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舜初：我所接觸和認識的林彪

毛主席寫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圓了我的上學夢

　我最初知道林彪這個名字并見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的江西中央蘇區。1933年春天，我從瑞金紅軍學校上級幹部隊附設的參謀訓練班畢業後，配置設定到軍委一局，先是當見習參謀，幾個月後轉為正式參謀。　

　那時候中央蘇區的條件比較艱苦，為了節省寶貴的幹電池，對電台的使用進行嚴格控制，一些不是特别緊急的事情，或距離不是太遠，就由我們這些作戰參謀步行到各軍團遞送或口頭傳達軍委首長的指令和訓示。是以，我們那時候既當作戰參謀，又當進階傳令兵。　　

我們幾個參謀也有分工，我負責東面這個方向。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一軍團主要是在東面這個方向作戰，是以，我去一軍團的次數要比去其他軍團的次數相對多一些，和林彪接觸的機會和次數自然也就多一些。

雖然因為工作關系，經常見到林彪，但沒有什麼太深的交往。他是軍團首長，我隻是軍委的一名小參謀，層次相差太多，而且他表情嚴肅，話不多，多數時間是在看地圖，不便打攪。而我也不愛主動多說話，雙方隻是叫得出對方名字，知道是幹什麼的，僅此而已。　　

長征結束後，我在軍委二局工作。1937年春天，我向毛主席提出，希望能有機會學習。毛主席聽了很高興，也很支援，他親筆為我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到中央黨校去學習。黨校的上司同志感到接收有困難，因為當時正處在兩個學期之間，頭一個學期還沒有畢業，新的學期還沒有開始。盡管是毛主席親自寫信介紹來的，也難以安排。于是我垂頭喪氣地又回到了軍委機關。　　

毛主席問明情況以後，安慰了我幾句，随即給當時任抗大校長的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我拿着他的信直接去找林彪。　

　林彪開始不知道我的來意，還跟我開了個玩笑，說：“小羅，你已經是二局的副局長了，怎麼不派個人來，還要親自出馬，進階傳令兵的瘾還沒過夠啊！”　　

我把毛主席的信交給他之後，他才知道我是來求學的，當即表示歡迎。但抗大的情況和黨校差不多，他和教育長羅瑞卿同志商量了一會兒，想出來一個辦法，他要我不脫産，選科插班旁聽，等到新學期開始再正式入學。就這樣，我的學習願望算是得以實作。　　

我到抗大插班旁聽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紅一方面軍和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改編為八路軍第115師，林彪被任命為師長，于是他離開抗大，上了抗日前線。一年以後，我也從抗大畢業，先是随朱總司令到山西國民黨衛立煌部做統戰工作，1939年春離開八路軍總部，随徐向前元帥到山東敵後工作。　

　1943年春天，根據中央訓示，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一進制化上司，我被任命為中共魯中區委書記兼魯中軍區政委。在艱苦的戰争環境中，全面擔負山東黨、政、軍上司工作的羅榮桓同志得了嚴重的腎病。毛主席知道以後，非常關心羅榮桓同志的身體，發電報說，黨中央打算派林彪到山東，要羅榮桓同志于休養中在病情許可下指導大政方針，工作多交其他同志辦。　

　日本投降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山東分局，決定林彪到山東軍區任司令員。羅榮桓同志任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政委。如果羅因病休息，羅的職務由林彪代理。但是沒等林彪到職，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1945年9月中旬，最先率部出關的冀東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同志從沈陽乘蘇軍飛機飛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彙報東北情況。于是，中央作出決策，要迅速堅決地争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的強大力量。根據中央的決定，林彪改為去東北，不來山東了，同時決定羅榮桓同志率領山東的主力部隊和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和東北出動，實作中央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

