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老北京，大街小巷有上百家中药铺，但能位列前十的有这十家：同仁堂、同济堂、明德堂、鹤年堂、体乾堂、育宁堂、千芝堂、延寿堂、保全堂、同春堂。这十家之中又数鹤年堂历史最为悠久，而名气最大的当属同仁堂。西鹤年堂（后来鹤年堂分成东、西）刘家曾位居“京城八大富户”之一，而同仁堂乐家也曾雄踞“京师八大宅门”之列。时至今日，鹤年堂和同仁堂的名号依然存在，都是百年老号，百年品牌。对于鹤年堂我不甚了解，但对于同仁堂，我最熟悉不过了。
同济堂
我的爷爷叫乐仲繁，是同仁堂乐氏四大房中的老二。大爷爷叫乐孟繁，三爷爷叫乐叔繁，四爷爷，大家已经猜到了，叫乐季繁。同仁堂成为京师第一药铺，又遍布全国，可以说就从四大房开始的。四大房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父亲那一辈，家族人口就相当多了。我父亲叫乐咏西，家族大排行十五（女性不算），当时人称十五老爷。而到了我这一辈，家族人员就更多了，兄弟有二十七个，而我大排行二十三。当然在大排行中女性是不能算进去的。可见，乐家四大房的后人有多少。四大房的后人除了共同拥有同仁堂，还有各自的药铺。老大房有乐仁堂、宏仁堂；老二房有永仁堂、沛仁堂和怀仁堂；老三房有宏济堂、乐舜记、继仁堂；老四房有达仁堂。我是属于老二房的，当时我的父亲十五老爷和我的叔叔十七老爷合伙开的是颐龄堂，而后来由于兄弟俩观念有分歧，于是分开了。我们家在王府井大街开了永仁堂，而我的十七叔叔在西单西四牌楼办了怀仁堂。
怀仁堂乐家小兄弟
四大房的孩子上学一般都是上的洋学堂。当时男孩子上育英中学，女孩子上贝满女中。上大学一般是燕京大学。这些学校都是美国教会创办的。由于从小就在这种学校上学，所以，外语都特别的好，从小学就和外国孩子摸滚打爬出来的。但你要问外语为什么要这么说，那不知道，到这儿就应该这么说，就和说汉语一样，话赶话，就这样说。所以，后来家族中有很多人选择了出国留学。一是，本身家里有钱有能力支持孩子出国留学；二是，和外国人从小认识，关系很好，又会外语，出国留学很简单。当然，我们二房比起大房和四房洋派要少得多，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传统，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对中药的认识上。我始终坚持中药、中医要比西药、西医有优势。四大房逐渐产生不同的观念，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一家人尚且还有不同的意见，何况是一大家族四大房几十口人。
贝满中学
我和亲哥哥性格就不一样。我性格比较胆小，小时候就想着安安分分，好好上学就行了。外面不论发生什么，我也没有好奇心。当然，我年龄也小，也怕事。而我大哥乐元可胆子就特别大，也特别会玩，甚至玩出了名，当时被称为“京城四少”。一是，家里不缺钱，有金钱支持；二是，性格上就喜欢玩，又会玩。一个人又有钱，又会玩，那不出名都很难。当然，在那个年代，你必须还要胆子大，因为外面已经很乱了。也就因为我大哥胆子大加上家里有钱，后来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药品。有一部叫《地下金库》的老电影就是讲如何为革命提供帮助，原型就是我大哥。我比我大哥乐元可年龄小很多，胆子也小很多，我就知道学习，就知道安稳地待在学校和家里。
同仁堂老药铺
小的时候，其他的那些兄弟们忙得忙，玩得玩。而我就经常在我们那大宅门里自己玩。我们那四合院很大，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走到过边，有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四合院分为西院和东院，西院的西楼和北楼连着。东院是很大的宅子，台阶、房子都盖得特别好。虽然没有故宫那种特定的等级红墙黄琉璃瓦，但房子的面积，里面的装饰真的有点故宫的味道。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尤其我们又是商人，又有钱，房子装饰得富丽堂皇。
北京乐家什锦花园旧址
过去不是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讲究拜天拜地拜祖宗拜神佛吗。清朝时候，地方长官像县令、知州、知府、道台、巡抚、总督等等，都要在每月的初一去文庙拜孔圣人，而到了十五就要去武庙拜关老爷（关羽）。就这样，百姓之家也形成了一种风俗，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也要拜天拜地等等。一开始，我们兄弟都还学着在初一、十五拜天拜地，但后来，我哥哥和弟弟不是忙得忙，就是玩得玩，都没有坚持下来，而只有我一直坚持在初一、十五，拜天拜地。这可能也是将来我的命运和他们迥然不同的一个原因。那时候，有一个老道士经常到我家，我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叫王观云。他看到我拜天拜地，就对我很感兴趣。毕竟一个小孩能在初一、十五认认真真地拜天拜地确实能让大人好奇，尤其是外人。这个老道士就主动给我算了算命理。他说，你命在天马，在迁移宫，将来你非走不可。后来，这个老道士就回了四川老家。当然，谁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老道士
