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忘记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
这“南陈北李”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关于李大钊,老覃在前些天已相继写了《李大钊就义细节:按行刑者要求伸颈,先后被绞三次,每次均有话说》《李大钊死后6年方下葬: 卖棺者被拘,卖墓地者塞责,墓碑不敢见天》等一系列文章。
今天专门来说说陈独秀。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五大贡献:一、发起新文化运动;二、领导和指挥“五四运动”;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四、和李大钊相约建党;五、担任了党的第一代舵手。
但凡占了这五大贡献中的一项,即可不朽。
以一人身兼六项,可谓彪炳千秋。
影片《建党伟业》里有这样一个小情节:陈独秀在1922年10月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入狱,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出手营救。陈独秀最终获释。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亲往迎接。李大钊握着陈独秀的手说:“自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不过如此。”
这样一句电影台词,足可反映陈独秀当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毛主席也认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界的明星”,称赞他“魄力颇雄大”。
1936年7月,毛主席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仍称陈独秀为“模范”,说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当然,陈独秀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
电影《建军大业》仅用一个小片段就把他的错误生动地刻画出来了:老蒋在1927年4月12日发起了反革命政变,我党今后的发展路线该何去何从呢?时任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在党代会上说出的话让人沮丧。他说,“正面对抗,不利;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先把枪交出去”。
在党史里,陈独秀这个“交枪”的思想就叫“右倾机会主义”。
他因此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中被撤销了中央局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
但他的身影并未就此从政治舞台消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攘臂疾呼、奋笔疾书,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痛斥老蒋的“奴性”,表达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
陈独秀的此类行为,当然是老蒋所不愿意看见的。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老蒋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陈独秀无比愤慨地说:“我的罪状仅仅是因为拥护要中国民族利益。”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了,陈独秀因祸得福,得以提前释放。
老蒋请他在国民党政府当官,他拒绝了。
老蒋又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他是仍拒绝了。
胡适邀请他去美国,他同样拒绝。
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代表毛主席请他去延安,他无比悲伤地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落后了,年纪也大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在1938年6月从汉口乘船径往江津,隐居于江津。
他所说的“延年死了”指的是他的长子陈延年被害。
他和原配高晓岚(高大众)共育有三子一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女儿陈玉莹(陈筱秀)。
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陈延年壮烈牺牲于1927年,时年29岁;陈乔年英勇就义于1928年,时年26岁。
延年、乔年哥俩都是世间罕有的忠烈伟丈夫,令人好生敬仰!
三子陈松年出生于1910年,彼时,陈独秀已离开安庆老家,去了上海。
1912年,安徽都督袁世凯派人前往安庆抄捕陈独秀的家人。
14岁的陈延年、10岁的陈乔年逾墙逃去。
3岁的陈松年年幼体弱,翻墙逃跑时,力气不支,扑通一声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
邻居闻声赶来,把他捞起,抱回内室,躲过了一劫。
陈松年之后一直守在母亲的身边,没有像两个哥哥那样参加革命。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玉莹匆匆赶到上海替兄收尸,却被国民党当局轰了出来。
没办法,松年和姐姐玉莹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焚香烧纸,痛哭而回。
1928年,陈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玉莹再次赶去收尸,仍被赶了出来。
两位兄长接连被害,两次收尸未果,姐姐玉莹大受刺激,精神崩溃,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两年之后,即1930年7月17日,高晓岚流尽了思夫悼儿之泪,溘然病逝,享年54岁。
陈独秀在1932年被老蒋以“危害民国罪”下狱时,才从前来探监的陈松年口里知道高晓岚的死讯,他默哀良久,一字一句地对儿子说:“你母亲是英雄的母亲!”
陈独秀出狱隐居于江津后,陈松年携带着年迈的祖母谢氏、年轻的妻子窦珩光以及年幼的长女陈长玮前来与父团聚。
在流寓江津的日子里,陈独秀一家仅靠陈独秀微薄的一点稿费、陈松年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获得的一点薪金来维持生计。
陈松年的祖母谢氏病逝于1941年。
陈独秀则病逝于1942年5月7日,年63岁。
由于战乱,陈松年把两位老人的灵柩临时厝于西门外邓燮康园地(此地后修复为衣冠冢)。
抗战胜利之后,陈松年花了两年时间,才筹集到一点资金,于1947年用木排运载祖母和父亲的灵柩沿江运回了安庆。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共育有一男三女,这四个孩子读书都非常争气,成绩一流。
为了供四个孩子读书,陈松年回到安庆后,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
妻子窦珩光白天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晚上在家糊火柴盒。
两口子勉力维持着这个家,日子堪堪过得下去。
但在1952年,窦珩光因为操劳过度,猝然病故了。
陈家迅速陷入了生活的困境之中,几个孩子辍学在即。
1953年2月15日,即农历正月初二,毛主席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公安部长罗瑞卿以及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南下视察。
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沪铁路干线,经天津南下,到达南京后,改乘 “洛阳号”军舰前往武汉。
毛主席改乘军舰的原因,是要考察长江流域的防洪防汛以及北煤南运等问题。
2月20日夜里九点多,军舰行驶到安庆,毛主席吩咐停船靠泊,让人通知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前来汇报工作。
当晚的汇报结束后,毛主席特意向傅、赵两人询问起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来。
傅大章挠了挠脑袋,说:“他的儿子陈松年在安庆窑厂上班,家里人口多,工资低,生活比较困难……”
毛主席听了,黯然神伤,说:“要辩证来看待陈独秀,他早年的贡献大着呢,传播马列主义,创建我们党,还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都是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家,陈独秀的家庭应该以革命烈士家庭对待啊!”
傅大章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毛主席还是有些不放心,叮嘱说:“陈家人生活困难,地方上可以适当给他一点补助啊!”
就这样,安庆地方加快了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烈士身份的认定工作,安庆市委统战部按照规定每月给陈松年家发补助30块钱。
陈松年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会这样惦记着他们家,当他接到通知去领补助金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后来,陈松年还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被分配入安徽文史馆工作。
他的四个儿女都先后完成了学业,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人才:长女陈长玮为钢铁设计院工程师,长子陈长琦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次女陈长玙为军工厂高级工程师,幼女陈长璞为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