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汝器，号谷口。江蘇上元(今南京）人。以行醫為業，終學不仕，工書。少時便立志習隸習，學漢碑達三十餘年，為訪河北，山東漢碑，傾盡家資。清方朔《曹全碑》跋：“國初鄭谷口山人專精此體，足以名家，當其移步換形，覺古趣可挹。至于聯扁大書，則又筆墨俱化為煙雲矣。”他倡學漢碑，對後來漢碑之學的複興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稱：“作字最不可輕易，筆管到手，如控于鈞弩，少馳則敗矣。”其隸書飄逸虛靈，活脫灑麗。包世臣《藝舟雙輯》将其隸書列為“逸品上”。後人稱之為清代隸書第一人。
鄭簠少時便立志習隸，學漢碑達三十餘年，為訪河北，山東漢碑，傾盡家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櫥。孔尚任在《鄭谷口隸書歌》中道：“漢碑結僻谷口翁,渡江搜訪辯真實.碑亭凍雨取枕眠，抉神剔髓歎唧唧”，是鄭簠愛碑如癡的寫照 。鄭簠擅隸書，亦精行草書，兼工篆刻。初師宋珏，後改學漢碑，主要有《史晨碑》和《曹全碑》，尤得力于後者。所書字大小相近，粗細、疏密卻富有變化，多姿又規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點，又具有飄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謂之“草隸”。
規範的隸書筆法中，加入富于個性的輕重用筆，或用枯筆，結字也不呆闆。與時間稍早的王時敏相比，鄭簠的隸書稍接近漢人和富有古意。這些都為隸書開創了新的出路，成為乾嘉以後碑派書法追求的境界，影響甚大。後人把他與寫“六分半書”的鄭闆橋合稱“二鄭”。包世臣《國朝書品》将其與金農的隸書同列為“逸品上”，後人稱之為清代隸書第一人。鄭簠以行草書筆意，寫《曹全碑》的體勢，其書遒媚飄逸，開清代書法崇尚碑學之法門。鄭簠是清初最重要的參與訪碑活動并肆力學習漢碑的書法家，他的隸書獲得其時知名文士的集體追捧。他倡學漢碑，對後來漢碑之學的複興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稱：“作字最不可輕易，筆管到手，如控于鈞弩，少馳則敗矣。”其隸書飄逸虛靈，活脫灑麗。其傳世書迹主要有《楊茂源酬于附馬詩軸》、《盧仝新月詩軸》、《浣溪少詞軸》及《靈寶謠》。梁巘《論書帖》稱：“鄭簠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為一時名手。”錢泳《履園叢話》稱：“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彜尊)輩讨論之，而漢隸之學複興。”
清代金石考據學的興起，結束了帖學近千年的統治地位，給靡弱的書壇注入了新的活力，書法史揭開了新的篇章，進入了以篆隸為主流書體的時代.三百年的清代隸書創作，名家輩出，人才濟濟，是漢之後的又一高峰，其中以鄭簠、金農、鄧石如、伊秉绶為代表。鄭簠廣習漢碑，《曹全碑》為其基本體勢與風貌，在此基礎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與其他漢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縱、神采奕揚的隸書藝術風貌，以異軍突起之勢，豎起碑學複興的第一面旗幟，是清代三百年隸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鄭簠的書風與藝術思想，對後來産生了極大影響，尤其對揚州畫派的代表人物如高鳳翰、金農、高翔、鄭闆橋的影響更為直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鄭簠的隸書創作，影響了他之後的一個世紀。清方朔《枕經台題跋．曹仕碑跋》雲：“國初鄭谷口山人專精此體，足以名家。