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中央警卫团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红军。为什么说他特殊呢？
他没有名字，姓名一栏写着“哑巴”二字；没有籍贯，籍贯栏上只写着“四川大渡河一带”。可就是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残疾老红军，解放后竟被授予少尉军衔。很多人不明就里，但在了解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后，都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1935年，红军在四川安顺场四渡赤水，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剿。此时，红军急需要一个向导，否则走错了路，随时会面临被敌人追上来的危险。这时， 两名战士发现路边有一个非常壮硕的青年，便上前询问。谁知无论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回答，只会“咿咿呀呀”的比划。战士们担心他是敌人乔装打扮刺探军情的，便把他押回了部队。
后来通过观察，大家发现他的确是聋哑人，首长便批准放他回家。可他死活不肯走，在那里可劲儿比划。大家连猜带蒙才弄明白：他不想离开部队，因为他知道部队有饭吃。
当时红军也确实需要补充战斗力，就把他暂时留了下来。几天下来，大家发现，哑巴人聪明，也能吃苦。部队领导经过商议，决定留下他，让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就这样，哑巴开始了他的红军之旅。
哑巴有三不：不能听，不能说，不能写，部队无法寻找他的家乡和亲人，负责登记的同志只能在他的登记表的姓名栏填上“哑巴”，住址写上“四川大渡河一带”。不成想，这样的履历竟然跟了哑巴一生。
由于哑巴情况特殊，部队把他安排在炊事班工作。哑巴能吃苦，眼头活，脏活累活抢着干。他还非常关心战友，多次挺身而出为战友排除危险，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红军在翻越雪山时，炊事班的战士们需要将锅背在身上负重前行。雪山崎岖难走，空气稀薄，空手走路都让人喘不过气来，别提还要负重前行了。一次行军途中，炊事班的一名小战士背着锅，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哑巴立刻上前扶住他，接过他身上将近20斤的大锅，拉起小战士向山顶走去。此后，这个锅就没离开过哑巴，一直是他在背着。
在长征路上，哑巴不怕艰苦，不畏艰难，不论条件多么艰苦，路多么难走，他都从未掉过队，历尽千辛万苦，随队伍走完了长征，到达了陕北地区。
在延安时期，有一次，哑巴挑水时发现脚上的草鞋坏了，穿着十分难受，他干脆脱下草鞋，打起了赤脚。哑巴光着脚正走着，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他身边。哑巴转头一看，从车上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德总司令。
总司令走到哑巴跟前，拿毛巾帮哑巴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又看了看哑巴的光脚，向警卫吼道：“把他们营长叫来！”
不一会儿，营长伍德安和教导员淳杰急火火地跑了过来。总司令指着哑巴的光脚生气地说：“你们就是这样爱护战士的吗？你这个营长是怎么当的
伍德安惭愧地说：“首长，我马上给哑巴发双新鞋！”
听到这话，总司令的口气才缓和下来：“早干什么去了？赶紧去，再让我看到哑巴光脚，你这营长就别当了！”
上车前，朱总司令拍了拍哑巴的肩膀，向他伸出大拇指。首长的关心让哑巴心里觉得心里暖暖的，他也拍拍老总的肩膀，伸出大拇指。此后，他在部队里更加卖力了。
1947年3月18日，我军为了躲避蒋介石的围剿，暂时撤离延安。毛主席率领前委机关转移到了靖边县东部的王家湾，不料敌军迅速追了上来。此时前委急需人将情报送到团部，哑巴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接到情报，哑巴把写有敌军方位情况的纸条捻成细长条，小心地拧编在粗麻绳中间，然后把绳子缠在腰上，拿着斧头，抱起一捆柴装作附近的村民，顺利的躲过了敌人的眼目，将情报送了出去。
还有一次，因为延安地区缺乏物资，中央警备团副官谢兴凯带着哑巴去洛川寻找物资。回程时，他们把好不容易搞来的几小瓶“盘尼西林”用绳子拴吊在哑巴的裤子里。
经过哨卡时，其他人都要脱衣服搜身，可哑巴身上的汗臭味熏得哨兵真皱眉，加上哑巴看上去就是一个又脏又臭的黑瘦小老头，哨兵们嫌弃地让他赶紧走。就这样，哑巴顺利地把这几瓶“救命药”带回了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哑巴一直在部队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领导们对他也十分关照，曾经帮他寻找过亲人，但一直都没有找到。鉴于哑巴参加过长征，不畏艰辛，不怕危险，勤勤恳恳地工作多年，1955年11月，部队为哑巴报批了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又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授予老红军的最高资历勋章和奖章。
周总理曾经特意交代过：一定要好好照顾哑巴同志，他为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们决不能亏待他。后来，国家安排哑巴去看守果园。哑巴很高兴，认认真真地在果园工作多年。
1983年，哑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经中央批准，哑巴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只有短短的四个字：哑巴同志。
后来，有关部门经过大量排查，最终弄清了哑巴的出身问题。哑巴原名熊世皮，1891年出生，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人。不过这都是他去世以后的事了。
哑巴是聋哑人，耳不能听，口不能言，但是他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也许不懂什么是信仰，却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干净的灵魂，内心无比坚定，从未在困难面前退缩过，值得我们后人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