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
作者蘭台
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不管是政治還是思想層面都異常的混亂。
溥儀退位、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國戰争、張勳複辟、北洋走馬燈換政府、直皖戰争、直奉戰争、郭松齡反奉……表面上看，這段曆史時期确如魯迅先生所說“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
但實際上，不管是政治還是思想層面的混亂，主旨隻有一個即：救亡與啟蒙孰輕孰重。
最後，救亡壓倒了啟蒙。
這并不是胡謅。
周錫瑞教授在其名著《改良與革命》一書中指出: “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 一張是進步的，民主共和主義的面孔; 在某種程度上，掩蓋着另一張‘封建主義’ 的面孔。兩者都把中央集權獨裁專制，當作攻擊的目标。”
東方傳統意義上的封建主義，指的是中央集權下的封建家天下，簡言之，就是把國家視作某一個家族私産，但是這個家族管理這個國家的手段是中央集權。
而西方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其實是指的地方自治，西方封建王國通常都是若幹個地方領主集合，國王隻是這些地方領主的上司者，而非主人。
周錫瑞教授所說的“封建主義”其實就是辛亥革命後大行其道的“地方自治”。
攤開來說，辛亥革命既是共和對封建家天下的革命，也是地方自治對中央集權的革命，甚至後者對近代中國影響更加深遠。
王永江
辛亥革命爆發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二次革命後由同盟會控制的江西省宣布獨立、袁世凱稱帝後以蔡锷為首的西南各省宣布獨立、張作霖在直奉戰争慘敗後宣布反東三省獨立，這一切都意味着在辛亥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政治上的“去中心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不再是封建家天下時代的上下級關系，而是平級關系，甚至中樞是否具有權威，是否有合法性，其判斷标準已經不再是中樞，而轉移至地方，在于各省是否承認中樞的最高權威性。
比如第一次直奉戰争慘敗的張作霖，宣布東三省“獨立”，這也就意味着以曹锟為首的北洋政府盡管獲得了西方各國承認，但是在東三省并沒有合法性和權威性，隻有張作霖代表東三省承認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北洋政府在東三省才重新具有合法性與權威性。
當然，古代王朝崩潰後都會有一段割據亂世，乍看上去，辛亥革命後各省軍閥割據也并不稀奇，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剖析就能發現，辛亥革命之後地方自治絕不僅僅是軍閥割據的借口，确實也有很強的民意基礎。
比如張作霖的“錢袋子”，奉系軍閥理财高手，奉天省（今遼甯省）财政廳廳長王永江之是以1926年憤然辭去奉天省财政廳長一職，原因就是王永江不願意看到張作霖揮霍東三省老百姓的積蓄去“稱霸中原”。
郭松齡
王永江多次表示以東三省富饒，應該關起門來搞建設，而不是一味地想“武力統一”。
我們何必去參加内戰呢？如專心實修内政，把東北治理好，富強起來之時，我們不用去打，他們自然來投我們，地盤可以不擴自張，何必急在一時呢？
郭松齡率軍反奉時，所喊出的口号也是不滿張作霖“武力統一”，号稱自己将來要“閉門搞建設”。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另一條隐秘主線就是“地方自治”為中心，反對中樞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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