當其移步換形，覺古趣可挹。至于聯扁大書，則又筆墨俱化為煙雲矣。”《史晨碑跋》雲：“本朝習此體者甚衆，而天分與學力俱至，則推上鄭汝器，同邑鄧頑伯。汝器戈撇參以《曹全碑》故沈著而兼飛舞。”可見鄭谷口是偏愛漢碑《曹全》及《史晨》兩種，他可以移步換形，化為煙雲。沈著而兼飛舞，卻很适切地概括了鄭簠那種飄飄然如羽化登仙，铮铮然似曲音升華。皆是師古人而能消化成自已的血肉的很好的例子。但這不是一蹴可及的，清張在辛《隸法鎖言》曰：“作字正襟危坐，肅然以恭，執筆在手，不敢輕下，下必遲遲，敬慎為之。”這當然是指的書學的基礎，要有點滴的累積，辛勤的耕耘。最重要的是誠心笃實，持敬為之。
著名學者、同時也寫隸書的朱彜尊（1629-1709）對鄭簠表現出相當的激賞，不僅認為鄭氏八分之妙堪為其師，更将他視為本朝第一，閻若璩（1636-1704）則尊其為書壇“聖人”，與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等大儒并而列之。在給戴唐器的一封信中，閻若璩說：（本朝）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錫鬯、顧梁汾、顧甯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無論是集中歌詠一位書法家的隸書，還是将一位在世的隸書家尊為“聖人”，在書法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現象。以強烈的書寫性與寫意性為特征的鄭簠隸書對同時及後來的書家有着相當的影響，根據統計，承襲其面貌的書家約有十數人。他也是以成為後代談論清初隸書的标杆。饒有意味的是，在當時享有重名的鄭簠，從康熙後期開始卻遭到陳奕禧（1648-1709）、楊賓（1650-1720）、王澍（1668-1743）、錢泳（1759-1844）等人的嚴厲批評，甚至是嘲弄。這一遭遇表明，同是崇尚碑學，早期與後期的審美與技法追求卻有很大不同。透過鄭簠個案，我們恰恰可以洞觀清代碑學觀念之演進。
鄭簠一生不曾出仕，他秉承家學，以行醫為業，他的醫術在當地相當出名，直到晚年仍日“以醫道應酬”。有段時間因為疾者盈門他有了逃名之念，李漁（1610-1680）為此作詩諷勸，《贈鄭汝器》小引雲：“汝器文人也，能詩工書，且笃友誼，以岐黃術噪名于世，疾者盈門，車無停軌，自以為苦，欲逃其名而不得，故作是詩以勉之。”鄭簠雖一介布衣，但他生活在冠蓋輻辏的舊京，又善于結納，是以“無論識與不識，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他結交友人非藉行醫，而是通過他的隸書。結合文獻與傳世作品約略可以考見其受書人之一斑。如鼎革後流寓蘇州的姜埰(1607-1673)逝後，于穎為撰傳記，由鄭簠隸書。同居南京的周亮工（1612-1672）明言自己“素從谷口學書”，他曾倩鄭簠為所刻《賴古堂印譜》、《廣金石韻府》、《字觸》等書抄寫序言或是題簽。身在陝西的王弘撰（1622-1702）在一封給鄭簠的信中直接要求“弟有所求者望即揮賜為感”，他的獨鶴亭聯額亦有出自鄭氏手筆者。
浙江學者朱彜尊的“曝書亭”亦到處懸挂鄭簠所書的匾額、楹聯，傾倒之至。曾任職揚州的孔尚任(1648-1718)，康熙己巳（1689）與鄭簠共度中秋，是夜鄭簠為他盡情揮灑，所得不下十數紙，孔氏感歎“此一樂獨俾仆一人消受之”。在鄭簠傳世的80餘件隸書中，有一些“記錄”的受書人亦相當知名，如曹貞吉（1634-1698）、張貞（1632-1712）、姜寓節、樊圻（1616-？）、顔光敏（1640-1686）、靳治荊等。值得注意的是，鄭簠的友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乃金石學者，如顧炎武、朱彜尊、曹溶、王弘撰，清初金石學的發達與隸書的振興有很密切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