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
作者兰台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不管是政治还是思想层面都异常的混乱。
溥仪退位、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张勋复辟、北洋走马灯换政府、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表面上看，这段历史时期确如鲁迅先生所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实际上，不管是政治还是思想层面的混乱，主旨只有一个即：救亡与启蒙孰轻孰重。
最后，救亡压倒了启蒙。
这并不是胡诌。
周锡瑞教授在其名著《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 “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 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 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
东方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指的是中央集权下的封建家天下，简言之，就是把国家视作某一个家族私产，但是这个家族管理这个国家的手段是中央集权。
而西方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指的地方自治，西方封建王国通常都是若干个地方领主集合，国王只是这些地方领主的领导者，而非主人。
周锡瑞教授所说的“封建主义”其实就是辛亥革命后大行其道的“地方自治”。
摊开来说，辛亥革命既是共和对封建家天下的革命，也是地方自治对中央集权的革命，甚至后者对近代中国影响更加深远。
王永江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后由同盟会控制的江西省宣布独立、袁世凯称帝后以蔡锷为首的西南各省宣布独立、张作霖在直奉战争惨败后宣布反东三省独立，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辛亥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上的“去中心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是封建家天下时代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级关系，甚至中枢是否具有权威，是否有合法性，其判断标准已经不再是中枢，而转移至地方，在于各省是否承认中枢的最高权威性。
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的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这也就意味着以曹锟为首的北洋政府尽管获得了西方各国承认，但是在东三省并没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只有张作霖代表东三省承认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北洋政府在东三省才重新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
当然，古代王朝崩溃后都会有一段割据乱世，乍看上去，辛亥革命后各省军阀割据也并不稀奇，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剖析就能发现，辛亥革命之后地方自治绝不仅仅是军阀割据的借口，确实也有很强的民意基础。
比如张作霖的“钱袋子”，奉系军阀理财高手，奉天省（今辽宁省）财政厅厅长王永江之所以1926年愤然辞去奉天省财政厅长一职，原因就是王永江不愿意看到张作霖挥霍东三省老百姓的积蓄去“称霸中原”。
郭松龄
王永江多次表示以东三省富饶，应该关起门来搞建设，而不是一味地想“武力统一”。
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如专心实修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之时，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
郭松龄率军反奉时，所喊出的口号也是不满张作霖“武力统一”，号称自己将来要“闭门搞建设”。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另一条隐秘主线就是“地方自治”为中心，反对中枢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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