董福祥对自己的身价、地位与暗含在他身上的作用也有过足够的估计。以上三点，大约是董福祥大兴土木，集中营造的原因，在当时算是一种特殊现象。
董福祥死后，董府也曾有过劫难。据张慎微《董福祥铁事补》，大约建府二十五年以后，即民国十九年（1930）夏天，甘宁分省，土匪李心虎驻进董府，不久，挖遍了各个房间的地皮。据当时传说，得黄金三千两，步枪两百支。董府开始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
二、终老田园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董福样旧部开始屯田于马家滩。将据有二十多年的马家滩开放，重新垦殖。董福祥住金积堡、屯田马家滩之后，从此闭门思过，口不谈时事，只管屯田。开始了他的田园生活。《甘宁青史略》的作者慕寿棋评曰：“急流勇退，早避贤路，是董福样的上策，“屯田之不可多得矣！"
董福祥革职回甘，这是当时的大背景所决定的，一些中外史料已有记载。但也有一些史料，包括近人写地方史却避而不谈。董往甘肃，乃自求去，非勒令也。《董福样墓志铭》：“公自以引疾归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三，“旋于西安行在以疾乞归金积堡”。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董福祥在世之故。董福祥屯田马家滩，建府邸于金积堡，富甲一方。《庚子国变记》载：治塞上名田，连亘百余里，牛羊骡马橐驼以万计，岁入三百万，大起第宅，后房妇女数十人，实拥重兵而观望。”良田百里，牛羊马驼以万计，大起第宅看来不假，至于“拥重兵而观望”，与当时情况相悖。同时，《庚子国变记》还载：荣禄贪而好贿，董福样也投其所好，岁奉金玉玩好与荣禄，并且从新疆弄来玉床，填于荣禄门下。此说还未有足够的史料以佐证。董福样退居金积堡当在光绪二十八年春夏之际，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去逝，其间相距仅仅一年，依光绪二十八年董福样上荣禄书，这种举止似乎是可能的。其目的关键在于正名，并非“拥重兵而观望”，谋图东山再起。终老田园是董福样的最终选择。
（一）董福样回驻金积后，表面上显得繁荣兴盛，实质上加重了金积一带的剥削和压迫程度。董府建成后，周围以小府（如姚府、周府、薛府、杜府等）相绕。小府左右便成了驻军的新第。随董福祥定居的数千卫队，环驻董府周围，并建成了一条"董营街”。现在人们还习惯于称这里为“董营村”。如此大府小府，便成为剥削人民的象征。当地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变成了“新主人”的长工短役。即使四周的豪富及教门的头人也经常成为馈送的对象。同时，金积县城也出现了所谓的新局面，显示出一种门面林立，商业兴旺的景象。但仅董家的商行或商号就有天太裕、天太当、祥大魁、祥太和等，实质是他们掌握着这里市场的命脉，操纵着这里的商品经营权，控制着这里的商品经济。其他随从官员，亦乘机发迹，兜揽生意。曾给董府当过差官和管家的董英斌、冯希天等人，都腰缠万贯，成了大地主。由此可见董福祥当年在金积堡的发迹情况之大略。时人说他“岁入三百万”是有其根据的。
（二）董福祥回驻金积，经常招来清政府的大员和地方要人及豪绅。虽未朝服加身，却荣耀末减。对于金积来说，可谓“冠盖满城乡”。董福样的革职与他带兵回甘，因国外诸多因素所致，缘由比较复杂，各层各类的人都在注视着他，或者在他身上多有寄托，这多种因素表现在现实中，也是五花八门的。清廷既想通过他来稳住西北，又怕他因受冤而反叛朝廷。为了防其反侧，以眷念“忠良”为幌子，经常有京官、省官、道府之官员前来慰问。明慰问，实安抚。另一种情况是，原旧部提督、总镇、协参之属，也经常出入董门，但心态不尽相同。有的确属感念董当年提携之旧恩，有的是为了说情，以达到举荐的目的。董革职期间曾举荐过马安良，且得以奏准。故他的一些旧属就此而来。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文武官员和地方豪富绅士，认为董是一时受过，还有东山再起之日。“天晴改水路，无事早为人”，故而奔走逢迎，大献殷勤者络绎不绝。当时伊斯兰教门教主马元璋也年年给董运送粮草，阿拉善旗的王爷头领每节都给董馈牛送羊；青海塔尔寺主阿嘉呼图克图和曾住过此寺的达赖喇嘛与董经常有往来和联系，外围交往甚广。当地的州、县官员更是承其所好，经常在金积城内关帝庙为董演戏，为其助兴，来往“跪迎跪送”。春节新年其间，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请董福祥游玩观赏，以博取他的欢心，从中得到好处。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就达到了高潮，金积城到处灯火，绝艳至极。在东街有灯牌楼，张灯数千烛，绘有“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故事，西街有灯塔阁，燃腊上万支，上绘“封神榜”图。董观赏时曾说：“我已为民，特与民同乐耳”。
由上可见，董福祥退居金积期间，虽革职而落迹田园，但出于各种原因，清廷处处给以优厚的待遇，有时还采纳他的一些建议。他的三千卫队，虽大都安家落户，各谋其业，但他的三营人马仍按编制每月从甘肃总督府领取粮饷，直至去世。尽管如此，董福祥还是愤愤不平。在金积期间，陕甘总督升允，宁夏将军锐志亲往慰视，并声称在外力不问的情况下，清廷将给他复官复职。其实，这仅是一种安慰而已。“据说董如迟死半年清廷就加重起用了”，如果有，也只是谣传而已，已不大可能。因为第一，董福样的老搭当荣禄已在光绪二十九年病故，董已失去了靠山。第二，清政府同八国联军议和后，清政府内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曾想置董福祥于死地的袁世凯等人，这时权势愈来愈重。特别是“袁世凯始终要求诛死董福祥”。活命都成为问题，还怎么会被起用。形势和现实已不允许也不可能再给他官复原职了。
（三）在金积堡期间的赈济。清光绪三十年（1904），黄河水暴涨，中宁、中卫一带遭灾，居民流离失所。董福祥将其部分土地划拨给无所适存的农民耕种和定居。黄河水灾皋兰尤甚，他曾捐赈白银二十八万两以接济。清帝奖其孙董恭以道员加二品衔。这期间，他对金积堡的教育事业和公益设施也多有捐赠。同时对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教门在金积堡得以重新创复起来，也给予过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四）在金积堡期间的作为。这期间，董福样的心理是矛盾的，其所作所为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由于他的地位、势力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所致，他出入往返仍轿来轿往，前护后拥，官场派头并未消迹，家居依旧珍肴美味，养尊处优，尽情地享乐。另一方面，他戎马余生，又愿意与老百姓接近，以寄身田园。所以有时农民装束，草帽布衣旱烟袋，躬耕田间。与他的另一面形成鲜明对照，判若两人。正由于此，当时流传着一段顾口溜：“宫保好见，宫保的事好办，县官难见，县官的事难缠。”其实，大难未死的董福祥，官场的侵轧，世态的炎凉，他已领教过了，世事沧桑，他感慨颇多。故而寄身田园林下，是一种回归，来自于农民，又回归到农民中间。待续（薛正昌 《固原师专学报》1992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