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思想肖像：在失去根基的现代社会，鲍曼提醒我们什么？

齐格蒙特·鲍曼是谁？

齐格蒙特·鲍曼 资料图

他从市民到军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实践者到思想大师，从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到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曾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最后却不得不退党并离开祖国；他军旅生涯十年至少校，却因反犹运动而戛然转身为大学讲师；他身处社会主义国家，却继续提倡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往更好的乌托邦；他因犹太人身份而遭受两种体制的迫害，但从不为犹太人鸣冤；他似乎身有反骨，从不安于现状，在波兰剖析英美资本主义，也无情批判苏东社会主义体制，在英国再度对资本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口诛笔伐（据说此前只有阿伦特能做到）；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阵营的局外人，总是冷酷地注视着动荡世界的巨变，但无时不是帮助无助的人们理解这个一切都在流动的世界。他看似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冷面杀手，看什么都不顺眼，也不讨人喜欢，却始终把个体之生存境况置于核心关注。这注定是我行我素的独行侠，为普通大众打抱不平，游走于学术界的边缘，却无人可以回避他探讨的问题，就像河床中间那个或隐或现的礁石，也像森林里一颗长得不高、无法命名、却很奇葩的大树，难以划为左右派，难以学科归类；他著作多达77部，不顾他人指责的自我抄袭之嫌，也不屑跟任何人对话和争吵，随便由他人扣什么帽子；他不想戴“理论家”的桂冠，他的思想只是浪迹天涯，只属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进入自己编织的体系牢笼或者他人编织好的学术史传统。

鲍曼的研究生涯跨度太大，整整六十年（1957-2017），涉猎范围太多，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哲学、道德、伦理、生活、爱等领域，著书多达77部，中译本已经有25部之多。他是当今世界少有的社会思想家。最难得的是他出版著作的速度快，而且是螺旋式的上升势头。在1980年代之前是平均两年一本著作，90年代是年均一本，到了新千年之后是年均两、三本的加速度。这显然不符合我们中国学者的通常理由。中国的学者到了六十岁就退休，许多人以年龄大、精力不够之托辞，不再做写作和研究。鲍曼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让思想休停，这让我们自惭形秽、情何以堪啊！虽然有人说他的著作有自我抄袭的嫌疑，但这没有让他失去伟大思想家的身份。虽然他在新千年之后再也不是仅供学术研究的大部头，而是没有多少注释的大众化小册子，但这恰恰是他想走出象牙塔，对普通老百姓说真心话，让公众去理解和直面当前这个流动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实际上，只有从鲍曼身赴天国和思想休停的今天开始，我们才可能真正回首其整体思想及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如果要清楚把握当今世界的走势并理智应对一切不可预料的未来，鲍曼思想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宝库，值得后人系统研究。

鲍曼的学术生涯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一，50、60年代，在波兰对苏东社会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阐释，从葛兰西思想中发展“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70、80年代前期，关注引起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把知识分子置于决定性作用，试图重建东欧社会。三，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面对欧洲危机，转向彻底批判现代性；四，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试图从后现代道德和政治来拯救现代社会；五，90年代末至今，全面转向流动的现代性，探讨个体生存的流动境况。

齐格蒙特·鲍曼能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是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开始的，虽然之前他出版了二十几部著作和大量论文。这部书的确不是太容易理解，最初我是通读N遍之后，才逐渐理解他的意图。这部经典是要告诉我们几个反常识的道理。1、较之于南京大屠杀是一种反现代的残暴行为，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恰恰是现代性的结果，只有运用现代官僚制和现代技术的理性和非道德合作，大屠杀才可能那么大规模、高效率，才可能完全丧失道德同情。2、大屠杀不仅仅是要谴责施害方的残暴，受害者也要承担“平庸之恶”的责任，如果受害者不配合，而是奋力反抗，施害就要更高成本，甚至是不可能。3、受害者之所以合作，就在于充分利用自我保全的理性选择思维，积极配合施害者的组织。4、正由于此，只要是道德被社会和政治所操纵，现代个体依然唯理性主义，压制人类精神的其他优秀品质，重演大屠杀的悲剧依旧是可能的。当初我读懂这四点主张之后，发现鲍曼似乎正拿着阿伦特递过来的接力棒在向前奔跑。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在现代性之前，从道德哲学家勒维纳斯借助于犹太教资源的“他者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中，寻找到药方来拯救现代社会那些自命不凡的个体，认为每个人把“对他人承担责任”（be responsible to the other）置于道德判断的首位，尤其要取代现代官僚制强调的那种“为某某负责”（be responsible for sth.）。前者虽然不失主体性，但已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那种强调对等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是把主体的地位置于那些直面的、更弱小的他人之下，他者优先；后者的责任是为了外在于主体本身的目的，他者那种更弱势、更痛苦的境况被有意无意地屏蔽和隔离了，相应就把主体自身的理性和利益置于首位考虑，而丧失直接的道德同情和道德判断。这就是德国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理性选择机制和道德冷漠根源。

