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和母亲的合影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见，毛泽东在30岁的时候，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在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共早期领导层在领导能力上打些折扣。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道：“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怎样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体制，也就是说，那时候一群年轻的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对自身领导人的选择还缺少成熟的机制。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人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毛泽东比这批人年龄大一点，但那时的个性也是针尖对麦芒。1929年在红四军七大上，他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被选掉，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感觉他有家长制作风，脾气大。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过当时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讲到中央苏区时期有一次和毛泽覃因为工作发生争论，气急处举手就要打，毛泽覃说了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对他触动很大。不少亲历者在回忆中都说到，毛泽东的这种性格是在遵义会议后开始改变的。
——摘编自《中外书摘》201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