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迪•艾伦中年时代拍摄的大量“城市反浪漫主义喜剧”中，与其说他是在批判，不如说那是美国21世纪反智主义的先声。他的作风是把一些喜爱表现的知识分子从众人的瞩目中拉下讲台，或者挖苦那些陷入精神困境的中产阶级代表。
他认为这些角色的挣扎是微不足道的，庸常而没有触及本质。他觉得，在“人人终有一死”的大前提下，怎么生活得更有意义才是每个人都该考虑的问题。
伍迪·艾伦（Allen Stewart Konigsberg），1935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美国导演、编剧、演员，美国艺术文学院荣誉成员，挑剔的法国人称他为“美国电影界惟一的知识分子”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名导演与“坏典型”</h1>
谈论伍迪•艾伦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首先，他作为一位著名导演，在将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拍摄了五十多部电影——创作生涯之久，涉及内容之丰富，都使他的风格不太容易定义。
其次，作为一位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得主，作为一个常年以知识分子形象行走于银幕上的电影人，他的后半生又深陷于“猥亵养女”的丑闻之中。对于这一件事，谈论起来尤其困难，因为许多人根本不会花精力去了解这个“污点”到底是不是真事，正如一位知名人士向媒体公开表示的那样：不管事实如何，我站女人这边。
这看上去就像发生在伍迪•艾伦电影里的荒诞情节，比如在为人熟知的《午夜巴黎》这部影片里，一位不知名的大学教授看到什么文艺作品都要张口评论一番，尽管漏洞百出，但表达观点才是重要的——关键是有人喜欢听，而且不管他是对是错。
伍迪•艾伦可以在影片中让这类人物当众出丑，但是回到自己的问题上，他却基本失去了解释权。大概是因为正直的美国中产阶级都渴望拥有一个这样的坏典型——重要的不是他做没做过坏事，而是大众有权利认为他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不然报纸上写些什么呢？人们看到的是：伍迪•艾伦和一个比自己小35岁的韩国裔女孩结了婚，这个女孩还是他和前女友的共同养女（伍迪认为她是女友米亚•法罗与前夫领养的孩子），这一切，不都证明了他在品行上不咋地吗？
所以，关于“美国梦”，人们既需要正面的学习案例，也需要反面的攻击对象，伍迪•艾伦最好乖乖接受，不然，他就是在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掩盖事实，就像克林顿夫妇所做的那样。
伍迪•艾伦显然受不了这种栽赃，尽管他一辈子都在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导演并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但在一生即将走到终点时，他还是出了一本自传，于2021年3月底在美国上市发行（尚无中译本）。
写这本书时，这位在米亚•法罗的心目中“端正的品行为他树立的良好形象被他的丑行给毁了”的导演，一定是想起了同他交谈5天后即猝然长逝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他虽然一辈子都没能拍出足以比肩偶像的影片，但他在电影与人生中的漫长探索，也有着其完整的价值，这一切，都让他不允许自己背着一个巨大的“污点”被盖棺定论。
伍迪·艾伦的偶像：伯格曼
费里尼
黑泽明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57">拍电影就像昆德拉在写作</h1>
伍迪•艾伦一生中拍了五十多部电影，从2019年的《纽约的一个雨天》往前推，有太多的好片子值得人们回忆，比如2010年代的《蓝色茉莉》《爱在罗马》《午夜巴黎》，2000年代的《午夜巴塞罗那》《赛末点》，1990年代的《解构爱情狂》《贤伉俪》《艾丽丝》，1980年代的《汉娜姐妹》《开罗紫玫瑰》《西力传》，1970年代奠定他风格的《曼哈顿》《我心深处》，以及他最为人称道的《安妮•霍尔》。甚至连他觉得只不过是典型商业片的早期作品《呆头鹅》和《傻瓜入狱记》，其中的喜剧元素也经常被人提及。
作为一名多产的导演，伍迪•艾伦最为明显的特质就是他身上的知识分子腔调，尤其是在他自己作为主演的那些影片中，他以一副固定的神经兮兮且话痨的形象，把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挖苦发挥到了极致。
