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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成兒
魯迅魯迅，姓魯名迅，浙江周樹人。在今天的浙江紹興魯迅故裡景區，有展品豐富的魯迅紀念館，還有被幾代人熟知的百草園與三味書屋。自古以來，這裡就人文荟萃，會稽山埋葬着治水英雄大禹，蘭亭附近埋葬着心學大師王陽明，鑒湖女俠秋瑾的居所、陸遊題寫《钗頭鳳》的沈家花園，都離周樹人的故裡不遠。
紹興是魯迅誕生的地方。在“包郵區”的另一座城市：魔都上海，也有魯迅故居，也有魯迅紀念館，那是在虹口公園，魯迅最後的埋葬之地。1936年10月19日，僅一街之隔的山陰路上，魯迅先生永遠離開了人世。他最初被安葬在萬國公墓，也就是今天的宋慶齡陵園，1956年靈柩遷往虹口公園，1988年更名為魯迅公園。如果到宋慶齡陵園參觀，可以看到魯迅先生初葬地的訓示牌，還有内山完造與夫人内山美喜子的合葬墓，這對夫婦開設的書店距離虹口公園、魯迅故居都非常近，是晚年魯迅經常光顧的地方，相關内容在日記、回憶錄中屢見不鮮。
現在的大學生畢業後，往往将“北上廣深”作為就業的首選城市，對于一百年前的魯迅來說，前三座城市他竟然都工作過，最後于1927年攜夫人許廣平赴上海發展，度過了人生中最後的九年。魯迅為什麼會選擇會選擇上海？在他的作品、言談中，可多次表達過對魔都的負面評價。比如上海是勢利之區、上海文壇不幹淨、上海靠筆墨很難生活、在上海待久了眼睛市儈化、上海的小市民十之九昏聩糊塗、上海是穢區等等。當然，他也明白，上海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這不過是舊中國的一個縮影罷了。而且許多他看不慣的行為，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人幹的，“各處的壞種，都跑到上海來作惡，是以上海便成為下流之地了”。
無論是抵達上海的初期，還是在上海生活過幾年後，魯迅想要逃離“北上廣”的念頭從來沒有放棄，1927年，他說：“或者要離開上海也難說”“尚拟暫住”，在寓所購置的家具也非常簡單，就是床、桌子什麼的，給人的感覺是馬上就要搬走，待不長。1932年淞滬抗戰，魯迅居所斜對面就是日本海軍特别陸戰隊司令部，面對槍林彈雨的威脅，他不得不離開寓所避難，此時再度萌生了“逃離”上海、結束滬漂的念頭，“倘舊寓終為灰燼，則拟挈眷北上，不複居滬上矣！”翻譯過來是：如果租的房子毀于戰火，我就帶領老婆孩子北上，不在上海住了！結果寓所并沒有遭受毀滅性打擊，隻是中了幾槍，碎了幾塊玻璃，屬于“皮外傷”，魯迅暫時又打消了這個念頭，繼續他的“滬漂”生活。
在21世紀，許多魔都幹飯人也有類似想法，那就是離開這座城市，回老家或者去其他地方發展。每年虹橋火車站、浦東國際機場，不知見證了多少進進出出的他鄉之客。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在迷茫，在糾結，在猶豫，在徘徊，始終沒有下定決心，将離開魔都轉化為實際行動，就像當年的魯迅一樣。為什麼想走又沒有走呢？因為各有各的好處。
二三線城市收入水準低，發展空間有限，就業機會少，交通也不如上海便利，但生活成本、工作壓力較魔都更優。在上海打拼，房租比較昂貴，想要購房更得花掉“六個錢包”做首付，甚至還遠遠不夠。紮不下根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是許多人的真實寫照。魯迅也曾考慮過其他地方，比如北京、青島、莫幹山、煙台，乃至日本長崎。最後都因為種種原因排除了，比如青島太小了，不滿意；煙台氣候變化太快，也不滿意。比來比去，“實很難想出适當之處”，矮子裡面挑高個，最後還是選擇差強人意的上海。
對于外地人而言，上海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的經濟實力、發展平台，魯迅同樣也是如此。在魔都的九年，尤其中後期，魯迅從事的職業是自由撰稿人，依靠版稅、稿費生存，維持一家三口的生計，有時還要補助弟弟周建人，有一次他将商務印書館給他的九百多元稿費都送給了弟弟，要知道普通的産業勞工，一個月的收入也就十五元左右。過去的歲月裡，魯迅曾經在大學當過老師，比如中山大學，但是到上海後，魯迅沒有想過再去學校教書，因為他看多了象牙塔裡的勾心鬥角，也不願天天被上司安排着。在教書的同時從事寫作，魯迅也曾考慮，但他認為兩者是沖突的，根本無法兼顧，因為一個主“動”，一個主“靜”，如果兩件事一起做，那麼教書育人和撰寫文章都無法幹好。