就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越来越害怕外面的形势了。我胆子小，从不和那些中学的学生一起游大街。我虽然小心谨慎地读书，但心里还是很害怕。尤其，我家里的那个看妈也经常说一些社会变化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这种家庭，从出生就有奶妈，甚至还没出生就雇好了奶妈。我们不吃奶了，从小就有看妈，看着照顾着我们。我们和看妈待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长，所以对看妈相当的依赖。尤其，前清那些王公府邸世家大族中的公子哥，更是既依赖看妈，又信任看妈。这些公子哥一天除了向亲生父母进行必要的请安外，其余的时间都和看妈在一起。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看妈的感情要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深。清朝不伦任何一位皇帝都对自己的奶妈或看妈甚至家里人都很宠幸，不过最突出的还是康熙对曹雪芹家族。所以，当时我特别相信看妈的话，而看妈又经常讲一些关于外面形势不好的事。我就越听越害怕。最终，我选择了逃跑。
奶妈看孩子
过去，我的一个表哥在旧军队里当个低级小官，但也没有多少钱。当时在抗战逃难的时候，我在大同遇见了他。那时，他经常带着我到处游玩，后来我也主动接济他，就这样，我们之间彼此有些感情。而到了四八年的时候，我这个表哥就和我说外面的形势不容乐观。又加上我那个奶妈子也和我说这种事，所以当时我心里惶恐不安。有一天，这位表哥又找到我，私下里问我走不走，去不去香港。我其实是想走，但苦于没有盘缠。而就在这时，机会来了。我母亲的一个内侄女有病住在当时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我去看她，她却给了我一个金碟子，让我拿这个金碟子换钱给她。然而，还没等我把金碟子换来钱，她就死了。之后，我并没有把这个金碟子交给我母亲。于是，我就跟着那个姓李的表哥，拿着这个金碟子换了钱跑了出来。当然，离家出走的时候，我还随身携带了永仁堂的中药秘方。
金碟子
我们跑到了天津，遇到一个测字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个叫王观云的道士给我算命理的事情。当时，他说我命在天马，在迁移宫，将来早晚要走的。果不其然，现在，我逃离了家。所以，当我遇见一个测字的，想起这件事，就不由自主地想测上一测。测字的让我写一个字，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个“赴”字，就是一个走，一个卜。那个测字的看了看后，给我说，你走一定是要走的，但是你初九、十九都走不成，因为卜字从十，你只有到了初十、二十、三十才能走成。我也只能笑了笑，因为当天是初九，我就要坐船走了，他居然说我走不成，这就让人不敢相信了。我原本买了票，已经上了船，但就在船开之前，却上来几个穿制服的人在船舱上搜来搜去，最后，他们带走了一个人。
测字
而我坐的那艘船也因此耽搁了一天，初十才正式出发。没想到，真让那个测字的测准了，初九走不成，初十才能走。而我到了香港也正好是二十。我又在那里遇见了我哥哥的一个连襟，他在民航队。他就找了空军大队的一个人，让我坐着飞机飞到了台北。因为，熟人的关系，我坐飞机没有花一分钱，那个时候是特殊时期，飞机票相当的贵，好像是一根金条一张票，并且还是有身份的人才能买到。而表哥没有和我一起来，因为在香港我们分开了，他居然回了湖北老家。我一人到了这里。这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小时拜天拜地的场景，想起了那个叫王观云的老道士，想起了那个测字的。
主人公来到同仁堂
来到台北，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五嫂。五嫂是乐笃周的妻子，乐笃周和我一辈，是大房的，我大排行二十三，他大排行老五。所以，我给他叫五哥。我这个五哥乐笃周很有能力，自己在南京和上海开了同仁堂，但他违背了祖制。北京同仁堂有规定，在外头可以开自己的号，但不能叫同仁堂。而他在南京和上海偏偏开的药房就叫同仁堂，所以他违背了乐家的规定，很多人攻击他。但他在南京和上海经营的同仁堂效益特别好。乐家祖上还有规定，同仁堂是四大房共有，就是药房的收益需要四大房平分。既然，五哥乐笃周在上海和南京经营的药铺打的是同仁堂的名号，所以他的收益需要四大房平分，而不是独属于他自己的。最后，他也把南京同仁堂的股息分给了四大房。我这个五嫂，乐笃周的妻子，就是从上海来到台北的。她来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在这里再成立一家同仁堂。当然，还因为她本身是福州人，很了解这里，并且她的亲戚也都来到了这里。后来，形势一变，自然都回不去了。我来到这里就找的这个五嫂，因为她在这里开的是同仁堂，所以按照祖制也有我的份额。就这样，我在这里帮助她经营。我们两家药铺的秘方合在一起，又炮制出最正规的同仁堂乐家中药。后来，她年纪大了，我就慢慢接手了同仁堂。
三兄弟合影
我相信一个人和一个家族都有因果报应，都遵循着一个循环因果论。只是个人的因果循环要快一些，而家族的要慢一些。其实，同仁堂乐家的没落，正是历史上因果交替、转换的 规律，起家与败家正是一个佛家所讲的无常显现。看破了这面镜子，人就会放下，就会自在，也就清楚佛教所讲的冤亲不二之真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