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上午，日军海陆空同时向香港发起猛烈进攻，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即被卷入熊熊的战火之中。由于日军有备而来，英军仓促应战，香港保卫战只坚持了18天，英军覆没。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一告沦陷。
香港同胞面临悲惨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坚持抗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日军大肆搜捕“抗日分子”，设卡搜查，贴出布告限令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道部”报到。侵略者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的安全。
就在日军侵占香港的同时，党中央和南方局马上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南方工作委员会发来特急电报：关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在香港，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廖承志立即组织在港党组织各级领导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务必将他们抢救撤出港九。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王作尧部立即行动起来，建立联络站，开辟交通线。从1942年初开始，历时四个多月，先后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300多名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官员家属、国际人士和其他人员共800多人，安全护送往大后方。
这次大营救是为“胜利大营救”，我党有力地保护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在营救的背后，历经艰辛和风险，有许多的无名英雄不怕牺牲，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上午，日本海、陆、空三军突然袭击香港的新界、九龙。就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先后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发来急电，并作出指示：许多重要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他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将他们抢救出来。
廖承志接指示，在港马上召集张文彬、梁广、杨康华、李少石、尹林平等人，讨论营救的办法，并向尹林平说：“这回得由你来扛大旗了，你们部队要马上做好护送文化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准备。”
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香港一告沦陷。这时土匪猖狂，敌谍四起，给营救行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日军已封锁了海面，到处设立关卡，严查行人，全面清查户口，千方百计搜捕抗日人士。
时间紧迫，尹林平在九龙便派出得力助手李健行到香港，务必在三天之内找到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就在这时，廖安祥也奉廖承志的委派，急匆匆地来到九龙与尹林平汇报商量营救工作。于是他又和李健行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渡海返回港岛，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他们偷渡至九龙。不容久留，1942年1月1日一大清早，李健行便带着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从旺角出城，穿过九龙启德机场封锁线，向西贡走去。这时游击队早已在公路旁的半山腰隐蔽埋伏准备接应他们。当李健行接上暗号，见到了黄冠芳、刘黑仔等人，立即转达指示：“大营救行动开始了”，他们一行来到了大队部，见到了蔡国梁，李健行郑重地说：第一批通过的人物是非常重要，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蔡国梁也谈到武装护送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先行从设定的东线西贡企岭下地点上船，由海上护航队武装护送到大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安排。
他们三人成功脱险撤离香港，按照既定的计划，对营救路线进行安排，三人分头行动，廖承志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营救部署工作，连贯北上老隆布置交通点，乔冠华则奔赴韶关坐镇。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先行撤离香港，迅速回到内地部署营救文化人士的方法和路线。廖承志留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人员潘静安落实联络每一位困港文化人士，并通知他们分批撤离的时间、地点以及方法和路线，廖承志还特别交代，香港沦陷，各种物资极其紧张，日本人准备要驱赶一百万香港居民出境，如果这些文化人士能乔装打扮混入难民之中一起离港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形势非常严峻，要把困港的300多名的文化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出来，最关键的一步棋，就是要设法联络所有的人士立即作转移准备。
通过潘静安等人的秘密联络，在港、九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交通员很快按照预先约好的地点，和一批文化人士联系上，在避开敌人的追踪，1月9日夜晚，他们带着第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人来到铜锣湾，他们有茅盾夫妇、邹韬奋、张友渔夫妇、沈志远等人。在交通员向船家打出暗语后，他们就上了一条小船，在夜色的海面上静候着偷渡的时机。等二天的凌晨三点，趁日军哨兵换岗时机，小船飞快地冲过了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天刚蒙亮，就到达了九龙红磡码头。
邹韬奋、茅盾等第一批文化人士算是撤出了最危险的中心地带，与此同时，香港岛和九龙的情况可不一样；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文化人士沿着游击队开辟好的水陆秘密交通线，转移、交接、再转移、再交接。营救的路线可能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要把他们转到安全地带。
1942年1月11日的清晨，在何鼎华的安排下，交通员麦容等人在青山路口接到了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士，他们进入了荃湾地段来到一座菜园的板棚房里，这里是曾鸿文人称“曾大哥”在荃湾山脚下临时设立的一个交通接待站，麦容和邹韬奋一行人说：赶紧休息喝口水，马上就要进入大帽山。
麦容和向导带着茅盾夫妇、邹韬奋、等人攀山走小路，在元朗十八乡黄泥墩杨家祠住了一夜，第二天混在难民之中一路北去。经过数天走在路上日军封锁的危险线，一行人终于抵达落马洲附近，一过深圳河，就算到了深圳。茅盾夫妇和邹韬奋等人在游击队员的暗中护送下，由麦容和向导的带领下，他们作为第一批西线撤离人员，终于抵达龙华圩的白石龙村，这时曾生、尹林平、王作尧迎面向他们走来，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由于中途不能耽误时间，在大队部的安排下，茅盾夫妇、邹韬奋一行人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从白石龙经坪山进入了惠阳的周田。路上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堵截，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动。一路经永湖、三栋，终于到达了惠州交通站“东湖旅馆”。
营救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由于各种原因，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走的路线又各不相同，比如说廖承志他们走的西贡方向，文化人士茅盾一行人则是穿越大帽山过深圳河到达游击区，但是有些人不能这么走，这些人在香港呆的时间长，又是公众人物电影导演蔡楚生、电影演员司徒慧敏等人。在确保他们的安全当下，廖承志提出：不能让他们走其它路线，因怕在半路上会被奸细认出来。为了安全起见，在潘静安的联系安排下，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转移。
香港沦陷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撤离香港，长洲是一条不可少的通道。在地下党、游击队、交通员和当地群众的护送营救中，他们有司徒慧敏、夏衍、金山、王莹、等十多个人，由于他们是公众人物，极其容易被人辨认跟踪，在廖承志临走之前就和潘静安早已为这公众人物作出了安排。选择他们经一条海上交通路线撤离，从香港岛直接坐船偷渡到长洲，然后坐船到达澳门，再由澳门转向内地。
1942年1月初，蔡楚生、夏衍等一行人士乘坐的小船终于抵达了长洲岛。经游击队陈亮明的秘密安排，迅速护送他们往澳门而去。
1941年12月中旬，就在廖承志接到营救文化人士的电报之后不久，中共惠阳县委也接到上级紧急指示，要求县委立即做好准备，配合游击队秘密护送离港的文化人士撤退，并确保他们的安全。在几乎没有耽搁的情况下，惠阳县委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具体执行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年仅22岁名叫卢伟如的青年。
经卢伟如精心策划一番，巧妙打扮成香港商人的身份进入古城惠州，在繁华的水东街东湖旅店设立交通站。和廖安祥一起，秘密布署接待转移工作，很快一批批的文化人士到达东湖旅店交通站，卢伟如、廖安祥便安排他们安全离开惠州，经老隆最终到达桂林、重庆等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完成了营救和护送文化人士的任务同时，又接到了九龙启德机场营救英军战俘的任务。
蔡国梁接到全力抢救被俘英军指示，把营救英军的任务交给了短枪队，由队长江水等人率领的游击队到达启德机场附近进行营救。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却又隐匿生死的大营救已经悄然落下帷幕。这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不能不说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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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香港大营救纪事》
编辑：苏珍妮、林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