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印的铁锅里是红小粒玉米,倒上了满满两桶山泉水,一粒粒争着飘上来又沉下去,冒出的水泡泡欢快地挨挨挤挤。两天后,喝足了水的玉米被捞起。铁笊篱插进水里刷拉的声音,停在锅沿儿控水的哗哗声,奶奶技术监督般的絮叨声,在简陋的草房里汇合成一支乡村小调。
当父亲母亲把湿粮食挑去磨坊后,奶奶就走到连着土锅台的鏊子边,猛地掀开上面的黑油纸,露出油亮的黑鏊子。它离地一砖高,灶口留得大,像爷爷睡着时总张着的掉光了牙的嘴。奶奶像看自己孩子一样打量着这个黑东西,她的目光里有了柔和,脸上的核桃纹也仿佛少了。她一边拾掇着一边自言自语:“哎,给你喝了小半碗油,你不亮才怪呢!”这个我知道,每次摊完煎饼,还有余火时,得倒上半碗油,用一块厚布擦拭着,为的是下一次用它不认生,奶奶说这叫炼鏊子。每次黄红的大豆油遇热后散出的香味,诱惑得我常偷偷地捡起掉落的小块碎煎饼,放到油汪汪的鏊子上,耐心地看着煎饼被油浸透,再忍着烫飞速地捏起,逃离全家人的视线,慢慢地一点点地吃掉。
当父亲母亲挑回磨好的煎饼沫儿,天已经黑了。奶奶拿来高粱秸盖帘小心地盖好,就安排吃晚饭,然后催母亲早点去睡,她也早早睡下。我知道,通常夜里两点钟,母亲就开始摊煎饼了。
桶碰盆的丁当声儿,往稠厚的沫儿里倒水的哗啦声,旧黑铁勺搅动的沉闷声,联手在我的凌晨的梦乡里合奏。当热烈的“刺啦”声响起,我知道第一勺沫儿被扣在了鏊子上,母亲用刮板手法娴熟地给这个黑脸姑娘匀脸。在鏊子欢快的呻吟声里,在白色的热气里,母亲一下一下地刮着,直到沫儿熟成薄匀硬挺的煎饼,仿佛是鏊子的一片金色的皮肤了,她就放下刮板换上铁片,照准鏊子的边沿儿麻利地一划,煎饼就翘起一寸宽的边儿。母亲用手捏住边儿,揭出一张完整的煎饼的瞬间,热香散满到屋子的每个角落,它也从母亲的手里轻盈落到了一边早备好的盖帘上。我的童年定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煎饼便是人们粗粮细作的一种食品。
我更喜欢摊煎饼的女人们。虽然她们为了摊煎饼换上了更破的衣服,可是,她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在热气弥漫里,她们风吹日晒的脸也仿佛变白了。奶奶除了替换母亲吃饭,上不了鏊子了。她是半解放脚,腿脚从我记事起就不好;因为生孩子太多,手上又有鹅皮癣,她也不用药,就任其一层一层地掉。摊煎饼这一天,她的任务是做三顿饭,并且陪着来帮忙的女人们说话。
通常在早饭前,住得最近的王三婶就来了。她生得脸白,眼睛大,乌黑的短头发总是用水梳得油亮亮的,算是村里的美人。“快下来歇会儿,累坏了吧!”当王三婶带着山东味儿的东北话在院里响起时,母亲照常不停手地回应:“不累呀,她婶子你先坐……”这样客气至少三个回合,母亲再摊上个三五张,王三婶才得以换下母亲歇息。母亲并没有真正歇息,而是另找来个盖帘,把刚才摊好的煎饼一张一张揭一遍,为的是防止粘连在一起。而且母亲从来不会让别人在鏊子上待太久,她刚揭完煎饼,就一再要求王三婶下来喝口水。仍是客气个至少三回,仍是王三婶也要摊上个三五张,才站起身,待母亲摊开了,她便说:“俺回去吃饭了,一会再来替你。”这时,奶奶就会出来,急得拉着王三婶的手慢声拉语地说:“别走,饭都好了,在这吃,在这吃。”王三婶笑着挣脱了,她一边小跑着出院子,一边说:“家里还有那爷几个,要不俺还真想吃大娘做的饭来。”奶奶失落地回了屋,就和母亲想到一起了——叠几张新摊的煎饼让我送去。全家都喜欢吃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新煎饼,咬一口软软的,热热的,真是美味。麻利的母亲一口气摊了六七张,奶奶就用一个包袱皮捂好了,让我跑着送到王三婶家的饭桌上。
