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博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陆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不仅在人员配备上是当时的上上之选，还率先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装备欧洲较为先进的武器。在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是较早投入实战的部队，在战场上可与同等规模的日军硬碰硬。
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学员
1935年7月，桂永清完善总队部编制，由王公亮任上校总队附（后易周振强，1936年4月16日该职改称副总队长）、张坤生任上校参谋长（后易符昭骞、陈维沂、邱清泉）、温祖铨任参谋处上校主任（后易彭克定、万成渠）、刘达潜任副官处上校主任（后易金声）、蒋鸿钧任军械处上校主任、王汉英任经理处上校主任、王兆奎任军医处上校主任、彭克定任军官教育队上校队长（后易符昭骞、谢承瑞）、李昌龄任军士营上校营长（后易田鹗云、马威龙）、李良荣任特务大队上校大队长、李昌龄任命步兵第1团上校团长、胡启儒任步兵第2团上校团长。8月19日，保荐张坤生为步兵第3团上校团长（后易马威龙），并在一个月后以裁撤番号的第78师步兵第468团非粤籍士兵作为基础编入该团。
1936年3月，移驻孝陵卫的教导总队在经过军政部特派代表的点验后，在仅缺编一个卫队器材的情况宣布完成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整师（速成德式师）”编练任务。总队的成功，使“调整师”得到迅速扩大，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30个师完成调整任务。不过由于武器装备的不足，后续“调整师”并未真正完成调整，这就使教导总队成为一支真正地、也是唯一完成任务的部队了。
完成调整后的教导总队在编制细节上又有所调整。其中步兵团除辖三个步兵营外，四个直属连中，第13连装备六门苏罗通高射炮、第14连装备四门37毫米战防炮、第15连装备四门75毫米榴弹炮和四门75毫米山炮、第16连编又一个总机排、三个有线电话排。如此编制，在当时全国各步兵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步兵营所属各连中，步兵连有轻机枪9挺、步枪101支、手枪32支、枪榴弹发射器18支、火焰喷射器2套、60毫米迫击炮两门；重机枪连有重机枪8挺、步枪60支、手枪60支；营属迫击炮排有82毫米迫击炮两门。
教导总队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以及武器装备的不断先进化，但其任务是驻防南京，只承担国庆阅兵、国防演习、首都学生军训等任务，始终没有被列入战斗序列，因此所谓的“精锐野战部队”称呼也就是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中央军校学员在演习中占领一座小山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使教导总队终于等到了实战机会。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在西安，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以武力解决事变，并调遣部队进攻西安。在此情况下，教导总队所属步兵第1、第2两个团被何应钦钦点编入“讨逆军”战斗序列，并于12月13日夜紧急集合，作为“讨逆军”先头部队由火车迅速入陕。
为了不使东北军获知己方情况，桂永清在下令行动前命令以代号隐匿番号，如总队部代号为“大”，步兵第1团代号为“大风”、步兵第2团代号为“大起”，后续出发的辎重营代号为“大故”。桂永清起的这三个代号出自于刘邦《大风歌》中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却没曾想辎重营的代号被人所诟病，时任经理处书记官的周庆彝就私下吐槽道：“以前的女人，被婆婆退回娘家，叫作‘大归’，死了人叫作‘大故’，很不吉利。”不过话虽这么说，教导总队的实际表现却并非如此。
12月15日凌晨，步兵第2团抵达潼关，随即下车步行继续向渭南推进，至赤水车站遭到东北军第105师的阻挡。当时由于河水泛滥，东北军即以此据险防守。双方相持到20日深夜10时许，步兵第2团奉命以所属第1营为主，在临时配属的坦克掩护下对东北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次战斗打了近3个小时，步2团第1营仅以阵亡19人的代价（其中2人为坦克误伤）成功攻占车站。此后蒋介石获释，教导总队便就地解除作战任务，返回南京孝陵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