伍迪•艾伦也认为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吗？起码年轻时他不这么想，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过，直到高中快要毕业，他才拾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读——他认为自己的文学积累是远远不够的。
而人们坚定地认为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导演，这又是为什么呢？伍迪开玩笑说，他只是把一堆看上去复杂的词汇生搬硬套进电影，比如在《安妮•霍尔》的开头，当他开始引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观众们就不可避免地认为他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了。这是他惯用的自嘲套路，除了表示自谦，他可能还在提醒观众的知识水平不够，当然，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其实是他在讽刺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那类人。
在他知名度最高的两部影片《安妮•霍尔》和《曼哈顿》中，伍迪先是把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请到自己的故事里，让麦克卢汉亲自出境否定一个夸夸其谈其学说的大学教授。在后一部影片中，伍迪饰演的脱口秀脚本写手由于和新潮人士的观点不同，愤愤地对玛瑞儿•海明威（作家海明威的孙女）饰演的年轻女友说道：我生气是因为我讨厌扮成知识分子的垃圾！
这就是伍迪•艾伦的一贯作风，他对谁都要揶揄上几句，尤其讨厌专家和学者，讽刺起知名艺术家也毫不留情。而且从《安妮•霍尔》开始，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冲到镜头前直接跟观众对话，向他们“灌输”一堆自己的感受或见解。就像写小说的米兰•昆德拉总是突然从娓娓道来的故事中蹦出来并开始议论，把读者吓一跳——就像给儿童看的节目中突然插播广告，这种“不敬业”的手法，常常令专心致志的观众们大为光火。
《安妮·霍尔》
伍迪一直都坚持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脾性，而且由于他常作为自己影片的主演出现，主角相当的固定人设，也让绝大多数观众都认为他是在本色出演，认为角色的台词，正是伍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向大众所作的摊牌。
当伍迪拍出了知识分子的马脚和丑态，当他拿着中产阶级家庭插科打诨时，观众们当然乐意追逐他，可当他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庸常生活，这一切就变了。因为影迷们需要的是一个“来呀，伍迪，像你过去做的那样，让我们笑倒在地吧”（《伍迪的后半生》）的伍迪，而不是一个趾高气昂和故作深沉的上流人物。
正因如此，当伍迪继《安妮•霍尔》后推出他的第一部严肃电影《我心深处》，迎接他的不但不是惺惺相惜的拥抱，而是评论界和普通观众们的一致批评。而他在《曼哈顿》之后重新尝试的另一部潜心之作《星辰往事》，也遭遇了近乎滑铁卢式的失败。
《曼哈顿》
伍迪曾解释，其实他的很多影片都是拍给大学生看的。但他的“知性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国内引起太大的回声，他从一个广受拥戴的喜剧片导演，慢慢蜕变成了一个小众的文艺片导演，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忠实观众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大陆沉淀下来的。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伍迪就是一个欧洲派的导演，旧大陆上的大师们比他的知识分子倾向更浓，也更具作者化色彩。因此，他们也不会像伍迪一样乐此不疲地介入到对中产阶级道德趣味的讨论中来，那还不如写书，正如齐泽克所做的那般——尽管这个新潮哲学家总是很感兴趣地评价新上映的话题片，但如果让他亲自下场去执导一部爱情电影，对他的思想来说就可能是一场灾难。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58">大导演的阶层困惑</h1>
严格来说，伍迪•艾伦并不算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在他中年时代拍摄的大量“城市反浪漫主义喜剧”中，与其说他是在批判，不如说那是美国21世纪反智主义的先声。伍迪的作风是把一些喜爱表现的知识分子从众人的瞩目中拉下讲台，或者挖苦那些陷入精神困境的中产阶级代表。他认为这些角色的挣扎是微不足道的，庸常而没有触及本质。他觉得，在“人人终有一死”的大前提下，怎么生活得更有意义才是每个人都该考虑的问题。
