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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品尝一遍爱与死

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品尝一遍爱与死

当你垂垂老矣,会怎样回顾自己的一生?2013年,88岁的詹姆斯·索特出版了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这一切》。

故事始于“二战”尾声一艘驶往冲绳的舰艇,主人公鲍曼是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之后的几十年,他回到纽约成为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在图书交易、文学事业和一场又一场晚宴聚会中安身立命。他结婚又离婚,新恋情接踵而来,肉体激情周而复始,也经历了残酷的背叛。老友们渐行渐远,房子买下又卖掉,父母离世,爱的纽带褪色凋零。当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鲍曼,他已到了认真思考死亡的年纪:他想要再回太平洋,那里“有他生命中唯一勇敢的部分”。

看完《这一切》很难不心生惆怅——原来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而这一切,被索特赋予了史诗般的品质。

主人公与索特的经历何其相似,在现实世界里,索特先是成为军人,然后才成为一位小说家,译者刘伟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写道:“在生命的末尾,索特似乎要穷尽自己这一生的表象,他创造出自己的最后一个主人公,让他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再品尝一遍他品尝过的爱与死。”

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

再品尝一遍他品尝过的爱与死

文/《这一切》译者 刘伟

01

1998年,73岁的美国作家詹姆斯·索特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名为《燃烧的日子》(Burning the Days)。在这本书里,他描绘了自己的出处身世、少年时光,还有成年后在电影界和文学界闯荡的日子。他也把相当的篇幅献给了空军岁月。

索特遵从父亲的意愿读了西点军校,等他毕业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但他继续留在军中,作为占领军游历了欧洲、北非和南韩。军旅生涯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严酷的挫败和真正的牺牲,但也让他免于日常的羁绊。他白天飞跃崇山峻岭,晚上则过着美国大兵纵情享乐的生活。写作的夙愿也在这段时间结出果实。索特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完成了第一部小说《猎人们》,很多年来,这本书都以对飞行的精彩描述而在美国军事界享有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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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索特的处女作《猎人们》

不过,回忆起这段日子,索特语调中总带着一丝苦涩,他说自己过得并不愉快,不愉快的意思可能是,他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功勋卓著,至少不像他的战友埃迪·怀特(Ed White)那样,优秀到能代表美国去执行第一次太空行走任务。当索特在电视上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时,他写下了不乏嫉妒的文字,其真实和尖锐,值得被引用在此:

我紧张而沮丧。我觉得胸口痛,觉得自己一夜白头。怀特被一根松松的绳子系在航天器上,正在慢慢转身,头朝下颠倒着。我嫉妒得要死——他在摧毁希望。无论我将来做什么,都不会这样震撼人心。我感觉到一种孤独和恐惧。我想回家,希望在结束前再次见到孩子们,我确定事情就要结束了。我觉得自己有了自杀的念头,已经准备好流下眼泪了。他在浑然不觉之中对我做下这一切,就像一个穿过马路的女人,用鞋跟把一颗颗心碾得粉碎。

他向五角大楼递交了辞呈。但之后很久,他还像在一场大梦中醒不过来。“所有对我有意义的东西——五角大楼、乔治敦、飞出安德鲁斯、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抛得一干二净。我感到绝对的悲哀——悲哀和失败。”

如此浓烈的苦涩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让我感慨事情何至于此,他不是立志成为职业作家吗?还有比写出《光年》这样的作品更重要的事吗?也许,军人生涯对索特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可能接下来的任何一段生活都是,他日后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超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其背后有各种乱流。他把自己交给际遇但又不能不察,他在意自己在时代洪流中的位置,也在意每一种由历史秩序推动的生活的偶然性。也许,正是这种在意,造就了一位作家。

02

2013年,88岁的索特出版了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即《这一切》。这本书是以战争开始的,而且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最残酷激烈的部分。

在几如历史书一样凝练的节奏中,主人公鲍曼出场。他是一名海军,参加了冲绳岛海战;他十分忠诚,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对上级和战友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尽管目睹了战争最惨烈的一面,但他代表正义的胜利者,回到故土时带着英雄般的荣耀。

