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前天和昨天分别写了《陈粹芬：孙中山的侧室兼护卫，忠心耿耿，孙中山后来却欲将之送人》《卢慕贞：17岁结婚，45岁被尊为“国母”，48岁收到丈夫的离婚信》这两篇文章，讲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侧室兼护卫陈粹芬女士和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的事迹。
今天再来说说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故事。
孙中山自然是深爱宋庆龄的。
但根据《孙中山全传》介绍，1925年3月11日正午，孙中山因病去世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没有涉及任何私人。
老覃最近发现，网络上流传着很多颂扬孙中山和宋庆龄伟大爱情的小白文，居然无视历史的真实性，虚构出了许多不存在的情节，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赢来了读者的一片喝彩叫好声。
老覃客观地说，孙中山是深爱宋庆龄的，但无事生非地虚构情节就不必要了。
事情本身就不存在，为了赚流量，胡编乱造，对作者而已，是逞得了一时之快，但对孙中山和宋庆龄而言，一旦读者后来知道了那些虚构出来的情节并不存在，反而会对他们的爱情产生怀疑，这非常不好。
所以，老覃主张写历史人物，必须言必有据，所写事件必须是真实出现、真实存在过的，绝不能随意捏造，张口就来。
当然了，现在网上赞颂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些爱情故事里，最能让读者深信不疑的是“孙中山立遗嘱特意强调‘吾妻宋庆龄’”的事。
理由嘛，很简单，现在世间流传下孙中山的遗嘱共有三份：《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联遗书》。其中的《家事遗嘱》上的确白纸黑字地写有“吾妻宋庆龄”这五个字。
根据这五个字，胡编故事的人脑洞大开，说孙中山在病重中时刻牵挂着宋庆龄，担心自己不在了，别人会欺负宋庆龄，不承认她“孙夫人”的地位，所以，在立遗嘱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这五个字。甚至，还拿蒋介石后来恨宋庆龄支持共产党，宣称只有卢慕贞才是真正的“孙夫人”的事来抒发感叹，大赞孙中山有先见之明。
之所以会这样说、这样写，那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孙中山这三份遗嘱都是由孙中山亲笔写就的。
或者，他们也可能知道孙中山沉疴日久，难以提笔写字，并且还了解到了何香凝的一些回忆，认为这三份遗嘱是出自孙中山口授，由他身边的人一字一句笔录下来的。那么，说“孙中山在立遗嘱时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也是可以成立的。
问题是，何香凝在她的回忆只是一家之言。
还是先来说说孙中山这三份遗嘱的产生过程吧。
话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感觉到事情闹大了，难以收场，就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建设大计”。
有志于南北统一的孙中山大喜过望，于1924年11月13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兴冲冲北上。
但是，孙中山体内肝病已潜伏了十年，到了北京之后，病情突然爆发，一病不起。
即孙中山在到北京后的第五天，就住进了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接受手术前，他下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佑任、陈友仁五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对于重要事务，由该会议而决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的病情不断恶化。
广州和上海的一些革命官员坐不住了，纷纷来京探视。
大家得知孙中山患的是绝症，都不约而同地把孙中山订立遗嘱的事提上了议程。
关于遗嘱的订立过程，遗嘱之上签名的“证明者”何香凝为什么坚持说“遗嘱是孙中山在病床上口授，由汪精卫当场笔录的”的呢？
原因是何香凝担心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会出来搞事，会破坏孙中山强力推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她想用孙中山的遗嘱来约束国民党右派。
为了确保遗嘱的权威性，她就必须一口咬定遗嘱是孙中山口述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在国民党内部公开了。
何香凝当时的原话叙述是：“先生病笃时，……以两项遗嘱授吾等。”
毫无疑问，何香凝所说的“两项遗嘱”指的是《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
但她没有料到，3月14 日，另有一份《苏联遗书》悄悄在苏联的《真理报》（Правда）第 2版面出现，而到了 3 月31 日，国民党的报刊《广州民国日报》才把这份《致苏联遗书》的汉译版登载出来。
也就是说，何香凝在一开始是并不知道《致苏联遗书》的存在的。
等她知道了《苏联遗书》的存在，她就在后来的回忆里作了改动，成了“先生以三项遗嘱授吾等”。
并且，随着回忆次数的增加，对《致苏联遗书》的叙述越来越详细。
1961 年，她在写《我的回忆》时，这样写：“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但是，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青年部部长于树德在《中山先生遗嘱的起草经过》提到：因为孙中山病势严重，汪精卫在某次扩大会议上提出要为孙中山先生起草一个遗嘱。大家推举吴稚晖起草。但吴稚晖写得“极为酸腐”，汪兆铭就自告奋勇地重新起草了一个。最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字不易地通过汪的这个草稿”。
同样是孙中山订立遗嘱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张继，在他的日记里回忆，孙中山临危时，于佑任认为他应该提前留下昭告国人的遗命、遗诰、或者遗训什么的。吴稚晖认为民国不不应再带帝王语气，定名为“遗嘱”，并亲自提笔起草，汪兆铭是其中的一个修改者。
于佑任后来在写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也提到：孙中山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
邹鲁和孙科同样是孙中山订立遗嘱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孙科在他的回忆中，也明确提到遗嘱是由汪兆铭草拟、中山先生确认的。
他的原话是：“兆铭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先父甚感满意。”
邹鲁是国民党准公认党史《中国国民党史稿》的编著者，他在《中国国民党史稿》里是这样记载的：“汪乃念预备遗嘱全文。总理表示满意曰‘我很赞成’。”
作为遗嘱修改者之一的汪兆铭也曾在《“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提案》中说明：遗嘱是事先写好，由他念给孙中山听过，孙中山后来签字的。
……
所谓孤证不取，说遗嘱是孙中山口授的，只有何香凝一人。
所以，那个“孙中山在立遗嘱时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的说法就根本不存在了。
但孙中山还是很在乎宋庆龄的。
因为，所有人的说法里都提到，孙中山点头通过遗嘱的时间是1925年2月24日，因为宋庆龄的失声痛哭，签字时间推到了3月11日。
不得不说，孙中山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是非常照顾到这位娇妻宋庆龄的情绪的。
最后，台湾国父年谱里指出：《致苏联遗书》是时任英文秘书陈友仁与鲍罗廷所起草，由宋子文口诵，孙中山听后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