存在主义思潮影响了作为剧作家和导演的伍迪•艾伦，但他也只是深陷于一种童年时代或青春期的困惑之中，并没有在思想的沼泽中走得更远。
《伍迪•艾伦：电影人生》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席克尔（《时代》杂志资深影评人）曾对伍迪和卓别林做过一番比较：“卓别林晚期的作品涉及广阔的、极其鲜明的社会主题——劳动的异化，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相比之下，伍迪的作品很少触及这些问题。”
这是客观审视伍迪成就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视角，在对伍迪的众多批评声中，指责他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声音尤其尖锐。对此，伍迪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在他于1980年编剧并导演的影片《星辰往事》中，有一段针对以上指责的回应。这是一部讲述生活在发达城市的成功人士不知如何面对他充裕生活中的鸡零狗碎，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人终有一死，而眼前的生活毫无意义”这样的宏大命题的电影。片中，伍迪饰演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桑迪的知名导演，在和一位年轻女性观看了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之后，桑迪向这位同情底层人物的影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你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盛的环境中，社会问题就没那么重要了，你应该关心的就变成了相爱、衰老和死亡这样的问题。
《星辰往事》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伍迪很快就陷入到了舆论的漩涡之中。当然，人们更关注的，也不是被伍迪或桑迪漠视的问题，而是这部影片把影迷群体塑造成了一群比桑迪还要神经兮兮的人物。观众们因此相信编剧兼导演和主演的伍迪就是一个白眼狼，大家捧红了他，但他却忘恩负义地在电影里把他们嘲讽得一无是处。
二十二年后，伍迪在接受瑞典影评人史提格•比约克曼采访时，仍忘不了这段往事，他说道：
“我（在《星辰往事》中）想探讨的主要是人与死亡的关系，这一点在我的其他电影里也有所呈现。”
但他依旧没有解释影片开头那位制片人提出的问题：“他有什么值得痛苦的？这家伙难道不知道自己拥有最棒的搞笑才能吗？”（这一台词是伍迪拍摄《我心深处》后，影评界里的一种典型观点）
这一问题，在现实中则被表述为：伍迪•艾伦作为一个如此成功的导演，为什么还要一直在电影里自怜自艾，他难道不够幸运吗？
人们理解不了伍迪，他看上去像是得了“富人病”，或者是得了《纽约的一个雨天》里男主角所患有的那种“天才病”。伍迪也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揪着这个问题不放，他比较惯常的回应方式就是：嘿，电影是电影，我是我，桑迪那么想，但并不代表我也这么想。
客观来说，影迷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伍迪的精神维度确实没那么宽广。我们可以看到，在他2012年执导的影片《蓝色茉莉》中，凯特•布兰切特饰演的女主角从一名贵妇人跌落到最普通的工人阶层，她显然应付不了这种泥泞一般的生活，于是一边指责自甘堕落、宁愿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普通直男工人的妹妹，一边不停地“自我完善”，期待着能够重新嫁入豪门。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叙事作为一段讽刺，但在他2019年创作的影片《纽约的一个雨天》中，我们又看到了出身望族的年轻男女身陷狗血剧情的故事。片中，当红小生蒂莫西•柴勒梅德饰演的男主角在豪宅外的步行街上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自言自语，与其说这也是在批判，不如说这就是伍迪改写自己青春期的一种尝试：伍迪作为一个少年得志的人物，虽然早年既解决了经济问题，但还是要为了生活奔波，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富二代，他的年轻时代将是如何度过的呢？