既然選擇了自由撰稿人這條路，那就必須有大量的媒體願意出他的書，刊登他的文章，并且支付一定數量的薪酬。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報刊衆多，出版社衆多，能夠滿足魯迅的需求，如果他生活在當下，肯定是微信、今日頭條等平台的大号寫手，擁有數千萬粉絲。魯迅的文章品質上乘，批判性強，切中時弊，深得廣大群衆喜愛，銷量很好，這從他出殡時，報童、普通青年、勞工都自願加入隊伍、為其送行就可以看出。辦報紙、雜志，出版書籍，關鍵是得到讀者認可，賣得出去，才能獲得收入。魯迅為他們帶來了經濟利益，稿酬自然也不會低。
1933年，《申報》“半月談”欄目刊登魯迅文章，平均每篇稿酬價格6元。這到底是高還是低呢？要知道當時上海街頭的人力車夫，月收入是10元，也就是說，魯迅在《申報》寫兩篇文章，就相當于車夫累死累活幹一個月的所得。要是和勞工對比，勞工的收入差距比較大，有技術和沒技術的，男職工和女職工，不同行業之間都有差別。陳達教授在《上海勞工的工資與實在收入（1930-1946年）》一文中寫道：1933年造船勞工月收入有47.6元，算非常高的；火柴業勞工、棉紡業勞工收入比較低，每月分别隻有7.9元和9.3元，隻比魯迅寫一千字文章帶來的收入稍多。1927年至1936年，魯迅月平均收入在六七百元之間，普通人和他比，簡直遙不可及。也隻有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才能存在如此多的報刊媒體，才付給魯迅豐厚的寫作收入。
上海之是以吸引魯迅，還在于閱聽人群體的廣大，影響力的提升。寫出來的東西，得有人看，得讀得懂，文盲當然是沒什麼興趣的，必須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我們在課堂接觸魯迅文章，最早是在國中、高中甚至大學，常用字基本都認識了，也有一定的曆史、文化知識，正常情況下，不會給一、二年級的國小生看魯迅文章，因為他們了解不了。上海經濟發達，教育水準高，和一般地區比，文盲肯定是要少很多的。魯迅作品的服務對象，至少得受過教育、有多餘收入，如果連生存都是問題，也不會想着買報紙、買書刊了。這樣的人哪裡最多？民國時期，毫無疑問是大城市。是以，像茅盾、葉聖陶這些知名文人也來上海、北京等地創作，與潛在讀者零距離接觸，在今天虹口區多倫路上，有很多雕塑、故居，就是為了紀念這些人。圈内好友的存在，文壇的活躍，也是魯迅選擇上海的動力，與好友互相扶持、并肩戰鬥，何嘗不是生活的樂趣所在。
魯迅長住上海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租界。居滬九年，魯迅總共租過三次房子，第一次是在景雲裡，第二次是在拉摩斯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第三次是在大陸新村。距離都不遠，均在虹口區境内。為什麼選擇虹口？首先這裡沒有“上隻角”的繁華，也沒有“下隻角”的破敗，房租适中，能夠滿足生活所需。第二，這裡是半租界地帶，也就是租界越界築路的地方，名義上屬于中國政府管轄，實際上是租界當局控制，國民黨的軍警不能在這裡巡邏。魯迅有本雜文集叫做“且介亭雜文”，亭就是亭子間，上海特色，很好了解，“且介”是什麼意思呢？“租界”二字各去掉半邊，是不是且介？寓意為半租界地區某個亭子間所寫的雜文。
衆所周知，魯迅很多文章不容于國民政府，為當局所忌，30年代，他因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等團體被國民黨通緝，想要安全，就必須有“塹壕”，租界就是國中之國，市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魯迅幾次前往日本僑民内山完造經營的書店避難，正是此理。為了打擊魯迅等人，國民政府将很多書籍封殺，出台嚴格的作品稽核機制，使魯迅非常頭疼。盡管換了很多筆名，被采用的文章仍少于過往，有的還被改的面目全非，前言不搭後語，讀者看了一臉茫然，不知道作者究竟表達什麼意思。出版的作品少了，收入自然而然也少了。
最後一點，魯迅的年齡大了，離不開醫生，上海作為發達城市，中西方名醫彙聚，醫療資源肯定是比其他省份要好很多。剛來上海沒多久，許廣平意外懷孕，順利産下兒子周海嬰。魯迅原本沒打算要小孩的，可惜避孕失敗，人算不如天算，必須面對喜當爹的現實，既然來了，魯迅就得盡到做丈夫、做父親的責任，給許廣平選個好點的醫院，最後住院費花了200多元。魯迅晚年，身體屢屢報警，需要請外國醫生上門診視，還要購買進口針劑、藥物，如果是在小城市，就算花錢恐怕也得不到類似的服務。小時候的周海嬰也常常生病，父母當然想送到好醫院治療，上海能滿足這方面的要求。時至今日，魔都的醫院仍然是衆多患者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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