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傑
1906年1月，農曆臘月底，倫敦的波特蘭透着陣陣寒意。這裡伫立着大清國駐英使館。館舍租賃的是一棟六層樓房，大小房約有七八十間，靠一大一小的兩部樓梯連接配接上下。一月份的倫敦，下午四點剛過，太陽便已落山。盤旋的樓梯上，安裝着七八盞電燈，為保證人員上下的安全，現在全都打開，可樓裡仍顯得十分暗淡。
在一間簡樸到寒酸的屋子裡，駐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國内寫信。四個月前，他以外務部參議的身份被派往美國，追蹤日俄兩國在戰後的和談。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谕，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駐英公使一職。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國使館的當家人。等他到倫敦辦完交接手續，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難題——錢。于是，他寫信給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汪大燮
作為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倫敦的館舍，還要負責在英國殖民地新加坡的總領事館，兩地的開銷，由他統一排程。他在信中列出了一個開支清單：館内的年收入是庫平銀六萬兩，平均每月五千兩。其中，八百兩要支給房租，兩千四百兩要支給參贊、随員和洋員作為工資。這樣，還剩一千八百兩。汪大燮的薪水、辦公經費和各種雜費全都在這一千八百兩之内。他還要支付洋仆人的工資二十五鎊，電費十二鎊，瓦斯費七鎊，煤炭費五到六鎊，自來水費四到五鎊，電話費一鎊，信紙郵票費五到六鎊，中華會館捐七鎊，善捐二鎊，清潔費二鎊，馬車費十鎊，華仆、學生的吃飯用度七十鎊。這些雷打不動的開銷加起來，每個月一百五十餘鎊。按照當時約六比一的英鎊銀價比，約為銀一千兩。也就是說，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隻剩下八百兩左右。當時正處年關，他要打點和疏通與北京的關系，給軍機處、外務部各處王爺及堂司官員一大筆“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兩，相當于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為外交使節，汪大燮還必須與倫敦的外交界交際應酬。面對被掏空的錢包，他隻能搖頭歎息。
駐外使館的開銷用度，還是三十年前即1876年定下的章程。當時，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出常駐使節，将駐外人員分為出使大臣（公使）、領事官、參贊官、翻譯官、随員、醫官幾類。除了後兩種，其他各分為三等。頭等出使大臣月薪最高，為一千四百兩，最低的醫官則可拿到二百兩。公使是駐外使團的負責人，地位最高，有權決定使團的人事。在駐外使館的運作中，薪水與開銷也變成了包幹制——費用打包交給公使，由他按照外交官的人數、相應的薪俸标準和日常的實際用度進行調配。
清政府的财政規模很小，和後世不可同日而語。十九世紀後半期，戶部賬面上的歲入約為庫平銀八千萬兩。到1900年，這個數字是一億兩。一百多年後的環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貴金屬比價、以多種重要物資的購買力來粗略折算，一億兩白銀的購買力總應在一千億人民币以内。據統計，這個數字還不到如今C9高校一年的開支，可在當時，卻要供整個國家運轉之用。其中，大半的錢用來發放官員的俸祿、養廉銀，八旗、綠營的饷銀，還要供給各級衙門和工程經費。到了1875年之後，借洋債辦海軍、借洋債還賠款成為常态，每年歲入的四分之一要用來還債。留給政府支配的活錢，少之又少，不可能撥給駐外使節足夠的經費。
1865年，總理衙門派人随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赴英遊曆。當時是從海關收入中找錢報帳，後來成為出使開銷的慣例。到了1875年，清朝派使臣常駐海外，每年需要一筆穩定收入作為使館開支，于是總理衙門上奏，從海關的六成洋稅固定動支，将各口海關的六成洋稅提出10%作為出使經費，後來又增加到15%。将洋稅分成四六開，原本是為支付第二次鴉片戰争賠款的便利。待償清賠款之後，這個稱呼就沿用了下來。
到了1886年底的時候，清政府派傅雲龍等人環球遊曆，需要大筆的款項，就扣掉外交官薪水的20%，作為遊曆人員的用度，之後，出使經費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沒有恢複到原來的水準。這時，因歐美使用金本位，國際市場黃金需求增加，導緻金銀比價翻倍，駐外公使手中銀兩的購買力，隻剩當初的一半不到。1897年底，各使館報告的資料是：駐英使館每年報帳約十二萬兩，駐法使館五萬兩，駐俄使館四萬兩，駐美使館二十四萬兩，駐日本使館七萬兩。其中，駐英公使還兼任駐意大利、比利時公使，管轄新加坡總領事館；駐美使館兼任駐西班牙、秘魯公使，此外還管理四處領事館；駐日本公使除了本館之外，尚有三處領事館，是以，這幾處的開銷要更大一些。到了1901年之後，清政府陸續将駐意大利和比利時使館單立，另派專使，相應地砍掉駐英使館一半的經費，每年隻給六萬兩。這樣一來，汪大燮手中銀兩的價錢，就隻剩下他前任郭嵩焘、曾紀澤的四分之一。日子驟然緊張了起來。