然而，鲍曼不是仅仅反思大屠杀本身的问题，而是把大屠杀作为批判现代性后果的一个个案。他要更深刻地反思涂尔干强调的现代道德，并且以他称之为《后现代伦理》（1993）和《后现代道德》（1995）的方案来取而代之。不仅如此，他的确发挥社会学家的作用，呼吁读者们置之于现实社会日常生活中去思考这些道德问题。换言之，他是把勒维纳斯的他者哲学运用于社会学的叙事。不仅如此，鲍曼还揭露《现代性与矛盾性》（1992）之间是一对不可化解的冲突。现代秩序的构建过于标准化、对称性和绝对化，并赋予审美的意义，就像园丁一样，喜欢花园里人工修剪和种植的树与花，不允许杂草和野花自由生长的机会，扫除一切阴暗、潮湿、肮脏、污秽、混沌的东西，使一切都井然有序，让一切的安排都必须按照主人的意志。然而，鲍曼非常睿智地指出，这一切的努力终究都是失败的，因为模糊、矛盾、不对称是天然的、永恒的，而明确、和谐和对称是暂时、人为的，不顺应自然或者试图与自然对抗的人为意志都是要付出高额的代价。这样，鲍曼不仅要批判现代性，还有重建的学术雄心，试图从伦理道德上升到政治层面，通过《寻找政治》（1996）来为人类社会寻找新的出路，认为只有多元民主的政治制度空间才能让后现代道德生长。

然而，鲍曼与当代所谓后现代思想家有很大不同的，不仅在于借用积极重建，尤其是在他找到了《流动的现代性》（2000）之后。从此，鲍曼的思想或者研究的重点出现一个巨大转型（这里学术界存在一个争议，也有人认为鲍曼思想是连贯的），并没有过多讨论道德问题，也不再乐观地期望政治制度和行为对后现代道德的落实。在新千年之后，鲍曼似乎更关注大众面对的社会问题，充分运用“流动的现代性”概念，从不同侧面重写人类的生存境况。显然，鲍曼这是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型，还是从积极到悲观的倒转？最起码，从此，他的读者肯定就发现，“后现代主义”这个阵营或标签不适合了。至少，我们得重新审视他的思想及其与当今世界人类状况的关联，虽然暂时还难以准确定位，似乎给他戴上任何一顶帽子都不合适，就像当年德国的西美尔一样。鲍曼明确了“流动的现代性”这个分析性概念的内涵，就像找到了一把可以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以此透析当今世界的真实状况。马克思站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虽然鲍曼认为这个世界尚不足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但任何试图把一切都牢固栓在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从前。一切都在液态化，都在流动，就像一场洪水到来，所到之处，无不以摧古拉朽之势，所向披靡，一切都卷入到滔滔江水中，无所幸免。

资本全球化：失去根基的社会与“流动的现代性”

