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這一大變局構成了我國邁上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國際背景。如何認識和把握這一大變局、服務好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是我國對外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
恩格斯指出，無産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甯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引用上述論斷，強調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本文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對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演變過程加以梳理和分析，并在這一基礎上分析其對我國外部環境的影響和相應的對策選擇。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演進的三個階段和主要特征
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大緻可以分成三大階段。
第一個是資本主義原始階段，也被稱為古典資本主義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資本原始積累。資産階級對内以“跑馬圈地”等手段，把大量農民從對土地的依附關系中驅趕出來變為産業勞工，也把大量土地資源釋放出來用于工業發展。對外主要是擴張殖民地，進行資源掠奪。《資本論》把生産要素分為資本和勞動兩大類。當時，土地以外的機器等資本的發育尚處于初級階段，主要生産要素就是土地和勞動。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揭開了資本主義的“秘密”和規律。由于當時生産力水準較低，資本家主要利潤來源就是通過延長工作時間、降低工資等手段榨取剩餘價值，出現了大量血汗工廠。
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出現了寡頭和壟斷，對外進行野蠻侵略和掠奪，擷取超額利潤。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大航海以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國家就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展開争奪，帝國主義内部的沖突鬥争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子。對内剝削，對外侵略，這就是原始資本主義階段，也是野蠻資本主義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資本主義進入改良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階段。時間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湧現，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社會福利制度。資本主義改良主要有三大動因：一是資本主義國家内部革命。資本主義的野蠻生長導緻資本家和勞工階級沖突積累深化，出現了巴黎公社運動以及層出不窮的勞工階級抗争。二是兩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國家要讓人民去參加戰争，當戰争炮灰，就要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戰争結束後還不得不幫助他們重返社會，以維護社會穩定。三是外部推動。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興起，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從外部給資本主義形成了強大改革壓力。
第三個階段是新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其主要标志是撒切爾夫人在英國、裡根在美國分别執政，開啟了美歐宏觀政策調整的新時期。供給學派、貨币主義等理論流派興起，減稅、放松管制、減少政府開支成為政策主流，并形成了所謂“華盛頓共識”。大家都批評那時的政策是“劫貧濟富”，即試圖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同時減稅、放開管制。
裡根政府實行了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的政策，但由于福利制度多有剛性，這為後來的高赤字、高債務問題埋下了伏筆。撒切爾夫人上台後的一項重要舉措是打壓工會，打破工會在當時英國社會對公權力的牢固控制。從那之後，英國的工會雖然還存在，但作為一股政治勢力，開始走向衰落。德國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對社會福利制度、勞動力市場制度實行改革，政治生态開始右轉。
這一時期在國際上發生了相距10年的兩件大事：一個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一個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蘇東劇變特别是蘇聯解體堅定了中國共産黨人改革開放的決心，也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程序。中國通過自身的改革努力，開始積極主動、逐漸地、完全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充分利用了國際經濟發生的變化，在深度融入全球化過程中實作了發展。
中國抓住了這一輪全球化的機遇，逐漸成為推動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中堅力量。這輪全球化浪潮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達到頂峰。這時候的世界市場已經是一個相對完整的世界市場，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與此同時，新的技術革命悄然拉開帷幕。資訊網絡技術的興起和普及，日益深刻而全面地改變着人類社會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這些因素共同迎來了全球化的第三個高潮。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物極必反。首先，全球發生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但真正的、深層次的、全面系統性的危機出現在約10年之後，經濟全球化本身從根本上遭遇質疑和挑戰，出現了所謂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脫鈎”“平行體系”等論調，并迅速向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政策層面滲透、擴散，逐漸成為新的主流和政治正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首要的原因是，從2000年到2020年20年的時間裡，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東升西降，中升西降。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這一過程更是加速演進。