白天来摊煎饼的婶子、大娘、姑姑们多起来,她们像走马灯似的刚走一个又来了一个。有时聚了堆,她们有烧火的,有揭煎饼的,有倒沫儿刷桶的,还有的就专一和奶奶闲聊的。我顶喜欢大丫姑,细高挑,用母亲的话说她的身体长得像面条。摊煎时她也穿着花布衫,她微微侧下身时,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伏在肩上,让我想到了春天里柳条儿。我最不喜欢孙五家的,一年到头穿着埋汰的老黑布褂子,五号头胡乱地披散着,她还说王三婶臭美得忘了自己是农村人了。比奶奶小点的老孙太太也来凑热闹,她是辽宁人不会摊煎饼。奶奶一看她来,就让赶紧让鏊子上的人叠张煎饼给她吃。在奶奶的影响下,我常常是不等煎饼叠好,就把奶奶的大酱碗和小葱碟端出来,老孙太太就格外地喜欢我,见我就夸:“俺的好孙女子,赶明得有个大出息。”我听了心里那个得意呀,奶奶更高兴了,每次老孙太太临走,都得让她再拿上几个。摊煎饼这一天,家里热热闹闹的,屋门打开着,院子里也就有了粮食的香味。大人孩子随便吃新煎饼,虽然卷的无非是大酱小葱,人人像吃过年才能吃到的肉鱼一样开心。
当我长得又高又胖时,母亲看看我却叹着气说:“生活好了,把你吃成这个样。”是啊,家里的草房子早拆了,都住进了新盖的砖房子里了。新房里有一间专门做饭的屋,全贴着磁砖了。雪亮的锅台,绿色的地砖,摸哪都是光滑的。哪里还能有鏊子的栖息地呀!饭筐里装的都是雪白的馒头,还没等吃完母亲就又蒸一锅,馋了还包饺子、包子,谁还吃煎饼呀!母亲可没有时间去王三婶家串门子,也没功夫听奶奶唠叨。她天天把新屋擦得亮堂堂,干完地里的活又忙着去卖掉家里吃不了的菜呀鸡蛋呀。王三婶子很少来了,她和王三叔在村里开了个饭店,专门做婚庆酒席,她的漂亮和能说会道让生意很火。只有老孙太太还来找奶奶玩,奶奶一见她来就沏上一壶茉莉花茶,俩人一边喝一边聊。说大丫姑嫁到外地了,男人可能干了家里趁钱;说孙五家的沾了姑娘的光,也穿的好了,也不看着王三家的就来气了……
我参加了工作离开了村子,虽然终究没有学会摊煎饼的手艺,但煎饼的味道时时萦绕在心头。于是,在每个初春,母亲都请自家的婶子姑姑们来给摊上一天。每次摊好后,她总是先给我送来一大包。母亲照例跟我唠叨着,真不是能吃煎饼了,泡粮食、推水磨、起早、招待吃饭,真是不够费事的,不吃这过去穷才吃的东西......母亲虽这么说,一到春天,她就张罗着摊煎饼的事,仿佛在筹备儿女的婚事。又是担心用的黄豆不是新豆,又是担心村里磨坊不推水磨了,又是担心父亲采买的招待的菜不够硬实……直到摊完这一场煎饼,母亲才放下心来去做别的事。虽然,我告诉她,超市里煎饼的品种很多,还有机器的,想吃就买着吃,她坚决地说还是自己摊的好吃。
爷爷是家家馒头能够随便吃后不久去世的,奶奶活到八十一岁那年,说是真不能再吃煎饼了,镶了新牙也咬不动了。可是在她去世前十几天,她还往鏊子窝里凑热闹,还去给老孙太太要了最后一次煎饼。童年里煎饼的味道,父亲母亲大半辈子的岁月,爷爷奶奶的生命,乡亲们渐渐远去的笑脸,一点一点地消散了,一个一个地退场了。像灯光下的皮影表演,仿佛时间一到,就得撤走,丝毫不顾忌观众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