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街位于宁波的中央商务区，属于海曙区江厦街道郡庙社区，是一条宽10余米、长仅250余米的小巷，东起于狮子街，西止于碶闸街。星罗棋布的是餐饮、布业与水产批发，间有百杂、水果、零食、证劵等业态，与文化似乎八竿子碰不到。如今唯一有点历史沉淀的百年老店——源康布店（君子街1号）也已搬离，布业渐次退出，很多店铺关门待租，虽近春节却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真应了“闹中取静的自在宜居街巷” [1]之谶。
人去楼空的源康（2020.1.21）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从境清寺到君子营</h1>
不过，君子街的历史却很悠久。
早在唐咸通二年（861）此处建有境清寺[2]，但也有说唐末天复元年（901）僧鸿绍因南门外水陆院基为柳亭院，梁开平四年（910）迁于兹地，更名“境清”；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号“兴法”；[3]:904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遭受火灾，半为民居；[2]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遇火灾，寺院重建如旧；[4]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山门圮于风，住持道琛重建；永乐二年（1404）重建佛殿。[3]:904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诸侯大内氏和细川氏，各自派使团前来明朝“入贡”，寓于境清寺。依照惯例，官方要为这些“贡使”举行招待宴会，通常是谁家贡使先到，谁家先验货，宴会座次也以此排定。当时原本是大内氏的宗设使团先到，谁知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是鄞县当地人，颇懂明朝的潜规则，就买通了明朝镇守太监赖恩，不但抢先验了货，宴会座次也排到了宗设的上头。愤恨不已的宗设率众把细川氏使团一顿暴揍，正使端佐当场被杀，宋素卿逃走，引发了著名的“争贡之役”，境清寺毁于争斗之中[3]:904，也为嘉靖倭乱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琉球来明朝贡的贸易船（网络）
嘉靖六年（1527），知府高第在境清寺旧址上建嘉宾馆，作为日本贡使招待之用。后因倭患日重，天启年间（1621—1627），宁绍海道洪承畴建立了东、西君子营，各驻军四五百人，其中西君子营即由嘉宾馆而来[3]:904。
清顺治十六年（1659），浙江提督标营移驻宁波，西君子营在顺治中撤销，康熙元年（1662）东君子营也撤销；康熙二年，在鄞另设水师提督，原驻守提督改称陆师提督移驻绍兴；康熙七年（1668），撤销水师提督，水师提标后营改为陆路营汛驻防宁波府，称宁波城守营……同年，陆师提督由绍兴复调宁波，分中、左、右、前、后5个标营，驻县城各地，[5]左营的位置就在原先的君子营。后来建筑之间逐渐形成道路，就慢慢出现了中营巷、右营巷、后营巷，但唯独没有左营巷，究其因是人们习惯将左营所在叫成君子营[1]。
君子营街局部（1846年《宁郡舆地图》）
关于君子营的来历，也有说法是源于唐末明州刺史黄晟（859-909）。在十八年的刺史任上，黄晟不但“筑罗城”保一方平安、“建浮桥”便百姓来往、“修庙寺”助大众积善，还为江东儒学之士“筑居于城东隅，谓之‘措大营’，即今之君子营。（《黄氏家乘》）” [3]:904更有说，“面对地方军阀争战不断、匪患频发的现状，黄刺史承担起保境安民的重任，率军平息周边匪患。广招江南文人，专门建‘措大营’人才安置房。设立培养军事人才的君子营军事学校，君子巷由此得名。”[6]
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张宾（？-322）召集大批谋士组成“君子营”，作为智囊团出谋划策，成就了石勒（274-333）建立“后赵”的典故，使“君子营”“措大营”似乎与文人儒士有了更多的关联，但从君子街与石板巷交叉口的东南侧所立的境清寺故址标志碑，君子街与碶闸街交叉口东北侧所立的嘉宾馆故址标志碑，以及《宁郡舆地图》等早期地图资料来看，第一种说法是被普遍认可的，即由境清寺到嘉宾馆，再到君子营的。
君子营街或者君子街最值得一说的肯定是卢氏一族了。“卢氏始居定海金塘，自称万历年间（1573-1620）鄮峰公迁鄞，累世饶裕，”[3]:910在宁波留下了诸如卢氏抱经楼、卢氏三桂厅、卢氏支祠、卢氏文昌殿等建筑，除了卢氏支祠建在离君子街不远的塔影巷15号，其余均在君子街。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卢氏抱经藏书楼</h1>
