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萬人敵”，生後“武聖人”

中國曆史上，極為個别的出類拔萃專門人才曾被尊稱為“聖”，例如“醫聖”張仲景，“ 棋聖”嚴子卿，“ 詩聖”杜甫，“ 茶聖”陸羽。與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樣，三國時期的蜀漢名将關羽，身後也被尊為“聖人”，并且以其“武聖人”獨尊地位，與“文聖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驚歎莫名。

三國時期勇将蜂起，關羽和張飛都以“萬人敵”著稱，關羽尤其絕倫逸群。關羽（公元？—219）字雲長，河東解縣（今山西運城）人。在《三國演義》的描寫下，他年輕時愛管閑事，路見不平就要一聲吼，拔刀挺身相助。因為殺了本縣的縣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結識了當地人張飛。适逢同為涿郡人的劉備招兵買馬，他便同張飛一起投奔了劉備，參與鎮壓黃巾起義。劉備作了平原相，就讓他倆當别部司馬，分統部曲。在關羽追随劉備期間發生了許多故事，在《三國演義》濃墨重彩的鋪陳渲染，就變成了關羽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屯土山預約三事、關羽夜觀春秋、封漢壽亭侯、挂印封金、千裡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将、會古城主臣聚義等等一系列英雄故事。在他追随劉備期間他的忠義，他同劉備名為主臣、實如兄弟的特殊關系，即便在劉備請出諸葛亮，自诩如魚得水後，他在劉備集團穩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從來無人可以挑戰。借孫、劉聯盟之勢，劉備成為赤壁之戰的最大赢家，占領江南諸郡，封拜元勳，關羽位居第一拜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獨自分兵坐鎮江北。劉備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荊州事”；所謂“董督”就是統領，主管，諸葛亮實際作他的副手。軍師中郎将龐統在蜀身亡，劉備急召軍師将軍諸葛亮帶領張飛、趙雲入蜀增援，于是，關羽更是位居方面，獨當起了劉備集團一半基業。

關羽随着官位益尊，權力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須唯命是從，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顯露的驕矜自大之氣凸顯出來，滋長成為驕傲狂妄，目中無人。建安十九年（214）馬超向劉備“密書請降”，率軍自漢中直抵成都，成都守軍驚恐失措，十天後，劉璋便向劉備投降。劉備封馬超為平西将軍，關羽認為他“舊非故人”，私心不悅，迅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明白關羽驕氣淩人，也不好批評，隻能進行精神賄賂，回信答稱“孟起（馬超的字）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漢初）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的字）并驅争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關羽一向以美髯見稱，号稱“美髯公”，因而諸葛亮以“髯”字代稱。關羽覽信大喜，硬以為自己真是曠絕古今，獨一個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給賓客傳看，以滿足虛榮心。

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将軍，張飛為右将軍，馬超為左将軍，黃忠為後将軍，諸葛亮有此前車之鑒，甚至擔心關羽遙聞黃忠同列，“恐必不悅”，劉備隻好說“吾當自解之”。可見除了劉備，無人再敢招惹關羽。

關羽從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開始，就“董督”荊州，前後曆時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後不久，孫權曾遣使面見關羽，提出讓關羽女兒同自己兒子結婚，再搞一次政治聯姻。當初劉備都可以上門迎娶孫夫人，這一次，關羽卻不識大體，不顧大局，揚言“虎女豈能嫁犬子”，辱罵來聘的使者，拒絕許婚。孫權一壁頭碰得鼻青臉腫，怒不可遏，自然加緊了奪取荊州的步伐，待呂蒙取代魯肅主持軍務，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劇。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抓住劉備占領漢中的有利時機，主動發兵進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圍困在城内。當時曹操剛從漢中敗退到長安，聽說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領七軍馳援。時值大霖雨，連下十幾天不斷，引起漢水暴漲，決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軍悉數淹沒。于禁帶着極少僥幸獲生者避到高處，關羽乘大船趕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龐德力戰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罵拒降，被關羽殺掉。關羽趁水勢，進一步把樊城圍困得水洩不通，曹仁及其數千将士幾乎成了甕中之鼈。關羽又派出一支部隊，把魏将呂常據守的襄陽包圍起來。一時間，關羽的威名響震華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陸渾（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縣長吏相繼反水，接受關羽的節制。曹操相當恐慌，拟議從許都遷徙到洛陽。幸得司馬懿、蔣濟等人獻策，認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以派人去向孫權許諾“割江南”作為封地，換取孫權出兵“蹑其後”，達到“樊圍自解”，才沒有倉皇遷都。曹魏的離間拉攏，正遇上孫吳方面呂蒙、陸遜已經着手襲取荊州，于是一拍即合，兩面夾攻關羽。呂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戰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孫吳手中，關羽背後已無依托。正面襄樊戰場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領的援軍也趕到了，關羽不能克，隻好求自保，“引軍退還”。

這一次北伐大仗，是關羽平生作為主帥，親自策劃、親自指揮、親自上陣打的第一次大仗，開局确實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頂峰。隻可惜，頂峰也是命運轉捩點，一旦腹背受敵，後退無路，便跌落到谷底。當年十一月敗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于臨沮（今湖北遠安北）被俘，與子關平一同被殺。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項羽敗走烏江猶自不如，一生的結尾打上了一個悲劇句号。

關羽被俘遇難後，孫權把他的首級送給曹操，曹操下令厚葬。劉備一聽到噩耗，就“忿孫權之襲關羽，将東征”，誰也勸阻不住。張飛自然要從征“伐吳”，“當率軍萬人，自阆中（今屬四川省南充市所轄縣級市）會江州（今重慶市中心城區）”。臨到發兵前，“其帳下将張達、範強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也以悲情結局走完了生命曆程。這些情況都說明，關羽之死影響巨大，牽連到了鼎峙紛争的三大集團。夷陵之戰之後，劉備戰敗死在永安城，雖然與關羽之死、張飛之死不是自然意義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從曆史風雲變幻看，确可以看作社會意義上的同年同月同日。

