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和母親的合影
毛澤東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五位中央局委員之一，負責組織工作，還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進行中央日常事務。當時中央的檔案需委員長和秘書聯合簽署才能發出；可見，毛澤東在30歲的時候，便幹起了黨内事實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後，他便離開了這個崗位，此後便在黨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屢受排擠和打擊。一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才進入核心決策層。
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黨内的境遇，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上司層變動不穩的特點。在早期上司層中，除陳獨秀作為主要建立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參與決策的上司層人員，變化很大，很不穩定。這種情況，必然使中共早期上司層在上司能力上打些折扣。對此，鄧小平晚年曾談道：“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
怎樣了解鄧小平說的不“成熟”和沒有“能力”？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體制，也就是說，那時候一群年輕的人上司一個年輕的政黨，對自身上司人的選擇還缺少成熟的機制。
從年齡結構看，在陳獨秀之後主導中央決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歲的年輕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後主持中央工作時，分别是28歲、29歲。任弼時23歲時人中央政治局，24歲便擔任政治局常委。主導中央決策的王明、博古也大體是這個年齡，博古24歲便被推舉為黨内總負責人。作為革命家，這種年齡在信仰的激發下，敢想敢幹，具有充滿活力和激情的優勢。而作為政治家，卻正是經受曆練的時候，自然還不成熟。博古後來回顧自己擔任中央總負責人的心态時說，“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并沒有感到不能擔任上司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毛澤東比這批人年齡大一點，但那時的個性也是針尖對麥芒。1929年在紅四軍七大上，他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被選掉，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家感覺他有家長制作風，脾氣大。毛澤東後來也總結過當時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講到中央蘇區時期有一次和毛澤覃因為工作發生争論，氣急處舉手就要打，毛澤覃說了一句“共産黨不是毛家祠堂”，對他觸動很大。不少親曆者在回憶中都說到，毛澤東的這種性格是在遵義會議後開始改變的。
——摘編自《中外書摘》201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