其实，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祸害使然。资本与钱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流动性，流动产生利润，利润带来更大资本。任何资本家（商人）唯利是图，精打细算，为了利润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如果说19世纪之前资本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就在于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都是按照资本运作的要求而设计和推行的，把地球瓜分为几个大型的商业帝国，其结果是，资本家之间的商业竞争上升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冲突，最后不得不诉诸于惨绝人寰的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并且把人类共享的地球分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然而，西方70年代兴起信息革命，80年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从此，资本的运转就像在山坡上向下滚的雪球，越来越快速的运转，惯性已经无人可挡。而社会主义阵营也无法忍受没有资本流动的政治世界，不断冲突体制的阻力，戈尔巴乔夫进行自我革命，转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垮塌。二者合力，最终冲破两大阵营的对立。然而，世界似乎走向一体化，历史似乎终结，但资本就像冲破了堰塞湖的暂时拦截，经过几十年的积蓄，以前所未有之势向原本非资本主义世界里任意自由蔓延。

当然，全球化浪潮令资本家集团没有想到的至少有二。一方面，移民浪潮成为一股巨大的全球性力量，虽然移民与资本一样，都是要流向稳定、安全和富裕的低洼地带，而不仅仅是“蓄水池”（因为这最终会装满而外溢）。但移民与资本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犹如潮水猛兽般的速度，直接奔向西方那些劳动力紧缺的、福利制度健全的富裕国家，但给西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异质性的巨大冲击。即可谓资本家集团在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冲锋陷阵，而自己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却遭到冲击，导致后院起火。另一方面，资本家没有想到，涌向一股反全球化的群体，既可以说是非利益形式的宗教纷争、族群冲突、文化矛盾，也表现为全球大型的跨国利益集团在本国体制的支持下对欠发达地方小群体利益的资源掠夺，造成贫穷的弱小国家或者宗教团体的利益受损。无论如何，结果最终是导向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运动，而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和英国2005年的77事件都是这些力量主动反击的最典型范例。而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全国性冲突带来全球性的难民潮，又对这三大浪潮推波助澜，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卷入其中。此外，资本的运行本身并非完全符合理性逻辑，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全球经济的衰退，反而使移民问题更为突出。

总之，在新千年里，这三个大的浪潮汇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全球性海啸，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已经把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都卷入其中。这个影响仍在发酵，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鲍曼在后期思想的价值就在抓住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给人们带来流动性的后果。当然，鲍曼作为较少关注制度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学家，没有专题讨论这些结构性问题，但我们以此为知识和现实的铺垫，可以更理解鲍曼后期思想的深远意义。他自己只是出版大量富有深刻洞见的小册子，告诉普通的读者，这个宏观世界的整体性流动对我们微观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而且，这个冲击仍在继续，还将持续的时间和意料之外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我们这些劳苦大众应该首先理解这个真实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反映。正如叔本华所言，当你清晰知道痛苦的全过程时，就可以减缓痛苦。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全方位刻画当今世界的流动特征对社会和个体生活的影响，比如《被围困的社会》、《个体化社会》、《共同体》、《消费的生命》、《流动的文化》、《流动的监控》、《流动的恐惧》、《流动的生活》、《流动的年代》、《废弃的生命》、《流动的爱》，等等。从这些标题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鲍曼给读者带来了什么。首先，移民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自由流动，无论是观光客还是流浪汉，都导致地方上真实的、稳固的共同体形式丧失。但人们为了心理的安全，又不得不寻找或者主动构建各种虚幻的、或瞬间的、或临时约定的共同体，比如现实中的商会、校友会、同学会、同乡会，建祠堂，修家谱，整祖坟等各种形式和各种名目的共同体，人们都是想从中找到短暂的慰藉和情感归属，缓解但无法根本治好在自由流动中的孤独、悲伤和焦虑，更不用说在网络空间更多类似的群体。当然，无论如何，滕尼斯意义上的那种传统、真实的“共同体”感觉永远荡然无存。其次，真正受害的是人们自行构建和日常交往的社会，不仅被全球化和个体化双重拉扯和挤压，而且已经难以异质性的社会群体维持公共性特征。当然，相形之下，西方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在新一轮浪潮中受到的冲击要远大于非西方国家，毕竟后者还得到各种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的保护。这一点可以在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社会》中从更长的历史脉络和更深刻的福利体制得到解释。最后，鲍曼最关心的，当然是这个流动的世界在个体层面的后果，包括爱、恐惧等心理和情感问题，还有生活、社会关系、社会交往。鲍曼敏感地捕捉到社会个体生存境况的流动性属性。正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个流动的、不确定的世界，他的思想才能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

