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詩壇上，很多文人不僅在表面上維持很好的關系，互相結伴同遊，互相唱和，分手時也要折柳吟詩，留下一篇篇佳作，而且實際上也是互相扶持，很少發生勾心鬥角的事情。比如李白受永王李麟謀反牽連時，許多文人奔走相救，這才讓他逃出生天。
然而，到了中晚唐時期，文人的關系卻變得相對微妙起來。這既與牛李黨争有一定的聯系，也和元稹、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分不開。這場文學界的複古運動，人為打擊了許多流派，也造成了詩人間心理上的隔閡。除此之外，有一首詩，也如同蝴蝶效應一樣，讓唐朝詩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是白居易的《不緻仕》：
七十而緻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墜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挂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伛偻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诮，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很多文獻直接記載了唐朝退休之後的待遇，其實，因為中晚唐之後連連戰争，國庫虧空巨大，在實際操作中官員緻仕，都是“非有特敕，例不給俸”。至于說穩定供給半薪，那是宋朝的事。在中晚唐，除非皇帝對極少數臣子開恩，是沒有俸祿的。
更為關鍵是，退休之後失去了巨大的權力，也滋生了官員“戀權”的想法。雖然朝廷有規定七十緻仕，但也有部分官員賴着不肯走。白居易的這首詩，就是諷刺這些官員的。此詩創作于元和五年，白居易剛剛由左拾遺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按照他的級别，這首詩的直指對象，應該是朝廷之中76歲的老宰相杜佑，《國史補》、《堯山堂偶隽》等書籍也支援這個觀點。
當時白居易年輕氣盛，連皇帝都敢批評，但并沒有指名道姓，我們也不了解杜佑做出了什麼樣的反駁。但在此詩流傳兩年後，杜佑便以太保之職緻仕，不久病逝。杜佑的兒子們大多沒什麼本事，然而他有個孫子卻在後來聲名鵲起。
此人就是杜牧，杜佑去世時才十歲。白居易的這首詩，顯然對他的一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從後來的詩集可以看到，杜牧和白居易兩人，毫無互動，從來沒有唐朝文人中應和之作。不光如此，杜牧對白居易還有着相當的敵意。
唐朝的風氣之中，作為晚輩向前輩表達敬意是天經地義的。然而，杜牧卻相當罕見地向白居易發出了鄙視的聲音。他在《獻詩啟》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绮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
其中“習俗”很明顯就是指元稹、白居易等人倡導的淺顯易懂的“元和體”。更為誇張的是，他在給好友李戡的墓志銘中，代替亡友也是代替自己直接批評白居易：
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鮮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這幾乎引起了中晚唐詩壇的論戰罵戰，杜牧以後起之秀的身份，向“廣大教化主”的白居易發出了挑戰，此後唐朝詩人的關系就變得微妙而混亂。元稹、白居易是鐵戰友，他們聯手扼制一個叫做張祜的詩人，對其百般诋毀，而杜牧則高度贊美張祜，直接寫出“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李商隐也是詩壇後輩，白居易非常欣賞李商隐，甚至開玩笑說來生要做他的兒子。杜牧與李商隐的關系也非常友善，這讓李商隐兩頭難做人，隻好選擇裝聾作啞，不敢選邊站。李商隐如此，更不用說别的詩人，也可以說，唐朝詩人良好的風氣，都在這個時代開始走向了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