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品尝一遍爱与死

《这一切》

[美] 詹姆斯·索特 著;刘伟 译

对战争的正面描述只是此书的序幕,在后面的篇幅中,战争像个重复的梦境一样不断闪回,强化着人物的自我认同,塑造着他的时间感,也帮他在生活中找到同类,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英雄,哪些不过是投机客:“他参加过战争,他的人生因此变得更加完整。”“他毫发未损逃脱出来的战争,赋予了他生存的合法性。”甚至生活中那些笃定、欢欣的部分,多少也要拜战争所赐。相比二战后的种种苦难史,这多少有些刺目,但它构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氛围的一部分。

诚如托尼·朱特所言,在二战中,美国避开了一切,美国人在远比别人更有把握的情况下经历了20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更加富裕,而不是更贫穷。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托尼·朱特接着说,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仍然赋予军事力量以辉煌和崇高地位的国家。这种荣耀也经常闪现在鲍曼身上,解释了他那些难以名状的、甚至有些赤裸裸的优越感。

选择以真实的战争开场,注定这部小说将染上一些现实的色调,与历史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光年》那般专注地沉溺于私人生活不同,这一次,索特笔下的人物也有了真实的历史地理坐标,被迫经历现实种种。

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品尝一遍爱与死

1975年,50岁的索特

刚刚出版了《光年》

他毫不避讳地把纳粹军官和知名作家摆到面前供人们谈论,用地域的、种族的、阶层的冲突来试探他们的反应;他公开谈论金钱,金钱驱动了这部小说里很多人物的行动;他颇为俭省地提到了几次年份,除了为叙事建立起更稳固的架构,还起到了一种“擦洗”的作用,把镜头擦洗干净,令视野更加清晰。哪怕历史只是个影子,但它投射到生活的水面上,改变了涟漪的方向:

晚秋时节,他吃完午饭回办公室。天越来越冷,街上一张张脸庞被风吹得更加清晰。天空没有颜色,建筑物的玻璃闪着光,一如每天的早些时候。办公室安静得出奇,大家都出去了吗?令人恐惧的凝滞。他们没有出去,而是在听新闻。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总统在达拉斯遭到了枪击。

这是一段典型的索特式描写,时间的流逝不是线性的,事件的发生不再仅仅由动词推动,事件化为画面,在色调的明暗转换间流动向前,又最终熄灭。这段话出现在某章末尾,在这一章,鲍曼与英国女人伊妮德的婚外恋情发展到巅峰,又隐藏着不安,这段恋情寄托了鲍曼对欧洲生活的渴慕,也寄托了他对一种漫游式的生活的向往,这两者都像梦一样,是罩在真实生活上的面纱。

但就在这样一章的末尾,索特插入了一个真实事件、一个简短如新闻标题的句子。叙事像绳子一般收紧,套在主人公身上,也套在读者身上,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合流,冷暖交错间,故事颠簸了一下,你感觉恍了个神,又感觉突然回过神来,你会不由自主回到书的起点,掐指计算故事所对应的真实的尺度,感慨鲍曼竟然已带我们走出了这么远。

03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看做一本男性成长小说,只不过它与传统的成长小说逆向而行:它有一个猛烈的、熔炉式的开端,主人公的性格迅速成形,但他之后的经历不再是冒险,而是落入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细微波澜,对最初的英雄形象构成了挑战。这些挑战大部分来自于他人。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纯然功能性的,他们不只为鲍曼存在,那些只出场一次的南方种植园主、希腊赌徒、做了别人第N任妻子的年轻女孩乃至婚礼上的服务生,都带着他们不容侵犯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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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女人。我们看到,无论是薇薇安,还是伊妮德,或是克莉丝汀,她们甫一出场就携带着丰富的社会性。她们有出生的家庭,有成长的自然环境,有社会阶层的种种印记,甚至,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都不是鲍曼,这个并非鲍曼的人或物构成了她们的核心人格,也注定了她们与鲍曼的爱情无疾而终。但无论如何,她们都怀有真实的欲望,与道德无涉,但她们从来不会回避,直至尝尽生活的最后一点滋味,这样的“直道而行”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光年》中芮德娜的影子。