外交官在外，需要經常走動。按理說，駐英公使要聯絡倫敦的外交界，定期參加或是舉辦宴會，增進了解，搜集資訊。為了國家形象，少不了各種應酬，但由于剩下的錢已經入不敷出，他們隻能盡量減少雇車、減少外出，更不用說自辦宴會了。因為沒錢，使館的硬體沒辦法更新，四周的陳設破舊，還比不上泰國、波斯等小國的使館，與泱泱大國的形象嚴重不符。因為沒錢，上一任的公使張德彜為圖節省，居然連取暖的煤爐也不做定期清理，導緻裡面的燃料越積越多，爐火重新燃燒最後釀成了火災。此事過後，張德彜依然如故，無心打理使館。隻要沒燒到自己的财産，怕什麼呢！
這絕不是駐英使館一家的問題，大清國的駐美使館也有類似的窘事。
崔國因是一位生性節儉的翰林，受同鄉李鴻章的推薦，1889年擔任駐美公使。赴美後，他不改本色，衣裝簡素，甚至于讓人擔心贻笑友邦，丢了朝廷顔面；他卻十分堅持，回信給友人，從理、勢、情幾個方面嚴肅駁斥了針對他過度質樸的擔憂。崔國本就崇尚節儉，加上使館經費也不充裕，他就更舍不得花錢。為了向洋人展示儉樸的東方美德，他常年不用使館的氣爐水管，結果擱置時間越久，後面的修理費用越多。他舍不得支付洗衣費，是以不願找當地的仆人來館浣洗。肥水不流外人田，遂命自家人動手，自家人不得其法，造成了諸多損壞。
為了盡可能地節省用度，他壓縮使館的活動空間，不讓使用地窖，使館運煤從大門直入，導緻地毯污損。使館租用的房舍原有房東的各種擺設，因與崔國因節儉的作風不符，都一一消失，也說不清何時被何人拿走了。等到租金到期房東清點物品時，發現大量的物品遺失和損毀，就向使館提出索賠。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國務院。國務院找後任的公使楊儒，要求他支付二萬美元的賠償金。楊儒怎會當這個冤大頭，又上哪裡去找這筆錢？國務院隻得通過美國駐華公使去找總理衙門索要。因崔國因的節儉而生出的事端，從華盛頓傳到北京，從駐美使館傳到總理衙門，弄得裡裡外外人盡皆知。
清朝的駐美公使兼任駐秘魯和西班牙公使，由于西班牙遠隔大西洋，駐美公使隻能派屬下的參贊前往馬德裡常駐。華盛頓使館都吝啬如斯，馬德裡的情形可想而知。1896年，伍廷芳就任駐美公使，他派了一名旗人參贊代辦西班牙使事，每年撥給該館五千兩銀子，發工資、交房租，都從裡面開支，這樣算下來，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參贊到任後，除了前往馬德裡的各國使館投遞名帖，就不再與外界主動往來，偶爾有人來訪，他也是避而不見，并且将客廳上鎖，表示無意同對方交流。為了省錢，即便是在寒冬季節，他也不準生火取暖，導緻不止一位來訪的外交官受涼感冒。對方不敢公然抗議，隻能在私底下跟使館的洋員抱怨。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外交官怎麼能融入外交界，又怎麼能了解情況、搜集資訊？汪大燮上任後得知，駐英使館已經十年沒有宴請客人。西班牙使館随員在1897年到任後更是打聽到，那裡快十五年沒有舉辦過任何宴會了。幾十年間，公使手中的出使經費不但沒能增加，反而因銀價下跌導緻購買力大幅下降，就算想要有所作為，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汪大燮隻能當一名旁觀者，看着倫敦外交界的高手們縱橫捭阖，各施所長，在國際舞台上為各自國家争取利益。
理财之道，一方面是節流，另一方面則是開源。駐外使館屬于政府“全額撥款”的外交機構，原本沒有開拓财源的功能，但公使、參贊、随員出洋，通常是因為國内仕途壅滞。他們通過行賄或者跑關系出國謀事，隻是希望積攢資曆、得到保獎，或者打定主意大撈一把。他們行賄的付出，必然要想方設法地進行取償。有一年，古巴總領事被一個叫黎榮曜的鑽營謀取。到任後，他主動不要辦公經費，當然更談不上開展領事工作，每年都僞造一個賬冊交差。古巴華人赴美時，要經領事館發放護照。黎榮曜專收高額的“護照費”，一張四五十元。他還利用華僑為國内災區捐款的機會，在賬目上動手腳，私吞了二萬多兩銀子。幾年的總領事做下來，已經把自己養肥成為一個富翁。
外務部終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故而專門制定章程，除了保證每位外交官的薪俸不縮水，另外撥專款給使領館作為活動公費。其中，駐英使館每年發給三萬八千兩，駐美使館二萬八千兩，駐新加坡總領館五千兩。
這時，已是公元1907年。
（本文節選自李文傑著，《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李文傑系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曆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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