说到卢氏抱经楼，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最早的应该是卢镐（1723-1785）的抱经楼。卢镐，字配京，一字京甫，号月船，郡廪生，是另一卢氏抱经楼楼主卢址（1725-1794）的堂兄卢培之子（旧称“从侄”），其宅（月船居士居）在灵桥门内报恩祠后，报恩祠乃为祭祀知府蔡贵易（1538-1597）及其子海道副使蔡献臣（1563-1641），[3]:940-941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御史林祖述倡议，官绅合建，坐南朝北，后并祀海道卢若腾（1598-1664）。[7]
乾隆十八年（1753）卢镐考上举人，署浦江县教谕，乾隆三十八年（1773）授平阳县教谕。“少年时代和同里杨尔音游，喜搜讨僻书奇字，‘取书中隐僻事为乐’，不问价格。……其后卢氏南游金陵，北游北京，每到一地，总要访求经史遗著及宋元明未刊文集”[8]。1755年，其师“全谢山殁，镐赙以二百金，其嗣子以所藏书悉数归镐，谢山补修之《宋元学案》稿亦在其中。家建抱经楼，藏书达万册以上。仅方志即达六百种之多。”[9]钱维乔（1739-1806）修《乾隆鄞县志》时，卢镐虽身患噎症，但仍“天天在局中检阅诸稿。临死前，蒋学镛前去探视，卢镐尤与蒋学镛商酌旧志异同得失之处，”[8]并“补选人物志颇多。其家曾被盗，箱簏俱空，藏书多散佚。”[9]
卢镐《焦墨山水镜片》
比卢镐还小两岁但同样酷爱书籍的堂叔卢址，“思自奋于功名，既而屡荐不售，则又有味于昔人‘早知穷达有命，悔不十年读书’之语。于是思聚书以扩其见闻，而以先君子所藏之本与所朂之训为念，勉勉焉不敢自怠。遇有秘本，或出重价，或辗转借钞，数十年来所得约万余卷矣。” 在卢镐前往平阳任教谕快四年之时，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卢址仿天一阁之式，“构楼居藏之，取韩昌黎赠吾家玉川子之句[10]以名之，曰抱经楼。”在这块撰立于“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的高34厘米、宽88厘米、厚12厘米的刻石上，卢址还认为藏书可以“正人心而杜邪说，为万世立言之宗。……故每得一书，必细心校阅，惟词意醇雅粹然一出于正，足以羽翼经传者，虽单词只义，在所必收。倘离奇弔诡诬圣畔道，而复淫佚糜曼有害人心者，悉不敢录也。”最后他又寄语：“后之子孙，倘有与余同兹嗜好者，当深明此义与当知所重之训，庶几他日为国家有用之材，而无忝尔祖矣。”[11]
根据见过抱经楼的人回忆，抱经楼无论是建筑结构还是风格气质均复制了天一阁，连位置也仿照天一阁。天一阁在范钦故居之东，抱经楼也建于卢址故居之东，就是今天都市仁和中心的东南角（君子街18号），一边临着君子街，另一边面对石板巷。结构上也是一样的重檐硬山顶，一样的上下两层“天一地六”：楼上也是一统间，以书橱分隔；楼下六间朝南，明次三间合并为大厅。与天一阁稍有不同的是最西侧的楼梯为横置（天一阁为纵置）。楼上东西两边靠墙处，各放单面大橱两个；中间是五排共十个大橱，与天一阁的书橱一样，前后可同时打开通风。朝南空隙处放十个小橱。与天一阁一样，书楼之前，也有水池和假山；一层大厅顶上还绘有繁复的水波纹，把“天一生水”的理念，运用到了极致。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抱经楼（网络）
在书楼的管理制度上，卢氏也向范家学习。比如书楼为卢家子孙共有、共管；平时书楼封闭，不许人进出；每年六月，族人共同确定晒书时间，晒书期间可以阅览；阅览之人，一是要与卢家素识，二是必须有卢家人陪同监督等等。
卢址后人在“独抱遗经”近一个半世纪后，在国家改朝换代、弃旧迎新之际，萌动了藏书已无必要的念头，于1916年将余下藏书共计五万六千余卷，悉数出售给了上海书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抱经楼本身也被卖给了药行街上的源茂药行，楼前假山卖给了知名的翰香小学用于构建学校园林；解放后，楼前夷为平地，楼内住家杂居，门厅中阮元（1764-1849）所书“抱经楼”匾额也在文革中被破坏；至1995年，因旧城改造，抱经楼所有构件被拆落，由天一阁博物馆保存。可惜二十五年过去了至今未见易地复建。
楼成之时，钱大昕（1728-1804）曾被邀作《抱经楼藏书记》，文中首次提出“浙中有东、西抱经之目”[3]:910-911。后来又为卢址之三儿作《题卢东溟书船图》：“柳色烟光澹沱春，浦编遥映水鳞鳞。扁舟莫道无多客，不载今人载古人。岑楼方许抱经眠，又泛江虹贯月船。应笑君家玉川子，长须赤脚屋三椽。”但后世却多有张冠李戴者，将诗中的主人翁说成是卢镐（如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第352页）或卢文弨（如孙文杰发表于《图书与情报》杂志2012年第6期130-136页的《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论略》）。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三、三桂堂与文昌殿</h1>
