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人認為，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盲目的拒絕一切外來事物，具體表現為馬戛爾尼訪華的時候說了一句“天朝上國，物産豐盈，本不必與外夷互通有無”，進而失去了和世界平等交往的最後一次機會。
許多人根本不相信，封閉落後的東方古國會對外來世界有任何的了解。
然而我們耙梳史料，卻發現了一條較為驚人的新知：乾隆皇帝可能知道法國大革命，并且對此予以警惕。
這一條新知盡管不能對曆史發展結果進行否定，但卻給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那就是乾隆皇帝拒絕開放、拒絕接納西方可能是因為他看到的一個世界是充滿動亂、充滿非理性的。
1794年公曆9月，當馬戛爾尼灰心喪氣的從避暑山莊回到北京城後，一位神秘的“私人朋友”來到了馬戛爾尼的住處，對天朝的特殊傳統體制進行了解釋，又給了馬戛爾尼一些接下裡繼續交往的建議，包括“先派一個使節來緻意，奠定有力基礎……應當按部就班，逐節進行，不能操之過急”。
而後他又說了一段耐人尋思的話：“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内未發生暴亂以來，遭遇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
這段話記載在斯當東撰寫的《英使元谒見乾隆紀實》中。
這位朋友到底是誰？是中國人還是傳教士？他到底是從哪裡得知法國大革命對中國是有影響的？
我們無從知曉，但是斯當東留下這樣的記述很難說是無中生有。基于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給乾隆皇帝一定的影響。
在教科書的影響下，許多人認為法國大革命代表了曆史發展的先進方向，因而引以絕對的贊頌。然而在當時的歐洲世界，人們看到的是極度混亂的秩序。法國大革命在剛剛爆發之際，帶給法國的并非是生産力的迸發，而是生活秩序的紊亂和生活水準的下降。
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法國大革命時常被認為是一個壞的選擇，基于此在未來的數十年中我們能看到帝制的多次複辟，這樣的反動也展現了人們對于穩定秩序的追求。
如果這些資訊真的傳遞給了乾隆皇帝，又如果我們不以後來人上帝視角的眼光來看的話，乾隆皇帝很可能會得出和當時絕大多數歐洲人一樣的認知，那就是歐洲的動亂思潮和運動是有極大危險的，應當予以充分的警惕。
在馬戛爾尼訪華之前，乾隆皇帝有可能有出使法國的想法。
清朝前期的數代帝王都一定程度上對西方的傳教士抱着歡迎的态度，盡管在傳教上進行了極大的限制。在一批傳教士的熏陶中，乾隆皇帝對世界的看法，可能超出現代許多人的想象。
圓明園“大水法”的設計者，傳教士蔣友仁曾經回答了乾隆的一系列問題，包括： 在歐洲各國中是否有一個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 法國及歐洲哪些國家的女子可以繼承王位？歐洲共有多少個國家？多少軍隊？作戰的方式及謀略有哪些？ 法國與俄國是否有外交關系？ 這些年俄國為何能在科學、藝術方面取得那樣多的進步？ 哪個歐洲國家控制了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的首都雅加達）？ 在呂宋（今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歐洲人是哪個國家的？ 上述地區離歐洲如此遙遠，如何進行有效的控制？ 在地圖上（系乾隆看到的世界地圖）看到的遠離歐洲的一些地方标明“新西班牙”、“新荷蘭”、“新法蘭西”，這些新王國指的是什麼？
大約在馬戛爾尼訪華前幾年時間，法國傳教士錢德明曾給自己的妹妹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句話：“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見路易十六世之計劃， 德明将随使行。法國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來。”
然而又因為什麼原因擱淺了呢？其實也很好了解，那就是1789年開始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嚴重影響了兩個帝國之間的交往，要知道新生的法蘭西共和國是很難接受另外一個帝制國家的使節的，況且這個國家又是在當時被一黑再黑的“東方專制王朝”。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殺。當年10月6日，噩耗傳到北京城，錢德明跪地為不幸的君主祈禱，為其國王舉行彌撒。而錢德明得知法王被斬首的時間點，正好是馬戛爾尼前腳剛走的時間。
基于此，我們應該判斷出：乾隆皇帝不能在馬戛爾尼訪華的那個時間點中，知道路易十六被斬首的資訊。
同時，9個月的資訊往來速度，又讓人有相當的懷疑：是否這些傳教士早早的就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消息告訴了乾隆皇帝本人？而又因為他們本就是所謂的“保守派”，因而也深刻影響了乾隆皇帝的判斷呢？
這隻是根據時間上的推測。
以上兩條材料雖然證據看似确鑿，卻犯了史家孤例不證的毛病。我們甚至很難說馬戛爾尼的這位朋友到底是不是他虛構的？這個人得到的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消息？而錢德明所得知的消息是否是他道聽途說的謠傳或者是誤解？
筆者本想對此進一步的考證，但我發現這其實毫無意義。
無論乾隆皇帝知不知道法國大革命，清廷沒落和屈辱的近代史卻無法改變。曆史的慣性使得整個帝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保持着對外來事物的抗拒和盲目，即便在第二次鴉片戰争後，朝野上下也沒有對西方國家進行清晰有效的認識，這樣的曆史慣性讓中國在列強侵略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錯失發展的機會，最終淪為世界恥笑的“東亞病夫”。
乾隆皇帝給他兒孫留下的，也并非一個鐵打的江山，罪魁禍首也有他自己的責任。他把西方的新知當做娛樂的把戲，帝國一貫的愚民政策讓他覺得将這般新知傳播給老百姓簡直是一個禍害。
盡管他對西方的了解可能是超過了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但這種因滿漢畛域導緻的錯誤思想，讓他無法将這樣的新知傳播給士大夫乃至老百姓，最終導緻一個奇怪的曆史現象：
魏源、林則徐的那個年代，他們孜孜不倦的翻譯、繪制世界地圖，而這樣的世界地圖早就靜靜的趴在紫禁城的檔案館中，連繼任的皇帝都未曾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