我和林彪為戰役配合事發生分歧

　　1945年10月底，我率山東三師和警三旅一萬多人，從孟子的家鄉鄒縣出發，晝夜兼程，趕到膠東龍口，乘坐木帆船渡海，在遼甯省的莊河、皮口等地登陸。　

　到東北後，我帶過來的一個師和一個旅同曾克林、唐凱同志由一個團發展起來的兩個旅合編為一個縱隊。合編後的部隊番号為第三縱隊。關于由誰來擔任這個縱隊的上司，林彪與東北局的意見有些不一緻。林彪覺得三縱隊是以我從山東帶來的部隊為主組建的，我又主持了合編，對部隊和幹部的情況都比較熟悉，為了便于指揮和管理，縱隊司令員應該由我擔任。而東北局打算安排我任遼東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雙方意見一時難以統一。當時遼西方面戰事緊張，林彪不斷來電催我帶部隊過去參戰，于是東北局以三縱為主，加上四縱一部，臨時組成一個縱隊，由遼東軍區司令員程世才為司令，我為政委，吳克華為副司令，前往黑山參戰。任務完成後，三縱隊的上司人選還沒有定下來，我和程世才隻好繼續兼管三縱隊的工作，三縱隊的縱隊部也就此由遼東軍區司令部暫時兼着。　　

1946年3月，國民黨軍繼進占沈陽後，又先後侵占了撫順、鐵嶺、開原、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鎮。4月間，又向我軍重點設防的本溪和四平瘋狂進攻。　

　四平保衛戰進行了十多天後，中央訓示林彪要死守四平。林彪向中央提議，為了保衛四平，成立四個機動的野戰縱隊，直屬東總指揮。這四個縱隊就是後來成為四野主力的一、二、三、六縱隊。林彪同時提出了這四個縱隊的司令和政委人選，他建議程世才為三縱隊司令員，我為三縱隊政委，唐凱為縱隊副政委。中央準許了林彪的建議。于是，我們奉命率領三縱隊從本溪出發北上，參加四平保衛戰。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直接接受林彪的上司。　　

一開始，林彪給三縱隊的任務是進攻開原，截斷中長路，使進攻四平的敵人得不到補給，同時阻止沈陽方向前來增援的敵人。我們向開原前進的路上碰上了硬釘子，在威遠堡和剛從本溪調過來的國民黨新六軍打了一個遭遇戰，雙方打得非常激烈，僵持住了，誰都難以前進。我們把情況報告林彪，并提出，進攻開原已經不可能了，估計敵人的企圖是繼續北上。林彪回電說，三縱隊的任務改變，不打開原了，就地阻止新六軍北上，掩護堅守四平的部隊的側翼。這樣，我們就同新六軍從開原老城打到蓮花街，打了十幾天的防禦戰。新六軍是國民黨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式裝備，訓練有素，曾經遠征緬甸，戰鬥力确實很強。但我們的戰士也很英勇，打得很頑強，敵人進攻的速度一天隻能前進五六裡。這時，我們發現敵人改變了戰術，他們以小部隊在陣地上和我們厮殺糾纏，主力依仗機械化優勢，乘坐六百多輛汽車實行大迂回，對四平實行包抄。　

　當敵人占領西豐、清原後，我們向林彪報告，估計敵人可能再占梅河口和西安（今遼源），實作對四平的迂回包圍，請他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可是林彪回電說，要我們置梅河口和西安于不顧，繼續節節抗擊當面的敵人。對于林彪的這個決定，我們很不了解，既然看出敵人有迂回包圍的企圖，為什麼不采取措施，也迂回到四平側翼，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哪怕消滅一部分也是好的，怎麼還要繼續打防禦戰，拼消耗呢？結果新六軍迂回成功，我們不得不放棄四平。　

　從四平撤退的時候，林彪給我們三縱隊的任務是斷後，掩護堅守四平的部隊安全撤離。不久，長春也主動放棄了。這時候，除了我們三縱隊以外，其他部隊都已撤過松花江，我們的行動一時得不到訓示。我們考慮，敵人占領大城市，敵後空虛，應該留下一些部隊，在敵後開展鬥争，南北遙相呼應，就給林彪發電報，建議三縱不過江，留在吉林東部山區建立遊擊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牽制敵人，并且說明有這個條件，使敵人再向北進攻就有後顧之憂。　

　林彪回電說，三縱隊不過江了。但要我們到長白山建立根據地。接到指令，我們覺得林彪的這個決心下得很對，也很有戰略眼光。吉林東部山區距哈爾濱确實近了一些，戰略機動範圍有限，隻有經營長白山，才能有效地牽制調動敵人，實作南北呼應的戰略意圖。　

　按林彪的訓示，我們三縱從長春附近的雙陽、伊通掉頭奔輝南，奪路奔向長白山。在向東南方向移動中，為了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在黑石鎮，我們消滅了國民黨新六軍二零七師一個營，随即攻克桦甸縣城，這是我軍從四平撤退後打的第一個勝仗。雖然規模不大，前後共殲滅敵人千把人，但林彪很重視，他後來多次提到，攻克桦甸證明敵人愈分散，愈易被我消滅。　　

