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刀与笔（作者原创授权）
刘晔作为辅佐曹魏三代的谋臣，对于势、事、人的精确把握难有人可与之匹敌，诸如：对曹操如若不乘攻占汉中之际进取巴蜀则之后不易取蜀的分析，对关羽败亡后刘备必定出兵伐吴的预测，对孙吴集团、孟达、公孙渊将降而复叛的判断，这些都显示出刘晔与众不同的预言家风范。但是，刘晔这位预言家纵然能预料天下形势的变化，却似乎左右不了自身的宦海沉浮。史载，刘晔晚年被曹魏的统治者疏远，曾一度“发狂”，最终“以忧死”。那么，刘晔究竟是因何缘故才致使其晚景凄凉的？
刘晔被疏远的直接原因源于一次对曹魏是否伐蜀的应答。据《三国志 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1]记载，魏明帝曹叡欲伐蜀，诸多臣僚持反对意见，而刘晔与曹叡私下议论时则表示赞同，但对外则与其他臣僚一并持反对意见。由于刘晔善于言谈，所以无论反对还是赞同都能言之有据，故人前显露不出破绽。后曹叡在与另一位亲信大臣杨暨的对话中发现刘晔内外言论不一致，于是就诏刘晔问话。刘晔向曹叡指出伐蜀是军机要务，不宜向外人轻易透露，而是越秘密越好，公开谈论则容易让敌国获取情报。同时，刘晔还在事后责备杨暨说话太过直接，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够妥当。刘晔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自然遭到他人的诟病，有人借机向曹叡告状，称刘晔两面三刀，有借机逢迎上意的嫌疑，并向曹叡建议今后但凡询问刘晔的意见时都以相反的意思进行询问，如果刘晔每次都表示赞同，就证实他确实是在揣摩和逢迎上意。曹叡照此对刘晔进行试探，而刘晔亦果真每每对曹叡相反的意思表示赞同。曹叡便因此开始疏远刘晔。
刘晔逢迎上意亦不止上述一例，另据《三国志 鲍勋传》[2]记载，一次曹丕不听臣下谏阻执意外出游猎，在休息过程中询问刘晔游猎和听音乐相比如何？刘晔没有秉正直言而是顺着曹丕的意思回答游猎的乐趣胜过听音乐，由是激怒了直臣鲍勋，鲍勋当场就指出刘晔谄媚奉承，并请求治刘晔之罪。可以看出，刘晔虽然颇有才智，但曲意逢迎曹魏统治者的做法不免让人感到有失气节。除了逢迎上意，刘晔还有矜骄的一面，据《三国志陈矫传》裴松之注引《世语》[3]记载，刘晔曾自恃受到宠信，诋毁同僚陈矫专权。
《三国志 刘晔传》在评价刘晔少子刘陶时，表述为“亦高才而薄行”，一个“亦”字也隐含了对刘晔其人的评价。机变逢迎上意、矜骄诋毁同僚这些事例也都确实反映了刘晔的“薄行”。虽然刘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但似乎在处理与上级、同僚间的关系时并不高明，以至于频频取巧，却又弄巧成拙。傅玄曾评价刘晔没能坚守道德和仁义的立场，以忠信为本，而是过分信任自己的才能，不够敦厚、诚实，以致内失君王信赖，外失朋友情谊，终于自己造成自己的危局，并感慨“巧诈不如拙诚”[4]。刘晔曾因为自己是汉室后裔，由是战战兢兢，不主动结交朋友，但实际上刘晔之失，在笔者看来，根源并非其身份特殊，而是因为其言行失宜。《三国志》将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与荀攸进行了对比，称前者“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除此之外，荀攸本人亦“密有智防”，即富有智谋而又能保护自身，而就刘晔而言虽然智略不逊荀攸，但却不能以其智略保护自己，在“智防”方面远逊于荀攸。
不同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刘晔的形象反倒总体良好。不仅在官渡之战时增加了献计霹雳车以应付袁军箭阵等戏份，还在最后劝说曹叡切勿随意向他人透露伐蜀军机时获得了曹叡“愈加敬重”的对待。此后，刘晔以军师身份随曹真伐蜀后再未出现，而并未如历史上被疏远最终“以忧死”的情节，可以说刘晔是以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在小说中谢幕。这也许是小说作者同情刘晔这位汉室后裔历史上的际遇，或有感刘晔的意见屡次不为曹魏采纳而感到惋惜，因而不仅不声讨其助曹为虐的行为，反倒为其设计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小说形象。
[1]《三国志 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或恶晔于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
[2]《三国志 鲍勋传》：“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闇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昔鲁隐观渔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原也。；’因奏：‘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昔梁丘据取媚于遄台，晔之谓也。请有司议罪以清皇庙。’”
[3]《三国志 陈矫传》裴松之注引《世语》：“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见矫，矫又问二子，骞曰：‘陛下意解，故见大人也。’既入，尽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
[4]《三国志 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