正如有人问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托马斯就是你自己吧？昆德拉回答说：不，恰恰我当时没有做出他所做的选择，因此我常想如果当时我跟他一样那么做了，现在的我会变成什么样……
很难想象一位艺术大师的晚年思想也会经历这样的蜕变。而站在伍迪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拥有那种架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必然的：他在本应好好读书的年纪只顾着给报纸写段子去了。虽然他后来以一个天之骄子的身份回过头来补课，但过早展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早已让他的思想定了型。
《纽约的一个雨天》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59">滑稽对他来说是一种本能</h1>
伍迪•艾伦的原名叫艾伦•斯图尔特•康尼斯博格，出生于1935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栋租来的房子里长大。他的父亲当过珠宝雕刻匠、制书匠，在餐厅和台球馆做过服务员，开过出租车，也当过酒吧招待，母亲亦是一名普通店员。
据伍迪的妹妹回忆，父母年轻时不是吵架就是冷战，期间有几年甚至都没有相互说过话。
在伍迪的影片《无线电时代》里，他曾还原了一段自己童年时期的生活场景：
一家人在房子里各干各的事情，父亲倚躺在沙发上看报纸。
童年“伍迪”跑向父亲身边，说：我能要15美分去买《蒙面游侠的戒指》吗？
父亲压低报纸，不耐烦地回答他：“我是什么做的？钱吗？”
这时，母亲从厨房里探出身说：你应该多花点儿心思在你的学校功课上，少听点广播。
“伍迪”：你还不是整天听广播？
母亲：那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就这样了，但你仍有机会好好长大，去做个像样的人物。
从这个片段里可以看出，童年的伍迪虽然无忧无虑，但生活远远没有到富裕的程度。他成天漫游于布鲁克林的街头，在遍地的电影院里打发着自己的好奇心。
母亲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药剂师，但伍迪的精力过于充沛，他总是在屋子里上蹿下跳，于是遭到更加严格的对待。母亲在晚年接受给伍迪的导演生涯拍摄纪录片的剧组采访时，曾后悔地说道：“如果那时我对你不那么严厉，你大概就不会变成个急性子了。”
着急的个性大多被伍迪以一种神经质的絮絮叨叨表现在了他主演的那些影片中，与人争论时，由于精神过于亢奋、思维过于活跃，他绵绵不绝的意识流在嘴里变得结巴。
在5岁那年，还有一件个人思想史上的大事影响到了伍迪——他知道了什么是死亡，于是“突然变得郁郁寡欢并且尖酸”。晚年接受采访时，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境，说道：
当我开始意识到人有一天是会死去的，生活不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嘿，让我出局，我可不想玩这个游戏。从那以后，我的一切就此改变。”
在影片《安妮•霍尔》中，伍迪也还原了这段经历：
母亲带童年艾尔维（伍迪饰演的男主角）去看心理医生。
母亲：他最近情绪低落，突如其来地，他不想做任何事情。
医生：你为什么情绪低落？艾尔维。
母亲：快告诉医生。（转向医生）可能是他读的那些东西。
医生：读到的东西是吗？
艾尔维：宇宙正在膨胀……总有一天它会四分五裂，那就是世界末日。
母亲：那和你有什么关系？（转向医生）他不再做作业了！
艾尔维：还有什么做头？
母亲：宇宙和你的作业有什么关系？！你现在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医生：再过亿万年也不会膨胀啊！艾尔维，我们应该趁着还在这儿尽情享受生活才对啊！嗯？哈哈哈哈哈。
母亲没办法跟伍迪解释“存在”这么宏大的命题，心理医生也不能，成年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敷衍，让幼年的伍迪看到了世界荒诞的一面：这一切的结果是如此不幸，而人们居然还能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埋头活着。
他过于早熟了，但早熟不意味着这个生命能在对自我的探索中顺利找到答案。后来，他嬉戏于童年游戏中，逃避人们对他犹太人身份的歧视，躲避学校里大孩子的攻击，转眼就到了高中时代。
在学校里，几个同学发现了他讲搞笑故事的才能，就建议他给报刊写段子，他这么做了，不久后作品刊登在了大报上。紧接着，他受邀成为专栏作家，十九岁时就月入5000美金了。