攻下桦甸後，發現新六軍十四師過來了，我們避開了它。到輝南，沒有敵軍，地主武裝在我們到達之前就吓跑了。我們繼續向通化前進，到柳河，柳河也是一座空城，沒有遇到敵人。正好這時候東北停戰開始，我們便趁機進行整訓。這個期間，我同林彪為戰役配合的事發生了分歧。　

　當時南滿地區指揮機關比較多，缺乏統一的上司，無法進行有效的互相配合，我給林彪發電報，建議他協調各部加強配合。　

　林彪給我回電說，敵人到處進攻，我軍隻能做到戰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區間不可能進行戰役性、戰術性的配合，那在時間上與距離上都是不可能的。他還說，要是各地區每次行動都要其它地區同時行動，各地區勢必要今天配合這裡，明天配合那裡，行動就被動了。他認為在兵力分割的狀況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對于林彪的這個答複，我感到他不大講道理，有些強詞奪理，就和縱隊副政委唐凱同志聯名給林彪發了一份電報，堅持要求各部隊加強戰役戰術上的配合。我們在電報中提出，現在我們分散作戰較多，為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不論敵人攻擊任何一方，其它地區應該在戰役上進行有機配合，迫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粉碎它的進攻，擴大我們的戰果。否則敵人有快速增援，向我反擊的可能。　

　林彪收到這份電報後沒有再回電報，此後也不再提這個問題了。後來聽說，四平撤退後，林彪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提出他對東北戰局的看法及上司同志間的一些意見分歧，中央遲遲沒有回複，他心情有些煩躁。就在我和唐凱同志的電報發出後，中央回電肯定了林彪的意見，并且決定他為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他的情緒才好起來了。如果是這樣的話，盡管他當時的焦急心情可以了解，但作為戰區的主要上司，在答複下級提出的問題時過于情緒化總是不合适的。　

　總之，我感到林彪這個人脾氣有點怪，不像羅榮桓同志那樣寬厚大度，在羅榮桓同志面前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講，用不着顧慮。而在林彪面前就不同了，不知道哪句話不合他的意，會惹他不高興。

大敵目前，林彪讓我們學習毛澤東的戰略學 　　

三縱留在南滿不過江，很快就派上用場了。1946年9月中旬，林彪給我們來電說，接軍委通報，蔣介石要進攻哈爾濱，要我們偵察選擇有利于攻擊的目标，準備作戰，牽制敵人。

　　國民黨軍侵占四平、長春、吉林後，杜聿明決意繼續北上，拿下哈爾濱。随後國民黨軍占領了陶賴昭以北的橋頭堡。哈爾濱當時很緊張，東西都裝上了火車，民主聯軍總部後勤部也已轉移到佳木斯了，哈爾濱成了空棧房。　

　我們意識到這一仗意義重大，經過敵情分析，提出第一步先攻打西豐縣城，如果還不能将北進的敵人調回來，就再打西安（今遼源）、開原或昌圖，總之是要将準備進攻哈爾濱的敵人拖回來。　　

林彪回電同意我們先打西豐。他對三縱這次出擊很重視，在回電中說，打西豐對東北整個戰略形勢有重大的意義，對保衛哈爾濱起重大作用。他要我和程世才、唐凱同志到前方親自指揮。為了保證作戰順利，林彪除了把保三旅和獨三師配屬我們指揮，配合作戰外，還令遼東軍區大力配合三縱作戰。　　

我們一舉攻克西豐，全殲新六軍二零七師的一個團，并兩次擊潰前來增援的敵人，一共殲滅了敵人五個營的兵力，接着就準備打開原和昌圖。這就引起國民黨軍的重視，他們沒想到南滿我軍一個白天兩個晚上就能打下一座堅固的縣城。于是，國民黨軍改變原先的戰略，急忙調新六軍、五十二軍南下，從先北後南變為南攻北守，他們決心先打掉南滿我軍主力，然後再向北進攻哈爾濱。敵人開始向我南滿根據地猖狂進犯，林彪要我們牽制敵人的目的實作了。