卢址的大哥卢垣（字惟丰）长年在温州任训导，他的两个儿子登瀛、登秩（字武臣，号静夫），登瀛是三桂堂的建造者，而登秩却是卢氏支祠的被祭祀者，他有一个做丹阳令的儿子——卢云路（字天衢），后者也是卢氏文昌殿的建造者。
卢氏支祠（网络）
卢氏三桂堂“在君子营北街，西畔卢明经耐轩先生之别业。明经名登瀛，字有光，号耐轩，温州训导惟丰公之长子。……课子最严。设经、蒙二馆。经馆请陈旭峰先生专教长子凤侣，伴读者数人。馆在宅南，地仅一方，而为楼、为厅、为回廊、为层岩、为碧藻，其植木也，为桂、为梧桐。结构周密，点缀错落。楼下正室曰‘耐轩’，厅曰‘三桂’。其柱联一曰‘对酒云数片，卷帘花万重’，墨庄张粹图所书，云在楼[12]旧物也。一曰‘读书三径竹，沽酒一篱花’，又曰‘听鸟当歌新《子夜》，移云作岫小飞来’，皆旧家名笔。回廊东入为小亭，颜曰‘半露’。杂植葵花、红蓼、芙蓉、海棠，种种秋色。厅南修竹千竿，腰以花墙，下植牡丹，掩映增色。墙左辟门通竹径。绕出三桂厅，厅左循廊北上，通别室，曰‘木侍居’、‘芭蕉听雨’、‘杨柳迎风’。有紫藤架一座，花时甚盛。凡疏密远近，布置有方，不染富家习气。”3:908-909从三桂堂的布局、功能、装饰、园林不难看出主人重教、兴学、爱书的品行。
丹阳令卢天衢也一样重学、兴教。他“宦久，橐甚厚。……不专以遗子孙，好为义举。赡始祖祀田，以为可润及族中之贫者。外租家中落，亦捐置祀产。凡三党之贫者无不周及。而生平之所最不忘者读书二字。以己学不成而出为俗吏，渴慕子孙力学以待仕。于是不惜资费，创建文昌殿以事神，兼可作讲学之所。其殿，中为厅事，合东西序并贰房共九楹。文昌神以名笔图像，镌于太湖石碑，供奉于中，两旁不立侍从。门阑墙壁俱用磨砖，间或嵌以名笔碑版，陈设雅整。庭中植丹桂两株，紫薇一柱。殿宇庄严，甲于一郡。”[3]:903
可见历史上的君子街，曾经是外御倭寇内飘书香的文武双全之地啊！
<h1 class="pgc-h-arrow-right">参考文献：</h1>
[1] 宁波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冤）宁波市中心城区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老街巷 新变化[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6.2：22-23.
[2] 罗濬. 宋元方志丛刊本：5 宝庆四明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0：5133.
[3] 徐兆昺. 四明谈助[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
[4] 袁桷. 宋元方志丛刊本：6 延祐四明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0：6369.
[5]卢善听主编. 宁波市鄞州区军事志[M]. 宁波森得利文教印刷有限公司，2008.10：104-105.
[6] 陈鸿著. 百味一品[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10：192.
[7] （清）陈梦雷篆辑.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8函 第137册 卷972-986[M]. 上海：中华书局, 1934年.
[8] 丁煜. 从《月船居士诗稿》看卢镐生平足迹[J]. 名作欣赏, 2018(17期：126-127.
[9]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 修订版[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01：351-352.
[10]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卢仝（795-835），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祖籍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生于河南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村），早年隐少室山，自号玉川子。两人多有诗歌唱和，其中韩愈《赠卢仝诗》中有“《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一句。
[11] 章国庆编著. 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14.
[12] 清初鄞县人陈自舜（1643-1711）的室号。自舜字小同，一字同亮，别号尧山，曾从黄宗羲学，喜藏书，其储藏量仅次于天一阁。抄本有明丰坊《古书世学》6卷。
文：Doolly
编辑：贝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