鲍曼通过“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告诉我们一个既悲又喜的真实。喜的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悲的是，无所不在一个失去了安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个流动的世界让一切都流动起来，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受到单一的思想所控制，不会用单一的眼睛和表情来对待他人，在这个真实和虚拟相互构建的世界里你享有充分的自由，思维、意志、身体、审美都不用遵循单一的标准。然而，在这个流动的世界，原本看似坚固的东西都正在受到侵蚀，原本好的与坏的之间有很清晰的标准，但如今都搅在一起。换言之，人为清晰的、确定的东西变得混沌和不确定。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不仅如此，这个真实还只是刚刚开始，或者处于流动的初始阶段。毕竟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19世纪固定下来的民族-国家结构和战后奠定的世界秩序，还清晰保留着大量的现代特征，因为所构建和完成的、固若金汤的国家宏观制度和世界秩序如今依然在运转。这就是为何鲍曼的思想还无法得到主流社会学家的认可，正如吉登斯所言，这个世界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现代秩序和伦理规范依然有效。然而，鲍曼所做的工作更具有前瞻性，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正在发生、而且将更为明显的趋势。这些宏观制度虽然有效，但无所不是在缓慢或快速受到侵蚀，如今就像一个到处漏雨渗水的老屋，虽然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破损程度。在老屋还没有彻底垮塌之前，或者主人没有推倒重建或者乔迁新居时，总是有耐心时不时去加固墙体，加盖屋顶，用各种方式堵住风口，使之满足主人的最低需求。但主人在翻修或者加固的同时，心里也肯定开始盘算，要去买一个房子或者重建来替换，把这个老宅子扔进历史垃圾堆。富人（经济精英）与穷人（普通大众）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前者以更快速度、毫不留情地抛弃，并斥资在奢华地段购置一套更精致、美观、便利又多功能的住宅。而对于观光客一样的超级富人，他完全不需要归属于自己的住宅，可以随心所欲，在全世界的连锁酒店或度假村满足自己的个性化欲求和快乐。穷人则对老屋更有依赖和感情，诉说各种与老宅子朝夕相处的历史故事，找到各有理由和方式保留、修理和呵护它，因为这是他身体与精神唯一归属的栖身之地。但对于没有能力修缮的穷人来说，当随风飘零的老宅子哪天塌陷了，他实际上也得到了解放，可以毫无牵挂，以天为帐以地为床，浪迹天涯。这就是鲍曼告诉我们的，流动的世界，无人能幸免流动。充满自由，但要付出没有归属感的代价。

当然，从出路来说，鲍曼还没有来得及找到良方，可以降服在全球流动的资本这个怪兽，或者当前的历史过渡期只是刚开始，还不至于“烟消云散”。现代通过钢筋水泥、兵强马壮、铜墙铁壁所维系的所谓“坚固的东西”还能苟延残喘数百年，毕竟这段悲剧的史诗才刚刚开始上演。但我更愿意相信，作为社会学家的鲍曼，完全没有必要像上帝一样给予社会大众一条出路，最为重要的是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任何处方都可能只是一包让患者慢性自杀的老鼠药，或者只是暂时产生美好幻觉的海洛因，或者让人昏昏欲睡、甚至永远沉睡而唤不醒的安眠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鲍曼非常欣赏他）所言，全球性的灾难后果都是个体性来承担，全球性、系统性问题都有个体化的解决方式。任何个体都有创造性和能动性，有能力回避、化解和适应结构性问题。人类在历史上毕竟趟过那么多大灾难，哪有过不去的坎。我也欣赏这种悲观的乐观主义态度。知识分子的一个劣根性往往是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或者为了乞怜几块蛋糕面包而兜售所谓的灵丹妙药，企图用一揽子方案拯救俗世中的生灵涂炭。这个群体的真正责任不是制造老鼠药、海洛因和安眠药，而是应该把已经、正在或即将发生的事实与真相告诉群氓大众，鼓励他们自己能动地发挥智慧，去自由地发现和创造生存技能。毕竟“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