　杜聿明調集八個師十萬大軍兵分三路殺向南滿，來勢很兇。雖然我四縱在新開嶺消滅了他一個師，但敵人進攻的勢頭仍然不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保安東（今丹東）呢，還是保通化？我們三縱隊當初南下的任務是到通化，建立長白山根據地，可是遼東軍區要我們西進，去保衛安東。這樣一來，我們既要保通化，又要兼顧安東，結果戰線拉得很長，以有限的兵力進行了寬正面的防禦，犯了兵家的大忌。在将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由于分兵把口，兵力不集中，我們仗打的不好，多半是擊潰戰和消耗戰，消滅敵人不多，自己搞的很疲勞，還得不到充分的補充。　

　當時向通化進犯的敵人有五、六個師，而我們三縱隻有兩萬多人。在這期間，林彪來電對我們的批評很多，也很嚴厲。他批評的主要内容是我們兵力不集中，沒有打殲滅戰，這些批評都是對的。　　

大約11月中旬，林彪給蕭華、江華、程世才和我發了一份電報。這份電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電報中說，你們幾個都是戰争中的大忙人，但在百忙之中應抽出時間弄清楚戰略思想。要研究毛主席的戰略學（他指的是收入《毛選》中的《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林彪對主席那篇文章很熟，重點看哪一章哪一節，他都給我們點到了。最後還說，毛主席的戰略學不要當成普通文章，看看就過去了，要當成勝利的訣竅來看，當成作戰指令來看，反複看，用來指導實際行動，這樣才能使南滿的作戰和局勢得到新的發展。除了我們要學習以外，也要安排下面的幹部認真學習。　

　關于學習毛主席戰略學，林彪在以前的電報中也提到過，但這回是專門提出，而且提得很高，有很強的針對性，是以印象特别深。當時的感覺與“文化大革命”中看着他搖語錄，喊萬歲，裝樣子，做給人家看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臨戰之際，林彪同意我們先完成政治教育再練兵 　

　1947年8月下旬，東總決定從三縱隊開始，進行訴苦和土改教育。

　　當時正是秋季攻勢之前，我們經過大量工作，終于在全縱隊展開訴苦運動。這時，接到東總訓示，秋季攻勢第一階段已經在遼西打響了，要加緊練兵，準備投入第二階段作戰。　　

怎麼辦？是把土改教育放下，投入練兵呢，還是繼續下去，把教育搞完再練兵？縱隊黨委開會研究，覺得就這麼停下來不行。當時幹部中确實有個别人群衆觀點模糊，幹涉地方土改運動，對土改政策發生懷疑。有的因為住在地主家裡，包庇、同情地主，甚至阻撓群衆起來鬥争地主，還給地主打掩護，幫地主藏東西。有一個出身富農的科長，聽說家裡被鬥，認為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産生不滿情緒。　

　在戰士中，不少人戰鬥觀念模糊，特别是一些“解放”過來的戰士，認為内戰是蔣介石和毛澤東争地盤，說這兩個人中若是死一個就好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主要是“解放”成分的人）對戰争究竟有沒有勝利的前途，産生懷疑。而一些從關内來的老戰士，對于當地群衆中的盲目正統觀念看不慣，覺得為他們打仗犧牲不值得。而本地兵因家裡翻身得到了土地，嘗到了土改的甜頭，想回家過小日子，也不願意留在部隊打仗。有個戰士作戰很勇敢，立了功，但卻不辭而别，留下一封信說，我已經報了恩，要回家當個革命的同情者。　　

土改教育的第一步是訴苦憶苦，挖苦根。然後引導部隊提高階級覺悟，把仇恨集中到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權身上，要讓大家認識到隻有報階級的仇，才能最後報個人的仇。經過發動，訴苦剛剛搞起來，一個個哭的像淚人似的，正在這個結骨眼上，要是停下來，實在太可惜。就是去練兵，兵也練不好，去打仗，仗也打不好。土改教育不進行完不行，于是，我們給林彪和羅榮桓發報，說明情況，要求把教育搞完再轉為練兵。　

　那時候不像後來，沒有那麼多框框，一切從實際需要出發。林彪和羅榮桓同志馬上回電，同意我們的意見，把土改教育搞完。最後，我們堅持把土改教育搞到9月20号左右，還差一個軍民關系、軍政關系的教育沒進行，實在沒有時間了，隻好打完仗再補課。戰前一點訓練不搞不行，練兵運動隻進行了五天就開始秋季攻勢。軍事訓練時間少了點，隻有在戰場上設法補救。　