在劉備生前，并沒有給予關羽任何一種超常哀榮。直到後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關羽身後41 年，才被追谥為壯缪侯。同時受追谥的還有張飛、馬超、龐統、黃忠，關羽除了名列第一，沒有任何特殊。直到南北朝時期，在，距關羽之死已過300年。南朝的統治階層是漢族人，他們積弱既久，有心驅“虜”，無力回天，便把“恢複中華”的精神訴求寄托于英雄崇拜，從距他們最近的三國曆史尋找英雄。這樣的精神寄托與正統觀念摻合起來，他們由自認南朝政權才是漢族中央政權的正統承續，認定唯有蜀漢政權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統，因而同在江東的東吳周瑜、陸遜于不顧，選中了蜀漢關羽、張飛作為英雄偶像。爾後唐、宋、元、明、清1 400 餘年一樣，漢族統治階層往往越衰弱時越推崇關羽，少數民族統治階層卻是入主中華後備加講究推崇關羽，俨然成為一種中國傳統特色。統治思想融入了民間，得到廣泛的認同，宋、元以降關羽就成了中華多民族所共認的第一名将。

與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幾乎同時，的佛、道兩大宗教，先後把關羽請進自己的教門供奉，佛教在其間起着導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關羽生前的福禍交集之地荊州江陵一帶，神祠尤其昌盛。道教尊奉關羽雖比佛教晚，但後來居上，層次更高。集中表現于，借用皇權來凸顯關羽，把關羽擡到凡人難及的尊崇地位。宋代國勢虛弱，先後受北方遼、金侵淩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揚義勇的需要，皇權需求與宗教靈應結合起來，關羽竟成為不二人選。宋哲宗趙煦首封關羽為顯靈王，宋徽宗趙佶又先後封關羽為崇甯真君、武安王和義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茲附于關羽一體。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趙構依樣畫葫蘆，加封關羽為壯缪義勇王，宋孝宋趙昚則改封關羽為英濟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漢文化，同樣要彰顯義勇精神，元文宗圖貼睦爾來了一個大湊合，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創下關羽王銜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鈞更升了一級，萬曆十八年（1590）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帝，自茲稱“關帝”；萬曆四十二年（1614）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從茲稱“關聖”。其間不動聲色地發生一種微妙變化，就是“忠義”取代了“義勇”。其政治背景在于，當時明王朝由盛轉衰，内憂、外患積重難返，皇權亟需“伏魔”、“護國”而在道教體系中，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又稱為蕩魔真君，與華光大帝、趙公元帥、溫瓊元帥并稱為“護法四元帥”。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還具備司命祿、佑科舉、祛病除災、驅邪避惡、誅伐逆亂、糾察冥司、庇護商賈招财進寶的法力，因而受到廣泛膜拜。族群、宗教與皇權三位一體，糾葛互動，深層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

故，千百年以來，特别是明、清以降，統治中國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題一個是“文聖人”孔子代表的“仁”，一個是“武聖人”關羽代表的“義”，而且“武聖人”關羽及其代表的“義”更廣泛、更深遠地影響民間。

其是以更廣泛、更深遠地影響民間，從清代到民國，還不能忽視幫會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遺民，抱着狹隘而又執著的族群偏見和正統觀念，竭盡志力地追求“反清複明”，天地會和白蓮教就是其中的兩大幫會組織。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陶成章在《教會源流考》中說，天地會又稱“洪門”，“ 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為名”；“亦稱漢留，始倡者為鄭成功等人”。其起源還有别的幾種說法，曆來衆說紛纭，迄今還不能獨取一說。但陶成章說的“凡所謂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等，以及種種之諸會，亦無非天地會之支派”，其活動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内外，群衆基礎相當深厚，曆來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壞性卻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會俗稱“袍哥”，發端于四川，流布于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陝西、甘肅等省區，蹤影遍及全國，頗能代表天地會的會規和習俗。

從清初到民末，袍哥組織紮根于社會各個階層，上至軍閥政要、富紳巨賈，下至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會身份分别歸屬仁、義、禮、智、信五大堂口，以開山立堂、歃血盟誓、義結金蘭的方式糾結為幫會。各個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聖人”關羽。幫會組織比宗教、皇權更具社會滲透性，因而“江湖義氣”也更具民間親和力，江湖“關聖人”并不完全等同廟堂“關聖人”。生前“萬人敵”的關羽，演變為身後“武聖人”的關羽，脈絡大生前“萬人敵”的關羽，演變為身後“武聖人”的關羽，脈絡大體上理清楚了。顯而易見，由族群、宗教、皇權合力打造出來的“武聖人”關羽，盡管閃現着三國曆史上的那一個具體的“萬人敵”關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間決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與再現關系。

同樣是後來打造，廟堂版的“武聖人”關羽，也與江湖版的“武聖人”關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因為幫會對廟堂從來就是有即有離，相同的話語用辭涵義并不完全一緻。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權也好，曆朝曆代的統治階層那樣熱衷于打造“武聖人”關羽，把他神聖化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至舉世無匹的狀态，排除其間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應該說，時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後，諸如精忠報國、取義成仁、勇武剛毅、誠信勁節之類的道德行為激勵，仍不失為一筆珍貴的精神财富。無論過去、現在或将來，在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基準線上，江湖與廟堂都可以保持心氣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