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刘畴西与一同被捕的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可45年后，却横生风波。
1980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回忆文章，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和组织结论的情况下，把被敌人杀害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负责人刘畴西称为“叛徒”，这让亲身经历了刘畴西怀玉山区兵败被俘事件的粟裕非常生气。
事情还要从红十军团说起。
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
新成立的红十军团的任务是：新编的十九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留在闽浙赣老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苏区。
不过这一作战任务还没有得到贯彻落实，蒋介石的部队和省保安团二十多万人就开始了对红十军团的围剿，此时，中央军委正被博古、李德领导，左倾思想严重。面对红十军团遭遇的局面，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团合为一处，进行大兵团运动。
这在当时担任军团参谋长的粟裕看来显然是不符合实际，因为红十军团的将士大都是打游击出身，并不擅长这种作战方式。但是，当时粟裕人微言轻，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情况，这就为后面的谭家桥战斗和怀玉山战斗失利埋下了伏笔，粟裕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依旧非常沉重。朱德也在1973年，评论合编红十军团的教训时说，不编不垮，一编就游击战打不了，正规战也打不成了，经验害死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
12月24日上午10时，谭家桥战斗打响，这一战红7军团损兵折将，不仅官兵伤亡300多人，而且红19师师长寻淮洲在冲锋中身先士卒，结果负重伤，后在向泾县转移途中牺牲，谭家桥之战的失利，使红十军团的境遇更加恶化。
此后，经过半个月的跋涉，1935年1月9日，红十军团转移到了浙江西部遂安县的茶山村，此时，急需要一场会议决定后面红十军团该何去何从。
这次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分兵打游击，一种是暂不分兵，回到赣东北，休整后分兵。粟裕是力主分兵的，毕竟在粟裕看来，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和“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和保安团比起来兵力悬殊，合起来打运动战，必然“树大招风”，况且这棵树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树。
但是，粟裕并不是第十军团委员会成员，并没有决策权，提出的分兵建议甚至让个别主张撤到赣东北休整的领导厌烦，所以，茶山会议最终的决策是：全军南下，撤回赣东北苏区。这一决策对第十军团后来遭遇毁灭性打击埋下了伏笔。
红十军团此时约3000人向着赣东北进发，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粟裕指挥部队经安徽的茂林、泾县、宁国向广德、宣城挺进，这让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慌了手脚，怕红十军团向芜湖、南京方向进军，粟裕立马来个回马枪，从浙江遂安经开化、婺源、德兴苏区南下赣东北。
队伍被分成了两部分，粟裕率领先头部队800余人，不过所谓的先头部队，都是后勤人员、军团机关人员、伤员和没有弹药的重机枪连等组成，战斗力低，方志敏随谭家桥负伤的刘英、乐少华等行动，但军事指挥由粟裕负责；另外的主力2000余人则由刘畴西率领。
粟裕深知此时部队面临的风险，稍有不慎，将会被国民党部队合围吃掉，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国民党的部队形成合围之前，急行军跳出包围圈。
粟裕把先头部队分成三个作战连队，1月10日从茶山村出发，1月12日便到了开化县的杨林，尽管路上也遇到了国民党拦击，但都被粟裕化解。很多人觉得杨林安全了，可以先休息，但是粟裕觉得还没有通过封锁线，坚决不同意休息。在粟裕的坚持下，先头部队连续行军，踏着冰碴和雪迹，一鼓作气通过了没有来得及合拢的浙赣边境封锁线，到达了闽浙赣苏区附近的港头，大家可以休息了，但粟裕面临的问题是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来。
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此时因为另外一种决策，即将遭遇毁灭性打击。
在粟裕从杨林出发后，刘畴西便率领部队到了杨林，刘畴西认为山的那边就是苏区，加之部队连夜机动，已经非常疲惫，就在杨林宿营休整，这一天多的休整，最终酿成大错，刘畴西带领的部队被包围了，尽管咫尺之遥就是苏区，但是这个在大苏区外围的小苏区根本无法支撑粉碎国民党的围剿。
双方在徐家村进行了激战，战斗进行到了1月14日下午，直到1月15日十军团主力部队大部分才进入开化、德兴、婺源苏区。
蒋介石觉察到了红十军团的意图，当即调集大量兵力对这个直径约15公里，外围约50公里的苏区进行围剿。
1月16日，方志敏和粟裕决定部队继续进发，此时却收到刘畴西派人通知，说部队离这里只有五里路，但人员极其疲劳，今晚不能走。
这让方志敏和粟裕非常着急，此时休整非常危险，方志敏让粟裕以其名义给刘畴西和接任牺牲的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的王如痴写信，让通信兵带回去，限令今晚务必通过封锁线，不得延误。
信送走了，粟裕还是不踏实，粟裕觉得一封信不一定能够改变刘畴西的决策，所以粟裕建议自己回到主力部队协助刘畴西连夜突出包围圈，不过方志敏觉得粟裕的资历和职务很难改变刘畴西的决定，于是决定自己前往，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说服刘畴西改变错误决定，率部突围。
方志敏这一去，和粟裕就成了永别。
战局的发展正如粟裕预计的那样，刘畴西坚持就地休息，延误了突围的最佳时机，后来通过封锁线时不果断，多次变更突围方向，经过几个回合的折腾，还是没有突围，最终失去了几天的时间。
主力部队凶多吉少，粟裕深感忧虑，粟裕几次派干部组成便衣前去接应，始终没有和主力部队联系上。
红十军团的主力在国民党部队的合围、分割、搜剿中变得步履维艰，这支部队，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跑回闽浙赣苏区，另外一小部分突围到皖南坚持斗争，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在搜剿中牺牲。
粟裕最终等来了方志敏和刘畴西被捕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此时对突围出的先头部队无疑是晴天霹雳，粟裕和刘英、乐少华商量后决定不公布这个噩耗，继续率领部队去寻找闽浙赣省委、省军区。
粟裕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保存了红十军团800多人的骨干力量。不过也正是因为在谭家桥战斗和怀玉山区被围的过程中，刘畴西因为犹豫不决、指挥不当导致了大的革命损失，所以才有了被污蔑为“叛徒”的风波。
风波发生后，粟裕是非常生气的，尽管刘畴西犯有错误，但是刘畴西的革命是坚决的。
刘畴西，作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第一次东征时光荣负伤，失去左臂；1929年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到苏区，任红一军团第三军第八师师长；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被誉为“独臂将军”，不能仅仅因为红十军团的失利对其妄下结论。
粟裕认为，战争指挥的错误和“叛徒”有着天壤之别，混淆不得。恰值此时，刘畴西家属写信给粟裕反馈生活困难，粟裕便在1980年12月28日给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写信，郑重指出：
这个问题，涉及已被杀害的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声誉，还影响到他们的后代。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同志是否有过叛变这个大问题上，应该十分慎重，特别鉴于十年浩劫中的遭遇，尤其要慎之又慎。在没有确凿的、充分的证据并经相应的组织作出结论之前，在个人回忆录中不应该轻易地下断语，更不能公开发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刘畴西同志，如果组织上没有掌握证据确凿的材料，仍应以烈士对待。
随之寄出的还有刘畴西亲属给粟裕的信。很快，粟裕的信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并在宣传部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支持粟裕的观点。
粟裕这种客观、严谨的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