　經過土改教育後，部隊政治情緒穩定，階級覺悟提高，幹部戰士關系改善，連隊的面貌與前不同，有顯著的變化。打起仗來，凡是土改教育搞得好的連隊，戰鬥作風就勇猛頑強，在行軍中過去泡病号、掉隊的都能堅持了。連隊幹部戰士正氣上升，歪風不見了。階級兄弟的感情非常濃厚，幹部體罰、打人的現象沒有了，普遍開展報仇立功運動，人人都有立功計劃和決心。在戰鬥中，班長傷亡，積極分子自動代理，班代排，排代連，老的打光了，最後剩下新兵也組織起來繼續幹。有的連隊打的隻剩下幾個人，還在磨刺刀，準備報仇，毫無恐懼。戰後也無影響，再戰情緒還是一樣，鬥志仍然很高，不服氣，一定要為犧牲的階級兄弟報仇。　

　1948年春天，我在東野政工會議上介紹了三縱開展憶苦和土改教育的經驗，林彪當時在前方作戰，沒有參加會議，後來他看了會議記錄。據說，他在我的發言記錄上做了不少眉批，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技術的戰力雖缺，有政力代替而有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時，“政力”竟然完全代替了“技術的戰力”，成了空頭政治。

對作戰方案有不同意見，林彪半天内連回三電 　

　9月底，在我們結束土改教育，轉入練兵運動不幾天，接到林彪和劉亞樓簽署的指令，準備打仗。指令中訓示三縱隊要以遠端奔襲手段，同時包圍國民黨軍第一一六師據守的西豐、頭營子、威遠堡和孤榆樹這四個據點。一一六師隸屬國民黨第五十三軍，是張學良東北軍碩果僅存的一點老底子，抗戰時被定為遠征軍甲種軍，到越南作過戰，日本投降後回國到河北保定打内戰，剛調到東北不久，和我們還沒有交過手。　

　五十三軍的軍長周福成帶着軍部和另一個師駐在開原一帶，一一六師的師部駐威遠堡，三個團分别在西豐、頭營子和孤榆樹，其中西豐、頭營子和威遠堡在東西一條線上，距離約四十公裡。孤榆樹、蓮花街和威遠堡在南北一條線上，距離約二十多公裡。從威遠堡再往西南約二十多公裡就是開原，往西二十來公裡是中長路上的昌圖縣城。　

　林彪在作戰指令中規定了這次作戰的總方針：遠距離輕裝奔襲，同時包圍各處分散的敵人，圍點打援。如果敵人不增援，就各個擊破，消滅被包圍的敵人。　

　接到指令後，我考慮，如果我們包圍了一一六師師部，敵人肯定會派兵增援，而我們同時包圍的是敵人的四個點，一旦敵人派兵增援，打援的兵力明顯不足。我又看了一下指令中其它部隊的任務，都安排了奔襲目标（他們都是一個縱打援，策應各方）。六縱的位置在四平以東，中間隔着一縱，我們指望不上。而一縱在夏季攻勢時打四平打得很艱苦，一直在休整，這還不是主要的，關鍵是他們的待機位置遠在我們北邊幾十公裡以外的四平附近。臨時調他們南下為我們打援不一定來得及，況且他們的任務是策應各方，并沒有明确隻是策應三縱，如果在四平以西作戰的二縱需要的話，他們還要牽制四平的敵人，策應二縱，那我們就更指望不上了。于是我想，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圍點還是打援，一切隻能靠自己了，對于威遠堡的敵人師部不妨以一部兵力先把它監視起來，看住它，不讓它跑了，但又不驚動它，免得它呼叫援兵，而以主力先将西豐等地的敵人消滅，并相機消滅威遠堡外圍的敵人。最後再以優勢兵力攻威遠堡。那時，即使敵人來增援，我們也有足夠的兵力對付，可以從容不迫。　

　在師以上幹部會上，多數同志贊成我的想法，少數同志表示，應該按照東總的指令，同時包圍四個點。以兩個師攻威遠堡，一個師包圍其它三個點。于是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争論，焦點在打援，有的同志認為，既然上級讓我們同時包圍敵人，就會考慮打援的問題。我說，從指令上看，一縱、六縱的任務是策應各方，萬一各方都需要，派不出為我們打援的兵力怎麼辦？我們隻好自己考慮安排打援的兵力。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決定把兩個方案都報上去，請林彪考慮決定。我很快就把電報寫好，發了出去。我記得電報的言辭比較激烈，為的是能引起林彪的重視。這時，已是午夜以後了。　　

