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份的行程归来后我就一直在找寻相关的电影，从千与千寻到悲情城市。前者奇幻浪漫，后者始终传递着厚重的悲情氛围。
侯孝贤以其标志性的长镜头讲林氏家庭的兴衰，从小孩的出生到文雄这个顶梁柱的死亡，是伤情。从光复到二二八事件的尾声，是疼痛。台湾人的家国梦就这样被毁掉了，多线叙事的终结时常是被温和处理的血腥场面。日式的配乐，包括宽容讲给文清的那个女子自杀的故事，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映射著某种人本主义的缺失，这种情绪或许更加抽离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无所适从，不，是直到今日的臺湾人的微弱的归属感。臺湾与大陆的血脉隔阂，大概就是从那个悲情的年月开始的吧。
说起二二八事件，我是从臺湾回来后才了解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在臺湾，但臺湾省各地都有不同的纪念公园。台北的二二八公园在臺湾土地银行附近，游览臺湾自然博物馆时路过进去走过一遭，公园绿树成荫，没有什么特色，但奇就奇在台北城区的公园每个都有松鼠活动，而且不怕人。后来得知二二八公园居然是台北的同志聚集地，怪不得大白天会看到青年男子于园内瞎晃。
回到电影。因为听不懂闽南语，导致我第一次的观影需要时刻盯着字幕，不得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完整的画面感。虽然听不懂，不代表我不熟悉这种腔调，在臺湾期间，看了很有意思的老节目《臺湾奇案》，里面的旁白到演出都是闽南语。
说完配音说音乐。影片选的一些音乐也极好。静子道别时响起的《红蜻蜓》（赤とんぼ），从女声清唱到钢琴弹奏，弥漫着伤感的怀旧气息。宽美给文清放德国的《罗蕾莱》（the loreley），文清听不见声音，没办法进入知识分子的讨论议题，音乐成了另外一种注释语言。这也成了我印象中极深的一幕画面，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每每想起《悲情城市》，这幅画面总是在我脑海中率先展现的。年轻的梁朝伟给文清这个角色加分不少，我已经分辨不出对文清这个林家末子的喜爱中到底夹杂着多少对梁朝伟的喜爱（看本片前上一部二刷的电影是色戒）。文清之于这个乱世就像一朵纯净的雪绒花，尚未落到地上，他短暂的一生就走向了尽头。在他又聋又哑的胶片世界里，周遭发生的一切见不得光的，甚至有些肮脏的为生存而做的勾当仿佛都与他无关。他与宽美的爱情在那个年代令所有世人向往，却注定没有结果。而宽美则像一个小天使，她的画外音贯穿整部电影始终。
“好天，有云”，如果评选华语电影最美的画外音旁白，我觉得她完全可以荣登三甲。
最后我想从剪辑的角度来谈这部电影。随着年岁的增长，获取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多了。对一部电影的构成与主创的分工了解的也越来越细致。编剧，导演，剪辑，只剩下剪辑我未曾了解过。我近日当成爱好般剪了几个视频传b站，大致了解了一个原片（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变成成片的过程，不亚于麻雀变凤凰的惊心动魄。如果你发现一部电影有一个版本叫“导演剪辑版”，那么你着实应该花时间看一下，同一部电影在剪辑师与导演的眼中究竟差别有多大。
说到本片的导演廖庆松，臺湾同胞都称其为天才的剪辑师。单就其在《悲情城市》中的表现，我想是担得起这个名号的。廖庆松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现在挑选合作导演主要有两个维度的标准——一是导演有没有自己的表达，二是影片是否已经足够好。“如果我的帮忙会给你加分，我就会帮。”单这一点上就违反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很少听说剪辑师这个角色能在一部电影中有如此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挑导演？
“我们认为，电影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电影可以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甚至可以是带着反省和历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动…… 属于商业活动范围的电影，自有经济法则的支援和淘汰。…… 但是，另一种电影（那些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的电影），它们对社会文化的整体贡献可能更大，而它们能掌握的经济资源则可能更匮乏；这个时候，文化政策、舆论领域、评论活动才找到他们应该关心、应该支持、应该声援的对象。”廖庆松如是说。
1989 年，廖庆松帮侯孝贤剪《悲情城市》。刚拿到素材时，他觉得非常棘手——侯孝贤拍片有个特点，觉得太啰嗦的地方索性就不拍，于是剧本中两百多场戏最后其实只拍了一百多场。素材到廖庆松手里，他就得做无米之炊：怎么连结都不行，怎么剪都会踩空。
就这么经过很多天的挣扎，廖庆松突然想起了《天净沙 · 秋思》的意境：“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没有强烈叙事，可那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就是能精准传递情绪。于是他就和侯孝贤说：“我们就按诗的感觉剪。”
那一年，《悲情城市》获得第 46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成为首部在三大影展赢得首奖的台湾电影。谈及其中的美学技巧时，廖庆松说：“虚实转换其实是最基本的状态。比如我拍光线，你看到的是空间变化，实际上我想讲的是时间的变化。” 谈及电影中被隐藏的情节时，他说：“你不说的部分其实更重要，因为你不说，所以表达很清楚的表面和不表达的部分要一起看，有要和无一起对看。”
年轻导演将电影比喻成小孩，将导演和剪辑师分别视为家长和老师。我觉得这很形象。也把这句话放出来方便大家理解。如同app要追求留存率一样，现在的大片变得有现代感，要炫技，生怕观众的注意力会离开，可是他们忘了影片最重要的是情感的部分。
因为我的职业是产品经理，深知主观视角的影响。一个导演一门心思把片子拍成 a，可实际上拍出来的是 b，但导演不认为拍的是 b，于是就会努力把 b 的素材往 a 上修改。“但如果是一个够层次够客观的剪辑师，他不会被导演的 a 梦想迷惑，而是会告诉导演，按照 b 来对待可能才是正途。三十多岁时，廖庆松每天晚上会做很多关于电影的梦，醒来还会把灵感写到地板上。他的修炼，越来越接近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及的境界：“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悲情城市下，金瓜石，九份，台北，基隆的景象在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与2018年我初次到访时交织，就像那些优秀的悲剧电影一样，始于悲剧，却不仅仅传达悲情。我们每个人总能从自己的过往中找到可以依赖的温暖与温情，这是电影跨越种族与国界的人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