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女性角色是薇薇安,这不是第一次形成的。在修改译稿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跟着她回到弗吉尼亚,回到那座沙发后面藏着干狗屎的大宅,凄迷朦胧的五月金杯赛上,我们透过法官的眼睛看到她,像在透视一段命运,到了后来,当鲍曼的母亲形容她“没有灵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评价实在不公允。她怀着莫可名状的激情与鲍曼结为夫妻,又选择主动退场,这种激情是什么呢?

我们记得,鲍曼曾经两次去他的雇主鲍姆家里参加晚宴,第一次带着当时的新婚妻子薇薇安,第二次带着新结识的女伴克莉丝汀,两次晚宴间隔久远,但氛围相似:文化界人士侃侃而谈,鲍姆稳固的家庭氛围则鼓励着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但是,晚宴之后,薇薇安和克莉丝汀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克莉丝汀顺着话题兴致勃勃地索求她向往的东西:性,最终她成功了;而薇薇安余下的夜晚却充满苦涩,这成了她和鲍曼婚姻的转折点。

我们从鲍曼的视角看到她转过身去,开始发射一种疏离感。她无法融入鲍曼的世界。鲍曼是她在酒吧里认识的男人,“似乎拥有深度和创意”,和自己世界里的男人完全不同,跟他结婚是一种勇气的象征,而勇气,在她的社会被视为重要的美德。薇薇安这个总是不言不语的女人,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这种勇气:她不肯做家务,不想做一个传统的妻子;她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十分尽责;她主动结束了与鲍曼的婚姻,那封告别信写得十分坦诚,是书里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片段之一,当鲍曼选择秘密逃逸的时候,是她挑破了他们关系的本质;她回到弗吉尼亚,但又不肯与旧日生活同流合污,她拒绝了法官不倦的追求,就此消失在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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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特没有为薇薇安安排一个明确的结局,她在我们心中永远保持着那种明丽而倔强的形象。也许索特也不知道,没人能知道。因为很难说薇薇安是在反抗什么,也就谈不上什么成果,但我们能感受到她在捍卫什么,不是她父亲,也不是某种古老的南方价值,也许是尚在暗处的自我。鲍曼曾在某处道破天机:“薇薇安会效仿她的父亲,成为她自己。”

04

在感情生活中,鲍曼并不缺乏洞见,他看到了薇薇安的疏离、伊妮德的恋旧和克莉丝汀的物(性)欲,他出于不同的原因爱上这些女人,却永远无法抵达她们生命的核心。她们构成了他的际遇,帮他泅渡过某段河流,然后顺流而下,去追寻自己的宿命。那么鲍曼呢?又是什么构成了他生命的内核?

《这一切》出版后,索特参加了一次读者见面会。有人提到这本书的题词,“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只有那些保留在书写中的东西,才有可能是真实的。”这位读者提问说,但你的主人公是个编辑啊,他并没有写下什么东西。索特佯装惊愕地说,可是我写了啊。观众哄堂大笑。

在此,索特似乎承认了这本书的自传色彩。的确,《燃烧的日子》里出现过的很多细节,又出现在了这本书中,那些原封不动的借用甚至超出了一个知名作家的自尊心所能承受的程度,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这样暴露素材的来源。在生命的末尾,索特似乎要穷尽自己这一生的表象,他创造出自己的最后一个主人公,让他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再品尝一遍他品尝过的爱与死。

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品尝一遍爱与死

最大的分野在于他们的职业。离开空军后,索特的身份一直是职业作家和职业编剧,其间有成功有失败,但他一直是一个创造的主体,扮演着一个“上帝”般的角色。但鲍曼是个编辑,他偶然发现了这个职业,迅速在其中安顿下来。书里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出版界人士,他们志业各不相同,但鲍曼的想法好像一直很简单:这个职业满足了他对书籍的热爱,又恰好为他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让他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他曾亲口说:

