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言
編輯｜桑柳
打開心裡那個世界
久石讓先生普通的一天開始了。
他總是在上午11點左右起床，喝杯咖啡，去家附近的山林散步，再回來吃個午餐，晃晃悠悠中，兩三個小時過去了。剛剛好，他覺得，進入了大腦最清醒的時刻，「從根兒上還是作曲家，一天最好的光景自然要用來創作曲子啦。」
他在工作室裡待着，什麼也不做，隻是寫曲子，直到後半夜，起身，溜達着回家，讓音樂繼續陪着他。這位七旬老人還在學習古典樂，持續到日光亮起。清晨5點，那是他該睡覺的時間，然後又是11點起床，繼續他普通的一天。
煩惱也很普通。「Deadline是第一生産力」，這句在創作者中廣為流傳的話，他比誰體驗得都深沉。請他譜曲的邀約太多了，沒有盡頭，他把「deadline」形容為「生命」。隻有當電影上映日期決定了，音樂會公演日期決定了，那些曲子才逐漸從他的身體裡流淌出來，「沒有截止日期，可是完不成的呢。」
在這看似松弛随意的空間中誕生的，是久石讓影響亞洲乃至世界的電影配樂作品。《龍貓》、《千與千尋》、《天空之城》、《懸崖上的金魚公主》構成了吉蔔力的童年畫像，《入殓師》、《菊次郎的夏天》、《那年夏天，甯靜的海》飄蕩着日本電影的溫情，《讓子彈飛》、《海洋天堂》、《明月幾時有》、《太陽照常升起》等中國電影中的配樂，讓他的音樂跨越國界，抵達更遠的角落。幾乎在世界任何地方，總有人能與久石讓的音樂共情。
為什麼能産生這些共情？久石讓在自己的著作《感動，如此創造》中寫道，創作者有兩種态度，一種是個人的，他們遵循着自我的意志與價值觀，追求令自己滿意的作品，不在意成本及産量多寡，隻追求藝術；另一種是社會的，把自己與社會聯結，看見社會大衆的需要。他認為，自己毫無疑問是後者。
「所謂作曲家自然是在自己腦海中創作曲子，但隻有當這首歌被第三者聽見、共享，才會變成一個完整的世界……常常在自己想要做的音樂和社會需求中搖擺，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行為。誰還不是花費生活中85%的時間在煩惱人際關系，煩惱自己在社會上的作用。接納這樣的自己吧，作為社會中的一員，這并不會損害自己。」
原來久石讓的煩惱，也和我們一樣。他說，創作曲子和創造工業制品的人，并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社會裡的普通人。接納這個身份，同時接納最樸素的煩惱，才能夠創造出更加接近大衆的、社會的聲音。
從四歲起，父親常常帶着久石讓去電影院看電影。一周6部，一年300部，這樣浸泡在電影中的日子持續了4年多。戀愛電影、動作電影，甚至英文原版電影，一切不拘，他都看。往後的歲月，久石讓始終記得童年時代電影帶給他的沖擊，他說，電影院是那個時代能夠聽到最動聽、最廣闊音樂的場所。
黑暗電影院的小小角落，他喜歡那個地方，坐在那裡，感受電影音樂給予人最直接、最撲面的刺激。若是碰上喜歡的電影、喜歡的音樂，他會賴着不走，要看兩遍才行。
對久石讓來說，電影院是啟蒙之地，電影音樂打開了他心裡那個世界。還沒有走進成人世界的他，已經在電影院感受到了音樂的力量和奧秘。觀衆久石讓，聆聽者久石讓，在小小的電影院裡，看見了音樂的核心，是讓普通人擁有快樂和幸福。
發現人，表現人，聆聽人
久石讓從來不是一個普通人。
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枝成彰說，日本國立音樂大學彈鋼琴的男生笨笨的，唱歌的更笨，唯一聰明又讓人尊敬的隻有作曲系的人。但音大作曲系畢業生久石讓，卻「搞砸了」自己的畢業彙演。
那一天，所有作曲系的學生都送出了極為傳統的、巴爾托克似的曲目。隻有他，用長笛、鋼琴和小提琴做出了一首現代音樂類型的、帶着不協和音程的曲子。彙演前夜，他喝大了，暈暈乎乎去演奏，隻記得自己彈了鋼琴，彈了什麼？不知道。關系好的老師說，你呀，彈得可真亂呀。他也不慌，笑着說，「不管怎麼樣都是不和諧的樂聲，怎麼彈也不會改變啊。」
久石讓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不同。當朋友們都在聽甲殼蟲樂隊的時候，他迷上了現代音樂。大學時，他聽到了Terry Riley的《A Rainbow in Curved Air》，這首寫于20世紀60年代的曲子缤紛多元，像一個巨大的、彩色的工業機器，把他卷了進去。電子樂器結合古典樂，充斥不協和音程的演奏，這種音樂令他震撼。
他也要做這樣的音樂。大學畢業後，久石讓花了三年時間寫了一首極簡音樂，甚至不能稱為曲子，他才發現，隻靠時間或熱情并不足夠。他感到沮喪，這種沮喪感貫穿了他30歲之前的時光。「盡是挫折。」久石讓這樣說，他連能夠發表曲目的音樂會都沒有。他找了幾個好友，也都是不得志的作曲家，大家湊在一起，搞了個人展覽似的音樂會。從台上望下去，清清楚楚坐了五堆人，他們仔細數着，這堆兒是你的親戚，那堆兒是我的親戚。
