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骂声中死去，军阀混战，五四觉醒，茫茫神州，路在何方？

峥嵘岁月之狂澜待挽

1993年3月21日晚10时45分,上海老火车站,三声枪响。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倒在血治之中,次日凌晨终告不治,年仅31岁。

宋教仁被刺杀在进京准备组阁的途中,举国哗然。孙中山、黄兴得到宋教仁死讯,始惊复怒,紧急筹划对策。但在采取法律手段还是诉诸武力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此时,袁世凯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不经国会批准擅自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为军费,又以大将段祺瑞代替赵秉钧组成战争内阁,之后公开发电嘲讽孙中山和黄兴无能。国民党人发现已无路可走,南方几省通电讨袁,开始二次革命。可惜仓促之下,又无能战之将,不到两月,纷纷败北。开国元勋们又成了“通缉犯”,孙中山项上人头价值20万。

1913年10月6日,北京众议院会场,正式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天的气氛实在诡异,场外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另有3000余人围着会场高喊支持袁世凯。场内,选举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拥护袁世凯的好吃好喝,而试图制约袁世凯的国民党议员们只好饿肚子。

袁世凯躲在办公室里等待结果,两轮投票都没使他达到法定票数。最后,在外有武力挟持、内有饥饿压制之下,袁世凯总算从议员们手中拿到了他所要的票数。一旦就任,他便把议会抛在一边。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令,限令3天内解散国民党的一切机关,国民党籍议员一律驱逐出会。两天里赶走议员之多竟令国会不足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

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正式议会被袁世凯正式解散。后来,《临时约法》也被废除,袁世凯宣布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还可以推荐继承人,这与皇帝还有多大区别?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民国总统袁世凯,亲将一份秘密文件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大惊,一时难以答复”。这份秘密文件就是“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条件之苛刻、野心之巨大,即使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袁世凯也不敢轻易答应。为引起世界注意,中国政府故意将部分内容外泄。然而,欧美列强并不像民国政府想得那么厚道。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一句特殊关系意味着默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为了向袁世凯政府施压,日本在山东增兵3万,以战争手段恐吓中国。5月25日,袁世凯政府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日本为之举国狂欢,一些日本人涌上北京街头,大喊:“大日本帝国万岁!”

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人人皆知这是日本图谋中国的关键一步。上海数万人集会抗议,北京各校学生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有的青年学生因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

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将反对“二十一条”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一位学生读完后,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就是毛泽东。

在天津,年仅17岁的周恩来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袁世凯在国务会议上高声疾呼勿忘国耻,但也没有忘记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野心。若干天后,人们才发现,他所谓“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竟不过是一出奠基于封建迷梦之上的荒唐表演。

1915年的北京,堪称群魔乱舞。先是几位中外学者的3篇鸿文《君宪救国论》、《共和与君主)、《共和宪法持久策》，搅得人心惶惶难安。紧随其后,筹安会、各式请愿团粉墨登场,主张恢复帝制,劝袁大总晋位皇帝。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梁启超曾给袁书长信一封,劝袁切勿称帝,破坏共和国体;还曾拉袁之部下冯国璋一同覲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但各方努力均无效果,袁仍执意称帝。忍无可忍的梁启超在8月21日一夜之间写出万余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驳。这篇文章发表后,举国震动。

12月19日,一位将军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辗转各地,终于抵达昆明。他就是梁启超的学生蔡锷。行前,师徒二人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其气节之昭昭，令人感动。

1916年1月1日,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在昆明成立。随后蔡锷率领3000人部队北上,以不足两月的给养与袁世凯派出的十数万部队鏖战数月。蔡愕义旗一展,各地纷纷响应,反对帝制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

1916年3月,走到众叛亲离之绝境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他只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又做回大总统。可是,人们哪里能容得他如此视国家命运如儿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骂声之下,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

保护共和政体的事业成功了,而作为领导者的蔡锷身患重病，于1916年的冬天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英雄壮年逝,使人扼腕哭。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宋教仁的死,成就了袁世凯的窃国之行;蔡锷的死,衬得中国的政局更加昏暗。

此时的中国是野心家的天堂,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共和成了一块招牌。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幕幕丑剧接二连三上演。名义上有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军阀割据,到了后来,从占据半个县到独霸一省或几省,阴谋与政变、战争与混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最常见的场景。

1916年,天津南开学校的一位学生作诗道:“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他是周恩来。这首诗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担忧。

悲愤的孙中山一次次在南方发动革命,以推翻北洋军阀。辛亥革命的功臣蔡济民写下诗句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茫茫神州,路在何方?种种救国学说在中国大地应运而生,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甚至军国主义救国等纷纷出现。在1915年,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上海一份刊物的诞生。

1915年9月15日,“二十一条”引起的怒潮未消,《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黄浦江边。在那个昏乱的时代,尤其是帝制对共和的反扑使陈独秀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中国搞单纯的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一场文化启蒙的运动终于在中国展开。

1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有趣的是,《新青年》在新青年中广受欢迎,却得益于一位老翰林。

1917年1月4日,在一场大风雪中,北京大学迎来了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刚进北大,蔡元培就宣布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厉行改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聘请没有高等学历的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将《新青年》主要撰稿人、26岁的胡适也聘为北大教授，鲁迅等人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由此开始,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纷纷进入北大,北大拥有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辜鸿铭、刘师培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竖起了两杆大旗——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此后10余年间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也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遗产。正是在对民主与科学的不懈追寻中,中国人开始寻找到走出困境的方略。

1917年的世界时局,起初令中国人颇为高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派出20万华工参战的中国成了战胜国。1919年1月,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了7项要求,希望撒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后来在民众压力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陈述书。然而,在那个时代,公理并没有向中国人民招手,胜利与弱国无关。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时拒绝取消“二十一条”。中国人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怒火被点燃了。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金水桥前汇集着来自北京各高校的青年学生,金水桥对面飘扬着血书“还我青岛”。随后,学生开始游行示威，2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出现在北京街头,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天就有32名学生被捕,此举激起人们更大的不满。各地群众纷纷响应,从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种社会力量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在亿万顺民中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愤怒,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此时,万里之外的法国巴黎也不平静。在法国巴黎,面对北洋政府同意签字的命令,中国代表团也在激烈地辩论。6月28日,在《巴黎和约》的签字现场,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空无一人。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一片黑暗。“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人们感到紧迫,也使人们感到迷茫。

就在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的几天后,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将废除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欧洲,尤其是苏俄的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在文末感谢顾亚奇先生的著作。

文章篇幅仅三千余字，但历史的长河下多少英雄儿女为探索中国的出路而流血牺牲，还看今朝，多少英雄已光荣。

中国人民在动荡中求生存，在危难中苟生。浪遏飞舟，这条船将驶向何方？民族危难之际，先进知识分子们中流击水，站在历史洪流之中，找寻中国该去往何处的航路。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全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压迫，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不参加签字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难、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结束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睡狮醒来的第一声吼，多么酣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