從發達國家内部來看，其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美國的中産階級在經濟擴張階段主要來源是産業勞工，随着制造業衰落，貧富差距加大，中産階級逐漸萎縮。很多發達國家财富配置設定不均都是普遍現象。
技術進步推動收入、财富配置設定變化。世界經濟經曆過産業更新過程，從勞動密集型産業向資本密集型産業發展。按照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生産要素就是土地、勞動、資本，不包括技術因素。但是技術的進步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産業結構、業态和增長的動力都發生了變化，技術作為一個獨立變量在經濟增長中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其影響，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勞動在一次收入配置設定中的比例在發達國家普遍呈現下降趨勢。
财富創造方式發生重要改變。當代資本主義正在從金融資本主義為其最主要的特征，向金融資本和技術精英共同主導轉變，掌握技術且能夠搭建平台者成為造富最為迅速的一個人群。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普遍應用，勞動與價值創造日益脫節，增長與就業日益脫節，财富配置設定中的不均等也會日益嚴重，這将導緻社會分化繼續并加速發展。
其次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全球化早期的貨物貿易帶動了生産開始在全球布局，這意味着生産要素在全球配置，定價不再由一國決定。經濟學認為價格由邊際決定，全球化發展使得包括勞動在内的生産要素和商品的價格在全球範圍内逐漸均等化。發達國家工資上升停滞，與全球化導緻的生産要素價格均等化有直接聯系。此外，中國打破了發達國家在很多産業的壟斷，發達國家不再獨掌定價權，全球價格水準呈下降趨勢。近年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試圖通過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手段，将通貨膨脹率提高到接近但不超過2%，但始終無法實作。該現象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強大的制造能力壓低了全球價格水準。這是全球化使産業鍊、供應鍊、價值鍊在全球延伸，全球産業轉移推動全球就業和财富轉移的一個反映。
此外，還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具體因素亦不容忽視：
一是産業勞工隊伍萎縮。産業勞工和工會在西方政黨政治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全球化産業轉移，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産業勞工隊伍萎縮，服務業成為支柱産業。傳統制造業多為勞動密集型産業，産業勞工在流水線工作，組織紀律性較強，工會的覆寫面廣，為其政治組織和動員能力提供了強大的基礎。随着傳統制造業的萎縮，産業勞工數量減少，服務業從業人員大都分散工作，組織紀律性較弱。這意味着低收入群體的政治組織能力和政治動員能力大大削弱，難以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和發揮統一的力量，也難以維護和實作自身的權益。而那些資産階級政黨、政客們，也是以能夠公然無視這一群體的利益和訴求，而不需為此付出代價。
二是左翼政黨的蛻變，皮凱蒂稱之為“婆羅門化”。當今西方左翼政黨與曾經的左翼政黨已不可同日而語。以歐洲為例，英國工黨以産業勞工為群衆基礎的時代已經不再，歐洲大陸國家政治中間位置多已被中右翼占據。曾經，美國民主黨的群衆基礎是勞工和基層群眾，共和黨的擁護者則為大商人、大資本家。如今這一格局已被颠覆。以失業中年白人為代表的底層群眾是特朗普和共和黨在選舉中最大、最穩固的基本盤，“高大上”的華爾街精英群體反而成為民主黨的擁護者。美國新一屆總統拜登無論在其競選還是執政綱領中均将為美中産階級服務、重塑美中産階級、擴大中産階級群體作為核心政策目标。民主黨認識到，中産階級是其群衆基礎和權力來源，如果這個群體不斷削弱，得不到他們的支援，民主黨就無法有效執政，也無法在今後的選舉中保住執政地位。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對我國外部環境的影響
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制度演進帶來的世界格局的變化，這些變化又對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産生哪些影響，基于上述梳理，可以做出這樣的主要判斷。
第一，西方國家内部社會沖突正在激化且難以調和，一度被掩蓋的階級沖突再度突出，原有社會契約已被打破，社會面臨重構。“美國夢”中所謂的努力工作、足額納稅即有機會改善生活環境、改變社會地位的公式已經不再有效。不僅美“鐵鏽地帶”傳統制造業勞工“美國夢”破碎，美國國内白領崗位也正在消失，這進一步撼動了社會根基，造成社會的嚴重對立和撕裂，且在疫情中被進一步放大。歐洲國家也面臨創新不足、增長動力減弱、移民沖擊其社會結構的難題。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态的出現，将加速美歐社會的深度解構。美歐均需重構新的社會契約，以緩解社會沖突，維持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美歐均将迎來“後新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但能否以及如何找到新的均衡點，仍待觀察。
第二，西方國家内部沖突的激化不可避免地在其對外戰略中有所反映。可以預見，在相當長時間内，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将圍繞轉移沖突、維持主導權、保持競争力展開。這些變化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與動因，絕非一人、一黨或一時、一事之變。
第三，在這一過程中，快速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被西方國家視為對其競争力和主導地位的最大威脅，也成為其轉移國内沖突最友善的替罪羊，因而也成為其最主要的防範、遏制、打壓對象。中美關系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會處于不穩定、不确定的狀态，并很可能将是一種常态。中美之争已成為牽動國際關系的一條主線，中美關系不穩定也會增加整個國際體系的不确定性。
第四，西方國家國内問題促使其對外經濟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帶來重大影響。
一是方向之變。美歐二戰以後在國際經濟治理上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市場開放和融合，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這是其當時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競争優勢和主導地位以及以此為依托為資本擴張開路的需要所決定的。但以特朗普上台為标志，美歐政策基本取向從市場開放逐漸轉為保護主義，自由貿易正為所謂對等和公平貿易所取代。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機制體系面臨重塑在所難免，國際競争規則和國際經濟格局調整變革亦在所難免。