不知道該怎麼做音樂了，久石讓發現，即便自己擁有了這麼多理論武器，卻依然做不出真正好的音樂，或者說，他的音樂沒辦法被聽者所看見，所了解。
他開始思索世界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音樂。那時，他聽到了英國Roxy Music樂隊的歌，帶着迷人的、浪漫的、搖滾的氣質，唯美又流行，是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美。這給了久石讓啟發：如何真正地抵達人心、連結人心呢？也許，還是要回到最初，回到影響他的電影音樂。
1984年，34歲的久石讓為動畫電影《風之谷》譜曲，正式進入電影音樂領域。這也是宮崎駿第一部執導的動畫電影。由此，他們展開了長達幾十年的合作與友誼。
久石讓的曲子讓電影顯得不一樣。他讨厭電影配樂的套路：演員一哭就要放悲傷的曲子，浪漫感情戲就要用甜美的音樂。這不是久石讓。「這種做法代表音樂隻是依賴、附屬于影像的産物而已。我不希望音樂隻是原封不動地仿效畫面，絕不能淪為影像的附屬品。」
和暴脾氣的姜文合作時，久石讓也沒有妥協。姜文把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中空白的、需要配樂的地方，全都塞上了肖邦、莫紮特的古典音樂，對久石讓說，寫吧。久石讓生氣了，「我不是莫紮特，也無法創造相同的音樂。」他把煙頭往鋼琴上一砸，上樓了。
當然，最後，姜文滿意了，還說，久石讓的音樂「比莫紮特的好一點」。
打動人，首先要了解人。久石讓和日本著名解剖學家、作家養老孟司有過多次對談。他對養老孟司說，音樂和解剖學很相似，都是在解剖某一個對象。音樂是在解剖人，立體地觀察人。他談起曾經的一次指揮，是演奏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的《第五交響曲》，但幾個月過去，即使經常徹夜分析，他也無法真正融入其中。直到看了養老孟司的一本書，裡面談到猶太人文化、選民意識，他才了悟曲子究竟想要表達什麼，那種時刻，就像「被電流擊中了一樣」。
這一經曆令久石讓更加明白，無論是作曲還是指揮，音樂，都是為了發現人，表現人，聆聽人。這也是為什麼他的音樂總能撫慰人心——那些音符的背後是一種強大的共情力，以及作為一個藝術家對人的情感最本質的了解，對世界最真實的體會。
音樂，活着的證明
音樂，對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麼？
2008年，新年伊始，日本NHK電視台發出征集，詢問「對你來說，歌唱意味着什麼呢？」他們收到了13144封來信，講述了散落在日本各處細微又動人的故事。
29歲的家庭主婦YU醬說，音樂是相逢的奇迹，支撐她度過長達三日的分娩過程，「女兒出生的奇迹，一生也不會忘記。」一位來自東京的43歲媽媽說，歌聲是「活着的證明」，她16歲的兒子因為事故去世，卧室裡還留着他的唱片，有時，她會拿出一張聽一聽，「因為有了這些音樂，媽媽知道你來過。」
久石讓為這些故事譜寫了一首《歌聲的力量》。他說，要讓那13144個故事都能進入旋律，存留下來。他捕捉到了普通人對音樂最本質的記憶與情感，将它們變成音符，并在現場指揮演奏。台上站着SMAP、ARASHI、AKI、生物股長等十幾位當年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偶像團體和歌手。音樂響起，有人身體顫抖，有人眼眶濕潤。
音樂撫慰人心，也能夠證明生命的痕迹。這種證明的力量，在2011年3·11大地震後，更加觸動着久石讓。面對生命被瞬間奪走的災難，音樂能做些什麼呢？
2011年4月，災難的恐慌還未消散，久石讓就去了宮城、仙台、岩手等受災地的學校。學校裡的樂器被海嘯沖走了，空氣裡還彌漫着一種慘烈感。他想，必須要做些什麼了，「自己要做的事不過是沙丘中的一粒。但是，不能停下腳步。」
這成了他奔赴國外、前往各地巡演的契機。令人傷痛的時刻，久石讓更希望音樂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國界，抵達更多的人。「音樂最重要的就是要抵達人心，如果抵達不了，那麼就沒有任何意義。」
出發前，久石讓寫下了一封長長的信，在信中，他說，他看到了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幫扶和鼓勵，也看到了背後痛苦掙紮的人們。還有令他震驚的，是在地震發生當夜，東京西麻布十字路口整齊劃一行走的路人們。他不解，這個國家的人什麼時候變成了這樣，像羊群一樣，被馴養得悄無聲息？
對于傷痛的撫慰，音樂家隻能用音樂傳達。他想用音樂做出一些改變，對這個國家，也對那些年輕人。當時的慈善音樂會大多是歌頌和安撫，久石讓不願意這麼做，也覺得不是時候。他在東京、大阪、巴黎和北京定下了四場音樂會，他要傳達真正的、來自音樂的力量，那是活着的、逝去的人存在過的證明。
