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万人敌”，生后“武圣人”

中国历史上，极为个别的出类拔萃专门人才曾被尊称为“圣”，例如“医圣”张仲景，“ 棋圣”严子卿，“ 诗圣”杜甫，“ 茶圣”陆羽。与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样，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关羽，身后也被尊为“圣人”，并且以其“武圣人”独尊地位，与“文圣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惊叹莫名。

三国时期勇将蜂起，关羽和张飞都以“万人敌”著称，关羽尤其绝伦逸群。关羽（公元？—219）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下，他年轻时爱管闲事，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拔刀挺身相助。因为杀了本县的县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结识了当地人张飞。适逢同为涿郡人的刘备招兵买马，他便同张飞一起投奔了刘备，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刘备作了平原相，就让他俩当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在关羽追随刘备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在《三国演义》浓墨重彩的铺陈渲染，就变成了关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屯土山预约三事、关羽夜观春秋、封汉寿亭侯、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会古城主臣聚义等等一系列英雄故事。在他追随刘备期间他的忠义，他同刘备名为主臣、实如兄弟的特殊关系，即便在刘备请出诸葛亮，自诩如鱼得水后，他在刘备集团稳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从来无人可以挑战。借孙、刘联盟之势，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大赢家，占领江南诸郡，封拜元勋，关羽位居第一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独自分兵坐镇江北。刘备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所谓“董督”就是统领，主管，诸葛亮实际作他的副手。军师中郎将庞统在蜀身亡，刘备急召军师将军诸葛亮带领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于是，关羽更是位居方面，独当起了刘备集团一半基业。

关羽随着官位益尊，权力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

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夷陵之战之后，刘备战败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

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 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直到南北朝时期，在，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尔后唐、宋、元、明、清1 400 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宋代国势虚弱，先后受北方辽、金侵凌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扬义勇的需要，皇权需求与宗教灵应结合起来，关羽竟成为不二人选。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又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兹附于关羽一体。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赵构依样画葫芦，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宋赵昚则改封关羽为英济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同样要彰显义勇精神，元文宗图贴睦尔来了一个大凑合，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创下关羽王衔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钧更升了一级，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自兹称“关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从兹称“关圣”。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一种微妙变化，就是“忠义”取代了“义勇”。其政治背景在于，当时明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皇权亟需“伏魔”、“护国”而在道教体系中，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又称为荡魔真君，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还具备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诛伐逆乱、纠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法力，因而受到广泛膜拜。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

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个是“文圣人”孔子代表的“仁”，一个是“武圣人”关羽代表的“义”，而且“武圣人”关羽及其代表的“义”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

其所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从清代到民国，还不能忽视帮会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遗民，抱着狭隘而又执著的族群偏见和正统观念，竭尽志力地追求“反清复明”，天地会和白莲教就是其中的两大帮会组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天地会又称“洪门”，“ 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亦称汉留，始倡者为郑成功等人”。其起源还有别的几种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迄今还不能独取一说。但陶成章说的“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其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历来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却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发端于四川，流布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踪影遍及全国，颇能代表天地会的会规和习俗。

从清初到民末，袍哥组织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军阀政要、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会身份分别归属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开山立堂、歃血盟誓、义结金兰的方式纠结为帮会。各个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圣人”关羽。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

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