伍迪的搞笑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锻炼，他自己也认为走在路上就能想出好笑的段子是一种巨大的天赋——就像天上掉下来而他伸手接住一样简单。
从大学辍学后，小有名气的他开始给脱口秀场写舞台脚本，给《纽约客》写花边新闻。再之后，娱乐界的大腕觉得把这个瘦弱的写手捧成一位脱口秀明星会是个不错的主意，就把他推上了百老汇的舞台。伍迪一举蹿红，为后来的电影之路奠定了人脉和风格的基础。
有别于当年一众血气方刚的美男子形象，伍迪给自己设定的造型本身就显得滑稽十足：瘦削的脸颊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过于圆大的额上顶一头偏分，小职员的衣着罩住瘦弱的骨架——一个看上去像是未成年人的拘谨的书呆子，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叫：“看起来很容易被戏弄的男人。”
这个男人从后台走出来就开始讲段子，人们一阵接一阵地哄笑起来，他们发现这些段子比之前那些写手的东西好笑太多了。
后来在一档秀场节目上，主持人问伍迪：你以前学拳击，是为了摆脱贫困还是因为你真的喜欢拳击？
伍迪回答说：都不是。我学习拳击是为了能对付我妈。她要是敢再跟我理论，我一定会打得她满地找牙，你懂的，她可是个老太太呢。
在故事的创作上，伍迪·艾伦渴望成为尤金·奥尼尔那样的戏剧大师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60">他可能是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h1>
众所周知，特朗普年轻时代也说过脱口秀，但他最后变成了伍迪•艾伦在电影里讽刺的那种人。伍迪不喜欢讲粗俗的笑话，甚至不能忍受剧组在节目里呈现缺乏知性色彩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里短。
然而，脱口秀也并不是多么高级的东西，虽然那时候不流行巨大的提词器，更没有聪明的后期剪辑，但在讨好观众这方面，过去与今天的逻辑都是相通的。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脱口秀节目中，艺术和政治都开始变成一种时髦的“心理治疗”，“每样东西看上去都是那么新鲜和闪耀。”（纪录片《美国大师系列之伍迪•艾伦》）秀场上的演员拿尼克松开玩笑，有观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忍不住笑出了声，包袱抖完，大家发现敌对双方都遭到了揶揄，一起大笑起来。
那是一个披头士运动、种族融合、男女平权、同性恋主张包容性的时代。伍迪站在台上对所有的流行思潮“大开杀戒”，台下的有闲阶级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伍迪看上去生来就应该讲笑话，甚至连他那些半生不熟的肢体动作都像是特意发明的一种文体。而事实上，由于性格羞涩，他起初对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这件事非常不习惯，因此经常会做出比较怪异的举动，比如经常把麦克风线缠在自己脖子上，使观众受到惊吓，大家还以为他太紧张了想要自杀。
他不太会跟观众交流，更别提去讨好他们了，他根本连怎么表演都没学会，也没有时间给他彩排，一切都是现场的，演砸了就是演砸了，因此夜总会老板也不会穿着比演员更新潮的衣服上来暖场说：“这个段子实在太好笑了，我们怎么请来了这么搞笑的演员！”
1965， 伍迪艾伦脱口秀
伍迪当然也有演砸的时候，但总的来说节目效果相当好，因为虽然承受着来自观众和资方的压力，但那时的脱口秀也不搞什么淘汰制，尽管这在节目机制上不怎么“民主”，但在幽默这件事上，观众其实是向着“独裁”的。
伍迪蹿火以后，影视界的大人物们开始注意他，邀请他写作喜剧电影剧本。这样，伍迪编剧、导演并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名叫《傻瓜入狱记》。
影片中，伍迪饰演的主角维吉尔贡献了为人铭记的一句话：我害怕待在女人边上，我会流口水的。这部电影大卖，整个拍摄过程也让伍迪非常兴奋，他得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拍摄，而不是在创作上处处受制于人——他之前参演过一部自己编剧的电影，但在资方的干涉下，剧本被改得一团糟，从那以后他就下定决心，除非他完全说了算，不然他不会再去拍任何电影。
从《傻瓜入狱记》以后，伍迪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的身份得到确定，他也把那种“独断专行”的导演风格贯彻了下来。从不受资本挟持这件事上来说，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当下，都是极其困难的，而伍迪显然是个幸运儿，像踩着祥云。