「自古以來，日本人在這個美麗的國家裡，在遭受自然災害的同時，總是能頑強地活下來，與自然共生，他們相信這種力量。在電影《幽靈公主》的結尾，有這樣一句台詞：『一起活下去吧。』」久石讓說。
去您創造的世界
今年8月，久石讓在微網誌上詢問他的中國樂迷，「你的夢想是什麼呢？」一個獲得高贊的留言是，「夢想就是去您創造的世界。」
久石讓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有網友描述它，「是糖果色的仲夏夜之夢。是蟋蟀的奏鳴曲，是星辰下蜂蝶的舞會，是懸浮在奇幻光芒中的微小世界。而我是這個小世界的旁觀者，仿佛永遠不會醒來的夢。」
總是被治愈，總是被撫慰，久石讓通過音樂，跨越國界和語言，創造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這個世界，孩子願意來，大人也不願意走，沒有紛争，更沒有局限。
今年9月25日，北野武的電影《菊次郎的夏天》也即将首次在中國上映，久石讓為這部電影創作的《summer》是許多人對夏天最深的回想。日本演員田村淳曾告訴久石讓，他最喜歡《菊次郎的夏天》，任何人都擁有暑假的記憶，每當《summer》響起，獨特的情緒會在心中湧動。他問久石讓，怎樣才能創作出這樣富有人類共同情感的、能讓對方心緒搖動的音樂呢？
「音樂首先要感動自己。」久石讓回答。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别人，「聽衆并不是那麼簡單的，你要面對的是真實的人。即便是有一萬個聽衆聚集的音樂會，你要感動的，也是一個一個的人。因為我隻想做一對一傳達的音樂。」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在過去的十年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在變化，音樂也在變化，網際網路與大資料讓音樂變得更工業化，光滑流暢，卻少了些「人」的味道。久石讓說，這些年的歌曲總喜歡用第二人稱叙事，「我喜歡你」說了太多，卻不在意對方的回應。
但他想做的，是能夠顧及他者的音樂，讓所有人的情感都能夠得到回應，得到安放。
每個普通的日子，久石讓都在豐富和擴充着他創造的世界。盡管已經70歲了，但和普通人一樣，他有着鍛煉健身的習慣，讓自己的體脂率保持在一定水準。面對衰老，他自然是有一點擔心，但也不是那麼擔心，他覺得，宮崎駿都79歲了，還能工作，自己也可以。
也是在這些普通的日子裡，我們窺見了久石讓音樂撫慰人心的秘密：他從不高高在上，而是沉浸在真實的生活本身，他打開自己的全部去接納生命中的不完美，接納衰老和現實，用年歲和生命來譜寫音樂。源于生命最本真的力量，才最打動人。
這個夏天，久石讓有些忙碌。除了要面對中國觀衆對《菊次郎的夏天》上映的熱情與祝福，他還為雷克薩斯全混動科技量身創作了一首名為《Will be the wind》的曲子。身為雷克薩斯智·混動車型RX 450h的車主，他太能夠體會這種風一樣的感覺，隻有駕駛過，才能夠明白這輛車帶來的如風般的自由與力量。和所有久石讓的音樂一樣，這首曲子也來源于生活。
「雷克薩斯帶給我的感覺，輕快平順，又不乏氣勢和動感……我也希望為這個量産幸福的品牌，做一首令人幸福的曲子。」久石讓說。
久石讓與雷克薩斯的合作由來已久。2016年，久石讓來到中國，在上海舉辦了由雷克薩斯冠名的交響音樂會，他甚至為中國聽衆演奏了此前從未披露過的曲子，正是出于對雷克薩斯品牌的信任。
音樂懂人心，汽車也懂。久石讓與雷克薩斯，都謙和地将自己放在地平線上，不俯視，但遠望。一位作曲大師，用心聆聽他人的心聲，才可能創作真正撫慰人心的音樂；一個用心聆聽使用者需求的品牌，才能為使用者打造出一個溫暖、安全、令人身心愉悅的移動空間，雷克薩斯那些細微的、幾乎苛刻的追求，都是為了給使用者帶來最美好的體驗。
當被問及為何将樂曲命名為《Will be the wind》時，久石讓先生笑了笑說，他想表達的，都在字面裡。Will be the wind，也許，是在特殊的2020年裡，期盼大家心懷勇氣，迎風而行；也許，是希望每一位聽衆都能從曲中感受到，風将至時，各自不同的心緒。
雖然夏天已經過去，《菊次郎的夏天》重映的漣漪還在一層一層地泛漾，更多的孩子，還有當年的「孩子」将帶着他們的小孩，走進電影院，坐在那個小小的角落裡，像4歲的久石讓一樣，仰着頭，看着螢幕上的色彩，聽着黑暗裡的音樂，慢慢打開心裡那個隐藏的、溫暖的、自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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