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迪罗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经长征抵达陕甘地区后，方面军总部决定成立一个教导团，由全军每个连抽出一名尖子到教导团里受训，红4军12师34团2连班长杜泽洲也得到了这个机会。
杜泽洲，1915年2月出生于四川达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占领达县后，他投身革命，担任区苏维埃成员、地方赤卫军侦察队长。在反六路围攻大战中，达县又被川军占领，杜泽洲随红军主力北撤，被编入红4军11师政治部担任宣传队员，长征途中又担任警卫团通信营1连的班长，著名的革命烈士张思德就在杜泽洲的班里当战士。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杜泽洲又回到红4军担任班长。在红4军攻打渭源县城的战斗中，杜泽洲志愿报名加入攻城敢死队，后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第一个登上渭源城楼，并甩出两个手榴弹把赶来增援的敌人全部炸下城楼。战后杜泽洲记一等功，这也是他能被选入教导团学习的重要原因。
按照规定，入教导团学习的学员都要接受时任红军总部四局局长杜义德的个别谈话，杜泽洲也不例外。他向这位比自己大三岁的首长，介绍了自己参加红四方面军以来的各种经历。杜义德听完后，对杜泽洲勉励道：“你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次调你来学习，一定要认真学习，好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来指导未来的工作。”
【晚年杜泽洲（前排坐者）】
1936年10月下旬，由于形势突变，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9、30军共2.3万余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西挺进。此时杜泽洲被分在教导团1营1连3班当学员，由于教导团一直都跟着西路军总部在一起，所以一路上都没有参加大的战斗，除了边行军边学习外，有时也会参与对途经各地民众的宣传工作。
1936年12月20日，杜义德找来教导团、妇女团和特务团的有关干部开会，说8天前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氏给抓起来，估计过不了多久，形势即将大变，西路军也将很快摆脱当前的困境。杜泽洲听了非常高兴，心想和蒋氏打了这么多年仗，这回总算把这家伙逮住了，看来革命也即将胜利，自己说不定也能回四川老家。
然而40天过去了，不但没再出现任何新的好消息，反而传来一个大坏消息：红5军的五个团共3000余人，已经在高台、临泽两次血战中大部分牺牲，连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等都被敌人杀害。没过多久，红9军也吃了大败仗，其余部队在红30军的掩护下，撤回方面军总部所驻扎的倪家窑子。
【倪家窑子旧址（摄于八十年代）】
青海军阀马家军很快追来，包围了倪家窑子。为了求生存，总部机关的指战员都投入了战斗，作为基层之精华的教导团自然也不例外。杜泽洲与战友们一连抵抗了敌人三天三夜，把所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完了，最后硬是靠着刺刀和大刀片，才把敌人压了回去。第4天凌晨，机关和红9、30军余部终于撤出倪家窑子开始东返。
马家军
撤退路上，红军各原有单位的建制都被打乱，教导团和四局的建制也同样被撤销，杜泽洲被编入临时的游击支队，杜义德则调任新组建的骑兵师师长。很快，马家军追兵也尾随而至，经过几次激战，红军指战员大部分都被打散。
经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换上便衣离开部队，杜义德也一样离队突围，这是他在西征失败前与杜泽洲的最后一次见面。
杜泽洲的游击支队则继续在祁连山中游击，负责牵制敌人，最后大部分指战员都英勇牺牲和被俘，杜泽洲也同样落入马家军手中。残忍嗜杀的马家军，之前曾多次杀害红军战俘，但这会儿因为大局已定，所以杜泽洲和其他同时被俘的战友大多保住了性命，他们被集体押送到兰州，并以“新兵营”的名义接受马家军的强制训练。
【在“新兵营”的西征红军指战员】
由于上级多次派人让马家军放人，为了甩掉这个烫手的山芋，1937年7月初，马家军宣布将把包括新兵营在内的大部分红军战俘，押往西安火车站，准备用火车运往洛阳，交给蒋军处理。西安地下组织得到消息，连夜在前往火车站的道路两旁，埋伏不少便衣侦察员，在他们的暗示和掩护下，包括杜泽洲在内的不少人终于成功脱险，回到了自己队伍中。
7月14日，这批在转移途中被解救的红军指战员，都被集中到甘肃云阳，由先行抵达延安的原方面军副总指挥、时任红4军军长王树声召开欢迎审查会。王树声在会上讲道：“同志们，欢迎你们重新回到红军的队伍里！今天开的这个会很重要，是为了了解你们被俘前后的经历，防止蒋军特务混入我们的队伍，只要有人能证明你的经历，你就算通过了。”
杜泽洲看到杜义德也坐在主席台上，却一言不发，他再环顾左右，发现身边坐着的战友没有一个是站着的。于是他站了起来说：“我只认识杜局长，其他人都不认识。”王树声扭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杜义德，杜义德说道：“原来是小杜啊，这个人我是知道的，表现非常好，他在攻打渭源的战斗中率敢死队第一个登上城墙，是立了一等功的。”
【杜义德中将】
王树声听了点点头，又问：“那被俘后的经历呢？”这时下面坐着的一个同样是西路军战俘的周姓红军司号员发言：“他被俘后，一直都和我们关在一起。我可以证明，我们一开始被关在西宁的时候，吃了很多苦。马匪把我们押到采石场砸石头，这个同志因为屁股受伤只能跪着干活，意志非常坚定。”就这样，杜泽洲成功通过了审查。
自云阳一别后，杜泽洲就再也没和杜义德见过面，直到1964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杜泽洲才在海军大院见到了时任海军副政委的杜义德。此时的杜泽洲，已是首都警卫师的副政委。杜义德拉着杜泽洲的手，打趣道：“你怎么现在还只是师副政委啊？”杜泽洲道：“没办法啊，毕竟我们师还有八个老红军干部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仿佛又回到当年红军时期艰苦卓绝却又意气风发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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