不过人们对他的非难也在暗暗发酵，并最终在他拍出《我心深处》和《星辰往事》两部电影后纠缠着达到了高潮。
伍迪最早期的电影，如《香蕉》，讲的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好汉出门去，一路有险遇”的故事，只不过是把主题变成了“小职员出门去，倒霉事一桩接一桩”，这种简单的故事结构，承载着为大众提供欢笑的娱乐本分。
但伍迪并不想只做一个拍搞笑片的导演，他的偶像是伯格曼、黑泽明和费里尼，在故事的创作上，他渴望成为尤金•奥尼尔那样的戏剧大师。于是，在拍了几部票房大获全胜的影片之后，他觉得自己应该转型了，于是有了《我心深处》这样一部影片。
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从创作动机上来说，此时的伍迪有点像一个学究，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存在于知识分子们身上的一种普遍特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所持的观点：“（我是）一个写虚构文学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小说的技巧是我用来阐述感知的工具。我写作的核心不是艺术，而是真相。”
但如此进行第七艺术的创作，效果肯定与初衷背道而驰。因为他的影迷不需要一个比他们过得好得多的人来俯视并奚落他们。因此，过去那些好心的影评人开始怀疑伍迪的动机，而观众们更是怏怏不乐——电影就是电影，娱乐就是娱乐，为什么要在大家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的时候去谈些严肃的话题呢？
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当初伍迪痛恨资方对自己的剧本横加干预，但现在观众们又跳出来挑刺儿了——美国没有创作审查制度，那么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呢？
换句话说：讨好谁不是讨好呢？
这是横亘在每一个创作者道路上的终极问题，但伍迪像个孩子一样，对死亡的命题情有独钟。
伍迪•艾伦，做梦都想拍出伯格曼的那些伟大作品，但他自己充其量也只接近了费里尼的高度。从另一个角度看，费里尼的巅峰期很早就完结了，而伍迪80多岁了还在寻找一个思考的出口。
可能他只是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跟伯格曼比呢？就像菲兹杰拉德和塞林格这样的作家没有必要去跟博尔赫斯一争高下——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他自己的类型才是留给人们的最宝贵的东西。面对文艺史上那些难以逾越的高峰，像菲兹杰拉德、塞林格和伍迪•艾伦一样去为人们留下关于青春时期的绚烂回忆，难道就不值一提了吗？
我想说的是，对那些不能继续自我完善的中老年朋友来说，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比扮演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更值得尊敬。但我们的知识分子显然不会认同这一点，他们还在拿着十年以前的互联网段子讨论当下的思潮呢。
而从伍迪•艾伦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他一直在成长。因此，人们也没有必要再纠结他为何不关心社会底层——他关注的，已经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思想困境，尽管是通过一种戏谑的画面和口吻表达了出来。
晚年的伍迪•艾伦，在欧洲收获了应得的声誉，因此当他在美国筹不到拍摄经费时，欧洲的老板们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再后来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万达收购了美国传奇影业，用将近70部《无极》的制作经费，在新闻的层面上光复了失传已久的太平洋娱乐产业。
之后，还会有一个能让大多数人满意的知识分子导演横空出世吗？很难预料。但是，有鉴于鲍勃•迪伦已经靠歌词斩获了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里我要预言：如果五年之内伍迪•艾伦不出什么大问题，他也会获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END
发现教育价值 记录教育改革
原创自志道传媒《新教育家》杂志，文/艾克，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