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街位于甯波的中央商務區，屬于海曙區江廈街道郡廟社群，是一條寬10餘米、長僅250餘米的小巷，東起于獅子街，西止于碶閘街。星羅棋布的是餐飲、布業與水産批發，間有百雜、水果、零食、證劵等業态，與文化似乎八竿子碰不到。如今唯一有點曆史沉澱的百年老店——源康布店（君子街1号）也已搬離，布業漸次退出，很多店鋪關門待租，雖近春節卻呈現出一派蕭條的景象，真應了“鬧中取靜的自在宜居街巷” [1]之谶。
人去樓空的源康（2020.1.21）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從境清寺到君子營</h1>
不過，君子街的曆史卻很悠久。
早在唐鹹通二年（861）此處建有境清寺[2]，但也有說唐末天複元年（901）僧鴻紹因南門外水陸院基為柳亭院，梁開平四年（910）遷于茲地，更名“境清”；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賜号“興法”；[3]:904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遭受火災，半為民居；[2]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遇火災，寺院重建如舊；[4]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山門圮于風，住持道琛重建；永樂二年（1404）重建佛殿。[3]:904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諸侯大内氏和細川氏，各自派使團前來明朝“入貢”，寓于境清寺。依照慣例，官方要為這些“貢使”舉行招待宴會，通常是誰家貢使先到，誰家先驗貨，宴會座次也以此排定。當時原本是大内氏的宗設使團先到，誰知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是鄞縣當地人，頗懂明朝的潛規則，就買通了明朝鎮守太監賴恩，不但搶先驗了貨，宴會座次也排到了宗設的上頭。憤恨不已的宗設率衆把細川氏使團一頓暴揍，正使端佐當場被殺，宋素卿逃走，引發了著名的“争貢之役”，境清寺毀于争鬥之中[3]:904，也為嘉靖倭亂的開啟埋下了伏筆。
琉球來明朝貢的貿易船（網絡）
嘉靖六年（1527），知府高第在境清寺舊址上建嘉飯店，作為日本貢使招待之用。後因倭患日重，天啟年間（1621—1627），甯紹海道洪承疇建立了東、西君子營，各駐軍四五百人，其中西君子營即由嘉飯店而來[3]:904。
清順治十六年（1659），浙江提督标營移駐甯波，西君子營在順治中撤銷，康熙元年（1662）東君子營也撤銷；康熙二年，在鄞另設水師提督，原駐守提督改稱陸師提督移駐紹興；康熙七年（1668），撤銷水師提督，水師提标後營改為陸路營汛駐防甯波府，稱甯波城守營……同年，陸師提督由紹興複調甯波，分中、左、右、前、後5個标營，駐縣城各地，[5]左營的位置就在原先的君子營。後來建築之間逐漸形成道路，就慢慢出現了中營巷、右營巷、後營巷，但唯獨沒有左營巷，究其因是人們習慣将左營所在叫成君子營[1]。
君子營街局部（1846年《甯郡輿地圖》）
關于君子營的來曆，也有說法是源于唐末明州刺史黃晟（859-909）。在十八年的刺史任上，黃晟不但“築羅城”保一方平安、“建浮橋”便百姓來往、“修廟寺”助大衆積善，還為江東儒學之士“築居于城東隅，謂之‘措大營’，即今之君子營。（《黃氏家乘》）” [3]:904更有說，“面對地方軍閥争戰不斷、匪患頻發的現狀，黃刺史承擔起保境安民的重任，率軍平息周邊匪患。廣招江南文人，專門建‘措大營’人才安置房。設立培養軍事人才的君子營軍事學校，君子巷由此得名。”[6]
早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張賓（？-322）召集大批謀士組成“君子營”，作為智囊團出謀劃策，成就了石勒（274-333）建立“後趙”的典故，使“君子營”“措大營”似乎與文人儒士有了更多的關聯，但從君子街與石闆巷交叉口的東南側所立的境清寺故址标志碑，君子街與碶閘街交叉口東北側所立的嘉飯店故址标志碑，以及《甯郡輿地圖》等早期地圖資料來看，第一種說法是被普遍認可的，即由境清寺到嘉飯店，再到君子營的。
君子營街或者君子街最值得一說的肯定是盧氏一族了。“盧氏始居定海金塘，自稱萬曆年間（1573-1620）鄮峰公遷鄞，累世饒裕，”[3]:910在甯波留下了諸如盧氏抱經樓、盧氏三桂廳、盧氏支祠、盧氏文昌殿等建築，除了盧氏支祠建在離君子街不遠的塔影巷15号，其餘均在君子街。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盧氏抱經藏書樓</h1>
