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教育水平逐渐提高，学识、阅历在求职中的重要性展示的愈发明显。因为这种潮流趋势所致，近些年来到海外求学镀金的学者大有人在，当然这其中学成归来，回国工作的也不在少数。
在此之前人们将那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洋博士、洋硕士们统称为海龟，当然在后续的对比中，也将那些一直在国内发展的学者人士起名为“土鳖”。二者放在一起比较，显然那些海归人士更加亮眼。如今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以达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高峰，而且还有继续走高的趋势。
那些从国外镀金镀银回来的学者们大多都在国内科研所高校等地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当然还有一部分海归人士在经过考核后进入到政府部门担任官员或公务员。
就目前来看，国内在对待海归人士总有一些“优待”之处，但实际上这种传统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自晚清过后中华帝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颠覆，面对摆在眼前的危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华夏儿女。那时一些先进人士不再像以往一样执着追求孔儒之道，而是打开思想朝着西方追求真理。
从幼童留美到甲午海战后掀起六日狂潮再到年初时期胡适等学生掀起欧美留学热潮，一批批读书人士、先进思想家纷纷走出国门。“打开眼界方能改变命运”，当时这些留学生群体担负着救国救民的使命。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担子之重，所以国家对于留学生的待遇、地位和资源都有着区别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生的明显之处，在与就学出身的读书人对比中也体现得更加悬殊。
那么当时这些“海龟”与“土鳖”又有着怎样具体的差别？对此问题，在1955年时曾在北大毕业并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的陶希圣曾亲自讲述自己受到的差别待遇。
众所周知，陶希圣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央日报》的主笔，作为一个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前有过从教经历的高知人士，陶希圣讲述到当时他是“土鳖”，月薪是80元。一个三尺长半尺宽的小桌子和一个硬板凳就是他的办公桌。平日里书写用的墨水瓶也是用水壶改造的。
可同一时期那些从日本一类学校回国的人可以拿到每月120元的月薪，他们用的桌子长三尺半宽二尺。当然，如果是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的海龟待遇则更好一些，月薪可以拿到每个月150元，桌子也更大，能达到长4尺宽2尺半，坐的则是藤椅，桌上的办公用品也非常讲究，墨水瓶分红蓝两种，还有可以专门用于分类存稿的书架。
而比这些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来的海归待遇更好的就是欧美大学毕业的海龟，那时他们的月薪可拿到200元。桌椅同日本帝国大学的海归用的一致，但若是毕业于哈佛，耶鲁，剑桥，牛津这类大学，回国后若还有大学从教的经历，那可以担任部门主任，每月薪水250元，待遇更是顶级水平。
通过陶先生的讲述能够活灵活现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土鳖和海龟的悬殊差距。更何况当时陶希圣经历了时局巨变，可仍然能够对这些本来不经意的细节记得清楚，足以证实这些悬殊的差距给当时自命不凡的他带来了震撼且极具创伤性的印象。
时至今日，这种“差别”仍然存在，这也难免引起那些国内苦读多年的硕博学者的不满：同样寒窗苦读，为何从国外回来就能高人一截？
当然部分海归也有一些不满之处，认为自己拿着杯水车薪的奖学金还要在外打工苦读，好不容易取得了学位，如今舍弃了国外销售的优厚待遇回国创业或就业，可那些国内真正掌握实权的工作却也早已被大量“土鳖”占领，若不能再有一些好待遇，他们又怎会心甘情愿的回国呢？
其实这样来看，不管是“土鳖”还是“海龟”，都有各自的心思和怨念，但无论怎么说，大家都是同一族类，又何必互视为敌呢？更何况如今中国已经逐步强大并加入世贸组织，面对外国人蜂拥涌入，“海龟”更贵的现象也在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