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社會教育水準逐漸提高，學識、閱曆在求職中的重要性展示的愈發明顯。因為這種潮流趨勢所緻，近些年來到海外求學鍍金的學者大有人在，當然這其中學成歸來，回國工作的也不在少數。
在此之前人們将那些從海外留學回來的洋博士、洋碩士們統稱為海龜，當然在後續的對比中，也将那些一直在國内發展的學者人士起名為“土鼈”。二者放在一起比較，顯然那些海歸人士更加亮眼。如今中國海外留學生回國以達到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高峰，而且還有繼續走高的趨勢。
那些從國外鍍金鍍銀回來的學者們大多都在國内科研所高校等地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當然還有一部分海歸人士在經過考核後進入到政府部門擔任官員或公務員。
就目前來看，國内在對待海歸人士總有一些“優待”之處，但實際上這種傳統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存在了。
自晚清過後中華帝國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秩序都遭遇了史無前例的颠覆，面對擺在眼前的危機，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也困擾着華夏兒女。那時一些先進人士不再像以往一樣執着追求孔儒之道，而是打開思想朝着西方追求真理。
從幼童留美到甲午海戰後掀起六日狂潮再到年初時期胡适等學生掀起歐美留學熱潮，一批批讀書人士、先進思想家紛紛走出國門。“打開眼界方能改變命運”，當時這些留學生群體擔負着救國救民的使命。
也許就是因為他們身上的擔子之重，是以國家對于留學生的待遇、地位和資源都有着差別于國内新式學堂畢業生的明顯之處，在與就學出身的讀書人對比中也展現得更加懸殊。
那麼當時這些“海龜”與“土鼈”又有着怎樣具體的差别？對此問題，在1955年時曾在北大畢業并擔任過國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長的陶希聖曾親自講述自己受到的差别待遇。
衆所周知，陶希聖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中央日報》的主筆，作為一個國内名牌大學畢業前有過從教經曆的高知人士，陶希聖講述到當時他是“土鼈”，月薪是80元。一個三尺長半尺寬的小桌子和一個硬闆凳就是他的辦公桌。平日裡書寫用的墨水瓶也是用水壺改造的。
可同一時期那些從日本一類學校回國的人可以拿到每月120元的月薪，他們用的桌子長三尺半寬二尺。當然，如果是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的海龜待遇則更好一些，月薪可以拿到每個月150元，桌子也更大，能達到長4尺寬2尺半，坐的則是藤椅，桌上的辦公用品也非常講究，墨水瓶分紅藍兩種，還有可以專門用于分類存稿的書架。
而比這些日本帝國大學留學回來的海歸待遇更好的就是歐美大學畢業的海龜，那時他們的月薪可拿到200元。桌椅同日本帝國大學的海歸用的一緻，但若是畢業于哈佛，耶魯，劍橋，牛津這類大學，回國後若還有大學從教的經曆，那可以擔任部門主任，每月薪水250元，待遇更是頂級水準。
通過陶先生的講述能夠活靈活現地感受到那個年代土鼈和海龜的懸殊差距。更何況當時陶希聖經曆了時局巨變，可仍然能夠對這些本來不經意的細節記得清楚，足以證明這些懸殊的差距給當時自命不凡的他帶來了震撼且極具創傷性的印象。
時至今日，這種“差别”仍然存在，這也難免引起那些國内苦讀多年的碩博學者的不滿：同樣寒窗苦讀，為何從國外回來就能高人一截？
當然部分海歸也有一些不滿之處，認為自己拿着杯水車薪的獎學金還要在外打工苦讀，好不容易取得了學位，如今舍棄了國外銷售的優厚待遇回國創業或就業，可那些國内真正掌握實權的工作卻也早已被大量“土鼈”占領，若不能再有一些好待遇，他們又怎會心甘情願的回國呢？
其實這樣來看，不管是“土鼈”還是“海龜”，都有各自的心思和怨念，但無論怎麼說，大家都是同一族類，又何必互視為敵呢？更何況如今中國已經逐漸強大并加入世貿組織，面對外國人蜂擁湧入，“海龜”更貴的現象也在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