幾個小時以後，先是遼東軍區來電，要我們按照林彪的作戰部署，以一個師包圍西豐、頭營子、孤榆樹，集中兩個師直插威遠堡。緊接着，林彪、劉亞樓的急電也到了，内容是要我們以主力包圍威遠堡，對另外三處敵人各應以一部包圍與監視，然後再視情況逐一消滅。電報還說，第一步在抓住分散的敵人，以免其集中。關于如何打援的問題，電報中沒有說，看來林彪對于我們能否抓住敵人信心不足，他擔心萬一我們抓不住敵人，打援的部隊白跑一趟，看樣子他是想把打援的部隊抓在手上，擔任奔襲的部隊哪個真正抓住了敵人，他再根據情況把打援的部隊派過去。他這樣考慮自然有其道理，在東北戰場上，敵人掌握了優越的交通條件，兵力轉運靈便，随時可以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戰方向或增援被我攻擊的點。我們過去曾經吃過虧，這也是林彪為什麼要用遠端奔襲的辦法去抓住分散之敵的原因。但是，等我們真的把敵人抓住了，再派出增援部隊打敵援軍，敵人有優越的交通條件，我們隻有兩條腿，時間上是否來得及？不知道林彪是否想過這個問題。　

　大約又過了三個多小時，林彪、劉亞樓又給我們發來一封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林、劉對原來的部署進行了調整，通知我們說，蓮花街、孤榆樹那一個團的敵人劃歸一縱包圍與消滅，三縱隻負責包圍與消滅西豐、頭營子、威遠堡的敵人。看來，林彪還是認真考慮了我們的意見，把威遠堡以北的孤榆樹、蓮花街這個方向的敵人交給一縱就近去包圍，這樣一來，我們不僅應變能力加強，而且在兵力對比上取得了優勢。　

　到了晚上9、10點鐘的樣子，林彪和劉亞樓又給我們來電了，這是半天之内的第三次電報，内容是指令一縱以一個師留在四平外圍，兩個師過至孤榆樹，另以一個師出昌圖，包圍、監視或單獨殲滅昌圖守敵（獨二師長期配屬一縱，是以共四個師）。威遠堡西邊的昌圖，是我們擔心敵人可能前來增援的一個方向。林彪的這份電報中雖然一字未提三縱，但他這一系列調整，都與我們有極大關系，終于解除了我們的後顧之憂。　

　我們決定以一個師奔襲包圍威遠堡，一個師奔襲包圍西豐和頭營子，另以一個師插到開原、威遠堡之間擔任警戒。方案報上去以後，林彪又發現問題了，他這個人考慮問題很細，他最擔心的是把敵人吓跑，無功而返。他一對照地圖，就覺得八師的集結出發地域離西豐近了，容易走漏消息。就給我們發電報，提醒我們注意。結果真讓林彪給說中了，八師出發不久，就被敵人發現了，暴露了我們的意圖。于是敵人像驚弓之鳥，相繼逃跑收縮。一看這種情況，林彪果斷決定，作戰時間提前一天，全線開展奔襲和追擊。　

　由于剛剛進行了憶苦和土改教育，部隊士氣旺盛，九師路程最遠，一夜趕了一百四十多裡，沒有掉隊的。七師邊打邊走，動作也很快，終于把敵人分割包圍在威遠堡地區。八師也搶在敵人前面，襲占頭營子，把從西豐西逃的敵人一個團圍堵在拐磨子。當我們對威遠堡發起攻擊時，四平的敵人立即乘坐七、八十輛汽車南下增援，在昌圖以北遭到一縱的阻擊，雙方發生激戰，直到我們把威遠堡的敵人全部殲滅，敵人的援軍也沒能突破一縱的防線。這一仗，我們在一縱的配合下，全殲了國民黨軍一個師。　

　戰後，林彪向各縱隊和各師發通報，說擔任攻擊西豐的部隊由于奔襲出發地距敵過近，進入時間過早，停留時間過長這三個缺點而過早暴露我軍企圖，以緻敵人自動撤退。同時他又表揚我們包圍攻擊堅決迅速，将敵人在威遠堡全部殲滅。他對我們表揚不過火，批評不講情面，分析透徹，确實說到了點子上，對我們後來制定作戰方案很有益處。