說到盧氏抱經樓，從目前的史料來看最早的應該是盧鎬（1723-1785）的抱經樓。盧鎬，字配京，一字京甫，号月船，郡廪生，是另一盧氏抱經樓樓主盧址（1725-1794）的堂兄盧培之子（舊稱“從侄”），其宅（月船居士居）在靈橋門内報恩祠後，報恩祠乃為祭祀知府蔡貴易（1538-1597）及其子海道副使蔡獻臣（1563-1641），[3]:940-941于萬曆四十五年（1617）由禦史林祖述倡議，官紳合建，坐南朝北，後并祀海道盧若騰（1598-1664）。[7]
乾隆十八年（1753）盧鎬考上舉人，署浦江縣教谕，乾隆三十八年（1773）授平陽縣教谕。“少年時代和同裡楊爾音遊，喜搜讨僻書奇字，‘取書中隐僻事為樂’，不問價格。……其後盧氏南遊金陵，北遊北京，每到一地，總要訪求經史遺著及宋元明未刊文集”[8]。1755年，其師“全謝山殁，鎬赙以二百金，其嗣子以所藏書悉數歸鎬，謝山補修之《宋元學案》稿亦在其中。家建抱經樓，藏書達萬冊以上。僅方志即達六百種之多。”[9]錢維喬（1739-1806）修《乾隆鄞縣志》時，盧鎬雖身患噎症，但仍“天天在局中檢閱諸稿。臨死前，蔣學镛前去探視，盧鎬尤與蔣學镛商酌舊志異同得失之處，”[8]并“補選人物志頗多。其家曾被盜，箱簏俱空，藏書多散佚。”[9]
盧鎬《焦墨山水鏡片》
比盧鎬還小兩歲但同樣酷愛書籍的堂叔盧址，“思自奮于功名，既而屢薦不售，則又有味于昔人‘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之語。于是思聚書以擴其見聞，而以先君子所藏之本與所朂之訓為念，勉勉焉不敢自怠。遇有秘本，或出重價，或輾轉借鈔，數十年來所得約萬餘卷矣。” 在盧鎬前往平陽任教谕快四年之時，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盧址仿天一閣之式，“構樓居藏之，取韓昌黎贈吾家玉川子之句[10]以名之，曰抱經樓。”在這塊撰立于“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的高34厘米、寬88厘米、厚12厘米的刻石上，盧址還認為藏書可以“正人心而杜邪說，為萬世立言之宗。……故每得一書，必細心校閱，惟詞意醇雅粹然一出于正，足以羽翼經傳者，雖單詞隻義，在所必收。倘離奇弔詭誣聖畔道，而複淫佚糜曼有害人心者，悉不敢錄也。”最後他又寄語：“後之子孫，倘有與餘同茲嗜好者，當深明此義與當知所重之訓，庶幾他日為國家有用之材，而無忝爾祖矣。”[11]
根據見過抱經樓的人回憶，抱經樓無論是建築結構還是風格氣質均複制了天一閣，連位置也仿照天一閣。天一閣在範欽故居之東，抱經樓也建于盧址故居之東，就是今天都市仁和中心的東南角（君子街18号），一邊臨着君子街，另一邊面對石闆巷。結構上也是一樣的重檐硬山頂，一樣的上下兩層“天一地六”：樓上也是一統間，以書櫥分隔；樓下六間朝南，明次三間合并為大廳。與天一閣稍有不同的是最西側的樓梯為橫置（天一閣為縱置）。樓上東西兩邊靠牆處，各放單面大櫥兩個；中間是五排共十個大櫥，與天一閣的書櫥一樣，前後可同時打開通風。朝南空隙處放十個小櫥。與天一閣一樣，書樓之前，也有水池和假山；一層大廳頂上還繪有繁複的水波紋，把“天一生水”的理念，運用到了極緻。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抱經樓（網絡）
在書樓的管理制度上，盧氏也向範家學習。比如書樓為盧家子孫共有、共管；平時書樓封閉，不許人進出；每年六月，族人共同确定曬書時間，曬書期間可以閱覽；閱覽之人，一是要與盧家素識，二是必須有盧家人陪同監督等等。
盧址後人在“獨抱遺經”近一個半世紀後，在國家改朝換代、棄舊迎新之際，萌動了藏書已無必要的念頭，于1916年将餘下藏書共計五萬六千餘卷，悉數出售給了上海書商；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抱經樓本身也被賣給了藥行街上的源茂藥行，樓前假山賣給了知名的翰香國小用于建構學校園林；解放後，樓前夷為平地，樓内住家雜居，門廳中阮元（1764-1849）所書“抱經樓”匾額也在文革中被破壞；至1995年，因舊城改造，抱經樓所有構件被拆落，由天一閣博物館儲存。可惜二十五年過去了至今未見易地複建。
樓成之時，錢大昕（1728-1804）曾被邀作《抱經樓藏書記》，文中首次提出“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3]:910-911。後來又為盧址之三兒作《題盧東溟書船圖》：“柳色煙光澹沱春，浦編遙映水鱗鱗。扁舟莫道無多客，不載今人載古人。岑樓方許抱經眠，又泛江虹貫月船。應笑君家玉川子，長須赤腳屋三椽。”但後世卻多有張冠李戴者，将詩中的主人翁說成是盧鎬（如範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修訂版）》第352頁）或盧文弨（如孫文傑發表于《圖書與情報》雜志2012年第6期130-136頁的《清代圖書流通傳播管道論略》）。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三、三桂堂與文昌殿</h1>