身为编辑,你必须反其道而行。你必须向别人写的东西敞开心扉。这不是一回事。我也能写。一开始我想做记者。我可以写封面推荐语,但写不出真正发光的东西。要做到那一点,你必须能把其他人的作品关在心房外。

鲍曼恰恰没那么旺盛的自我。他不是一个创作者,他只是一个生命现场的亲历者,他偶遇各种各样的人,忍不住去猜测他们生命中看不见的部分,努力为他们拼出一个图景。他对人有旺盛的好奇心,有直接但不乏深刻的理解力,他在闪念之间帮许多人刻画下了他们最根本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并不为任何一种目的存在。换句话说,他眼中的人,只是个体,跟他自己一样也是各种历史偶然性的集合,但又不会降服于任何一种历史。

《这一切》出版后也遇到一些批评,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它历数了鲍曼那些令人不齿的行为,最后说他甚至称不上是个“主人公”。在现代小说中,一个主人公(hero)可能是最平凡的人,但也必须有所肩负,肩负一些事件、场景和际遇,他尤其需要肩负一个发现的使命,发现自己的人格,发现世界的秘密,甚至发现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或最终结局是堕落,这后一种发现纵然阴郁,但它依然称得上是一个“真理”,是人物自己和读者都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接受一个主人公不替读者说话,不替很多人说话。我们没办法接受他只做他自己。

但索特把鲍曼设定为编辑,可能正是为了让他更充分地去生活,自由自在地游荡于生命之河。记得陈以侃说过,他觉得索特可能不喜欢写作。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强调社会性的、献身式的写作——肯定不是索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这一切》里出现过很多作家(或艺术家),他们总力图创造生活之外的东西,以至于生活本身不免散发出悲苦的意味。

他创造出最后一个主人公,再次踏上新旧大陆,品尝一遍爱与死

但编辑鲍曼不是这样的人,作家索特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人。安东尼·伯吉斯写莎士比亚时说起职业作家,说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往往与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索特正是一个佐证。他太热爱日常生活了,更具体一些——他太热爱他自己的生活了,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留存生活的画面而不是相反,乃至生活常常淹没文学,淹没我们称之为主旨大意的文学构成要件。

索特的文字和生活之间没有中介,他不需要把生活转码成文学的任务清单,两者的关系像摄影一样迅猛而直接;他在很多方面都让我想起奥尔巴赫笔下的蒙田:“他极其严肃地展示自己,从而阐明人类生存的一般条件……这就是人类状况,还有其所有的负担、问题和深渊,还有其所有的原则上的没有把握,还有其所有的生物性联系。”我也常常从索特那里读出奥尔巴赫对蒙田下的评语:“他喜欢他自己”。而我喜欢这种喜欢。

至于鲍曼,他和生活之间甚至不需要文字这个催化剂,他全身心投入其中,并不仰赖其他意义之源。而他又刚好生活在一个繁荣的上升时代、纽约这样的大都会,生活的丰富性从各个方面呈现出来,物质的精神性和精神的物质性短暂合流,互为表里互不相欠。能如此沉浸于生活本身而不必面临严苛的道德考验,我们得说这样的历史机遇并没有很多。

最后,作为固执的、非想要从书里得到点什么的读者,我们还是再次回到现实,或者先回到此书开头的那场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从何而来?是因为战争吗?我想,还是不要建立这么粗暴的因果联系了。也许本没有因,也没有果,坐在轰炸机里的鲍曼和每天早上吃软煮蛋的鲍曼本是同一个人,嫉妒战友太空行走的索特和与妻子一同撰写美食书的索特也是同一个人,他们共同的壮举就是对个体生活的忠实。对日常生活保留一双爱护兼省察的眼睛,这样做的最低效用是让我们谦卑,最高效用则是让我们关心彼此、关心人的尊严。把自己交给偶然性并不是一种屈辱,相反,最大程度地拥抱偶然性可能正是意义的来源;而专注地描摹这种偶然性、捍卫这种偶然性,则是文学最动人的分内之事。

编辑排版 熊Mur

配图 《飞行家》《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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