打下錦州後，林彪出題考我 　

　1948年秋天，我們接到林彪指令，乘火車秘密南下，接替兄弟部隊包圍義縣。到達義縣不久，接到林彪電報，說義縣的敵人要棄城南逃錦州，要我們幾個縱隊準備伏擊。等了幾天，看看沒有動靜，就這樣等下去也沒個頭，于是我們給林彪發報，建議改伏擊為攻堅。我的理由是義縣很重要，是北甯縣我軍作戰的門戶，勢在必得。義縣城雖高，但不大，守敵雖有萬餘人，但戰鬥力不強，使用兵力過大展不開，我們三縱加上配屬我們的二縱五師和炮縱就夠了，其他兩個縱隊可以到錦州以東以北地區打援。希望盡快确定攻義縣的部隊，以便部署。

在我的記憶中，林彪指揮過的戰役、戰鬥中，伏擊、打援的成功戰例比較多，攻堅的戰例比較少，他對于攻堅這種作戰樣式一般比較謹慎，輕易不下決心。但是收到我們的電報後，當天就回電，同意我們的建議，對義縣之敵改伏擊為攻堅，并指定我們三縱指揮炮縱和五師攻取義縣。　　

由于準備充分，攻城開始後，我們隻用了四個小時就把義縣打下來了，全殲守敵一萬多人，沒有一個漏網。　　

攻克義縣，林彪對我們很滿意，他說，這是以最短促的時間，攻殲固守堅固工事之敵的新記錄。不僅沒有責怪我們改變他原定的野外打援的戰術，還和羅榮桓、譚政同志在攻錦州之前進行的戰前動員中，号召所有部隊學習三縱及五師四小時打下義縣、四縱兩小時打下興城、二十七師一個團30分鐘打下達子沿，殲敵千餘等範例。　

　在東北那幾年，由于環境限制，我和林彪多是通過電報談兵論戰，隻有一次例外。那是打下錦州以後，我到總部去彙報戰鬥情況。　

　在攻錦作戰中，從打外圍戰到戰役結束，三縱都是啃硬骨頭啃下來的，一個碉堡接一個碉堡打，沖進城後整條街都是敵人的洋樓工事，部隊打得非常艱苦，傷亡一萬多人，戰鬥結束後，半數以上的連隊隻剩下三五十人，個别連隊扛步槍的隻剩下幾個人。但是部隊士氣很高，都說補充休整一下還要再打。林彪聽了非常高興。　

　彙報結束以後，林彪要我留一下。他說：“羅榮桓政委常說你對軍事肯鑽研，我也這麼看。你是軍委的老參謀，現在，我要出一道題考一考你。”他指着牆上的地圖說：“蔣介石不甘心我們打下錦州，還想奪回錦州，打通關裡和關外的聯系。現在，東邊是從沈陽出動的廖耀湘的西進兵團十幾萬人，已經到了黑山，被五縱、十縱頂住了，西邊是從葫蘆島登陸的侯鏡如兵團八、九個師，被四縱、十一縱擋在塔山。你來回答，我們是迎擊東進的侯兵團好呢，還是打西進的廖兵團好？”　　

聽完林彪出的題，我看了看地圖，提出了我的想法：葫蘆島至錦州一線地處遼西走廊，山海之間通道比較狹窄，部隊多了不易展開，不适合于大兵團作戰，而錦州以東地域開闊，便于大部隊展開，要我選，就選擇打西進兵團。　

　林彪聽完不置可否，他笑了笑說：“給你三天休整時間，回去等候指令。”三天以後，林、羅、劉指令我們立即北上，沖到敵人中心去，插入敵人縱深，配合正在黑山阻敵的十縱，吸引和拖住西進的敵人，以便錦州附近各縱隊趕來會戰，一舉消滅它。

　　接到指令，部隊立即出發，為了節省時間。我們改變正常，三個師齊頭并進，寬正面地向敵陣攻擊。在炮火的掩護下，一下子就把敵人的防禦撕開了口子，向敵人的縱深沖擊。突破防線後，前進幾十公裡，半天未遇到敵人，我們繼續前進。當行進到胡家窩棚時，我們想控制胡家窩棚周圍的山地，決心拿下胡家窩棚。一交火，發現敵人火力猛，防守也很有章法。你猛我更猛，不怕他，以猛制猛。打下來之後，才知道這裡原來是廖耀湘的兵團指揮部，真是個意外收獲。這一下就砸爛了敵人的指揮中樞，敵人失掉了指揮，徹底亂了套，在我各個部隊的猛烈打擊下，西進兵團很快就被我軍全部殲滅，廖耀湘也被我們三縱活捉了。　　