二是重點之變。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産力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已成為國家間競争、國際格局演變的最重要決定因素之一。與此相适應，圍繞科學技術的競争、争奪甚至對抗日趨激烈，相關規則和機制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博弈的一個新焦點。交流、合作與保護、封鎖并存，交織的局面勢必成為新常态，美國主導的西方社會推動一定程度的“脫鈎”、在一些關鍵技術上“卡脖子”在所難免。
三是格局之變。南北國家在發展空間上的沖突沖突難以調和，圍繞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制約和反制約的鬥争将長期存在。與此同時，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之間的競争、鬥争有日益凸顯之勢，東西沖突呈現新的時代特點。美國不遺餘力地首先在西方陣營内，同時也試圖在全球範圍拼湊民主國家聯盟、大搞價值觀外交。不同制度國家之間能否及如何共處共赢成為全球治理面臨的重要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打着産業鍊、供應鍊安全的旗号推動産業回流為重點的重新布局。在此背景下，聯合國以及世貿組織等全球性的協調機制均會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戰和困境。區域平台和機制作用上升，形形色色的甚至是排他性的“小圈子”大行其道。
保持戰略定力，把握戰略主動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外部環境總體是較為确定的。世界經濟在多種因素推動下經曆了一個較快、較長的擴張期，國際經濟治理總體保持了開放融合的方向，我國同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雖然曆經起伏，但總體保持了向前發展的勢頭。我們通過改革開放，不斷深入融入世界經濟，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實作了持續、快速的發展。但從現在來看，這些有利條件不同程度地均有所變化，而這些變化也構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内容。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将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面對新的風險挑戰和重大變化，我們要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建構新發展格局，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深入參與和積極引領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和區域經濟合作，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與各方的友好合作關系，為我國實作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第一，堅定保持定力、信心不動搖。我們既要充分認識外部環境變化特别是美國主導的西方社會圍堵、打壓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充分認識其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充分認識我們自身存在的短闆。我們更要看到我國在制度理念、綜合實力、産業和市場上的巨大優勢，看到我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塑造力上的明顯提升，看到我國在國際上占據道義制高點、得道多助的客觀現實，堅持走好自己的路，辦好自己的事，不跑偏、不松勁。
第二，堅定高舉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不動搖。向國際社會講清、講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是各國利益緊密相連、命運與共的客觀描述，也是應對共同特别是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更是多邊主義的最高展現和國際社會追求的共同目标。将這一理念主張具體化、領域化、行動化、名額化，充分釋放其巨大生命力。
第三，堅定把握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建構新發展格局不動搖。外部環境的變化，需要我們對發展模式和路徑做出必要調整。在保持和擴大開放的同時，加緊建構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盡快補足在關鍵領域、關鍵環節、關鍵要素上的短闆，增強發展的自主性、安全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走高品質發展之路，并以此為依托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
第四，堅定建構有利我國發展的國際規則、機制、秩序環境不動搖。堅持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和積極建構于我有利區域合作格局兩條腿走路，力争兩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堅持責任權利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在堅持開發中國家定位同時，以動态、發展的觀點靈活處理在不同領域、不同機制、不同階段的具體待遇問題，始終保持主動，確定我發展空間，實作我整體、根本利益的最大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氣候變化等領域的規則演變，加大人員、資金和機制保障。
第五，堅定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不動搖。“一帶一路”倡議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建構新的更加平衡和更加富有活力的國際經濟循環體系、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關鍵一招，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的積極反響。共建“一帶一路”将為建構新發展格局提供堅實保障和強大助力，新發展格局的展開也将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更強動力、更大空間、更優路徑。
第六，堅定鬥争精神與鬥争藝術相統一不動搖。在根本、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上，發揚鬥争精神，以鬥争求合作；必要時敢于亮劍，果斷打得一拳開，才能免得百拳來。同時，講求政策，力求原則的堅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相結合，把握時度效，始終聚焦主要沖突。以可親可敬可信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争取國際上最廣泛的了解認同和支援。
（作者：王小龍，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來源：《學習時報》202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