盧址的大哥盧垣（字惟豐）長年在溫州任訓導，他的兩個兒子登瀛、登秩（字武臣，号靜夫），登瀛是三桂堂的建造者，而登秩卻是盧氏支祠的被祭祀者，他有一個做丹陽令的兒子——盧雲路（字天衢），後者也是盧氏文昌殿的建造者。
盧氏支祠（網絡）
盧氏三桂堂“在君子營北街，西畔盧明經耐軒先生之别業。明經名登瀛，字有光，号耐軒，溫州訓導惟豐公之長子。……課子最嚴。設經、蒙二館。經館請陳旭峰先生專教長子鳳侶，伴讀者數人。館在宅南，地僅一方，而為樓、為廳、為回廊、為層岩、為碧藻，其植木也，為桂、為梧桐。結構周密，點綴錯落。樓下正室曰‘耐軒’，廳曰‘三桂’。其柱聯一曰‘對酒雲數片，卷簾花萬重’，墨莊張粹圖所書，雲在樓[12]舊物也。一曰‘讀書三徑竹，沽酒一籬花’，又曰‘聽鳥當歌新《子夜》，移雲作岫小飛來’，皆舊家名筆。回廊東入為小亭，顔曰‘半露’。雜植葵花、紅蓼、芙蓉、海棠，種種秋色。廳南修竹千竿，腰以花牆，下植牡丹，掩映增色。牆左辟門通竹徑。繞出三桂廳，廳左循廊北上，通别室，曰‘木侍居’、‘芭蕉聽雨’、‘楊柳迎風’。有紫藤架一座，花時甚盛。凡疏密遠近，布置有方，不染富家習氣。”3:908-909從三桂堂的布局、功能、裝飾、園林不難看出主人重教、興學、愛書的品行。
丹陽令盧天衢也一樣重學、興教。他“宦久，橐甚厚。……不專以遺子孫，好為義舉。贍始祖祀田，以為可潤及族中之貧者。外租家中落，亦捐置祀産。凡三黨之貧者無不周及。而生平之所最不忘者讀書二字。以己學不成而出為俗吏，渴慕子孫力學以待仕。于是不惜資費，建立文昌殿以事神，兼可作講學之所。其殿，中為廳事，合東西序并貳房共九楹。文昌神以名筆圖像，镌于太湖石碑，供奉于中，兩旁不立侍從。門闌牆壁俱用磨磚，間或嵌以名筆碑版，陳設雅整。庭中植丹桂兩株，紫薇一柱。殿宇莊嚴，甲于一郡。”[3]:903
可見曆史上的君子街，曾經是外禦倭寇内飄書香的文武雙全之地啊！
<h1 class="pgc-h-arrow-right">參考文獻：</h1>
[1] 甯波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冤）甯波市中心城區背街小巷綜合整治工作上司小組辦公室編. 老街巷 新變化[M]. 甯波，甯波出版社，2016.2：22-23.
[2] 羅濬. 宋元方志叢刊本：5 寶慶四明志[M]. 北京：中華書局，1990：5133.
[3] 徐兆昺. 四明談助[M]. 甯波：甯波出版社，2003年7月.
[4] 袁桷. 宋元方志叢刊本：6 延祐四明志[M]. 北京：中華書局，1990：6369.
[5]盧善聽主編. 甯波市鄞州區軍事志[M]. 甯波森得利文教印刷有限公司，2008.10：104-105.
[6] 陳鴻著. 百味一品[M].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10：192.
[7] （清）陳夢雷篆輯. （欽定）古今圖書內建·職方典 8函 第137冊 卷972-986[M]. 上海：中華書局, 1934年.
[8] 丁煜. 從《月船居士詩稿》看盧鎬生平足迹[J]. 名作欣賞, 2018(17期：126-127.
[9] 範鳳書. 中國私家藏書史 修訂版[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3.01：351-352.
[10]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盧仝（795-835），唐代詩人，“初唐四傑”之一盧照鄰的嫡系子孫。祖籍範陽（今河北省涿州市），生于河南濟源市武山鎮（今思禮村），早年隐少室山，自号玉川子。兩人多有詩歌唱和，其中韓愈《贈盧仝詩》中有“《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一句。
[11] 章國慶編著. 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14.
[12] 清初鄞縣人陳自舜（1643-1711）的室号。自舜字小同，一字同亮，别号堯山，曾從黃宗羲學，喜藏書，其儲藏量僅次于天一閣。抄本有明豐坊《古書世學》6卷。
文：Doolly
編輯：貝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