打掉廖耀湘的兵團部以後，敵機來轟炸，炸彈在我身邊爆炸，我被震昏過去，埋進彈坑裡，負了傷，失去知覺，一個多星期昏迷不醒。沈陽解放後，我在沈陽治病養傷，林彪，羅榮桓都來看過我，說了一些問候、鼓勵的話。

廬山會議後，林彪說：要把羅舜初鬥到心服口服為止 　

　建國以後，我參加海軍初創工作。因為林彪不分管海軍的工作，我和他的接觸也就少了。1951年，我聽說他身體不好，就到東交民巷他家裡去看他。林彪問起我的工作情況，我就直話直說，我本來是不想到海軍的，周總理做了半天動員說服工作才來的。到了海軍以後，工作不順心，想走，想到北韓去打仗。林彪當時不同意，要我安心在海軍工作，說有些問題會解決的。　　

1959年夏天，我正在哈爾濱出差，接到電話，要我馬上回北京開會。回到北京，才知道彭老總在廬山出事了。軍委日常工作已經換成林彪主持。彭總這個人愛發脾氣，喜歡罵人，說起話來不客氣，就是對毛主席也經常擡杠頂撞，這是人所共知的。我們這些軍委機關的小參謀不論在中央蘇區，還是長征路上，見過不止一次，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是以我對廬山會議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在肅清彭、黃影響的軍委擴大會上發言揭發不積極，也沒有唱高調支援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心想，我在林彪上司下工作那麼多年，從來沒表過什麼态，都是有問題談問題，該工作就工作。他對我應該是了解的。沒想到有人是以提出，我對林彪主持軍委工作态度不積極。　　

林彪在會上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叫飛彈為主，特種兵為主。飛彈為主好了解，就是武器裝備現代化嘛，特種兵為主，也不錯，但是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都是特種兵，哪一個排第一，重點發展？如果不明确下來，互相争經費，争第一，也不得了。我的想法說出來以後，有人反映到林彪那裡，說我對“飛彈為主，特種兵為主”有懷疑，是對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不支援。這下可糟了，本來蕭勁光司令已經和我談話，說我的工作要變動，軍委已經決定調我到國防科委去工作，這下去不成了。林彪說要把我的問題搞清再走，不要把毛病帶到新機關去。海軍開會讓我揭發彭老總，交代和彭的關系，檢讨為什麼不支援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對林彪的方針有懷疑。我對這些如實作了回答，結果又說我态度不好，又反映到林彪那裡去了。林彪生氣了，說對我要鬥到心服口服為止。就這樣，原定一個星期的會，一下子開了約三個星期。我也弄不清林彪對我哪兒來的那麼大的氣。後來聽說，他因為我沒有再去看他，不高興，說我眼裡隻有羅榮桓，沒有他。最後，我被定為彭、黃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海軍的忠實代理人和積極執行者報了上去，免職送政治學院學習。1965年4月我被配置設定到國防科委工作，任副主任。　

　從此以後，我心裡就有些怵林彪，後來工作安排和變動，雖然沒聽說林彪有反對意見，但我心裡仍然餘悸未消。每當有林彪出現的場合，我都盡量躲在遠處，不往前靠，對他是能躲則躲，心裡非常緊張，就怕林彪又要和我算老賬。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天，總理把我叫到人民大會堂，他很嚴肅地告訴我，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乘飛機外逃，飛機失事，墜毀在溫都爾汗，林彪一家三口全摔死了。總理提前向我通報九一三事件，是因為在林立果小艦隊劫持的直升機上發現了國防科委的絕密檔案，這些檔案屬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内部檔案，按規定是不送林彪的。總理對我說，過去你處境不好，今後要把工作抓起來。他還訓示我必須在不對外透露林彪事件的情況下，迅速查明檔案是怎麼到了林立果一夥手中的。　

　我當時完全驚呆了，連聲說了幾遍沒想到，我确實沒有想到，上了“九大”黨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竟然會走上這樣一條路。百感交加的我一方面覺得壓在心頭多年的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了。另一方面感慨無限：林彪的一生最後竟是這樣一個結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