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眼中的现代性

作者：战宇婷

一转眼，齐格蒙·鲍曼已经走了两年。好在，他的洞见，不会因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不知道一年后，还有多少人记得1月9日是他离开的日子。毕竟这个时代，我们忘却得总是太快。作为犹太人的鲍曼，参与了20世纪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却屡屡变为社会的边缘人。边缘人的身份和视角，使他能够看到政治、历史变换中的真相，并且站在底层与弱势的视角去审视发生的一切。他关注底层，因此有了《工作、消费和新穷人》；他关注现代性与流动人群，因此有了《废弃的生命》《流动的现代性》等；而犹太人的身份使他直面大屠杀浩劫，因此有了《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为鲍曼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犹太人，流亡，迫害，这些关键词不断闪烁在齐格蒙·鲍曼的生命中，也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思想基点。

社会学家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犹太家庭出身使他饱受反犹浪潮之苦。二战爆发后，鲍曼举家逃亡苏联，不久他加入苏联的波兰军队，却在1953年再次成为反犹浪潮的牺牲品——被免除军官职务。从这以后，鲍曼转向了学术研究，直到辞世。

对于20世纪中叶的那场纳粹大屠杀，学界和公众从不同角度对大屠杀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反思，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对大屠杀不断简化的认知中，人们真的认识到这场人类浩劫的本质了吗？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批判了围绕大屠杀的几种常见研究导向。比如，把大屠杀看成是历史上反犹主义的一部分，把大屠杀仅仅与犹太人相连，这使得大屠杀成为围绕犹太人的特殊历史事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因而被排除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研究取向，在当下的结果就是，犹太国家把大屠杀当作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为其排斥其他族群的生存空间提供说辞。另一种看法，则把大屠杀看成是我们文明的一次断层、损伤、痼疾，将大屠杀看作社会现象中的一种极端，一次不可避免但却不会再次发生的事件。这两种看法，要么突出大屠杀的特殊性，要么将其淡化为一般事件，但都没有触及大屠杀的本质，这样的看法，“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鲍曼针对这些观点的反驳，成为《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基本立论基点。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文明的一个插曲，而恰恰内在于现代性以来的文明本身，大屠杀是现代性大厦的合法居民，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德国纳粹得以在短时间内杀掉600万犹太人，恰恰有赖于现代官僚机制的高效运转，工具理性的无比发达。支撑大屠杀进行的每一个条件和手段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四通八达的火车路线，象征着工业水平的烟囱，官僚机制的缜密运转，无不是现代性工业体系的产物。只不过这些看似理性的工具最后都通向一个绝对非理性的目的——杀戮，大屠杀的进行，恰恰是工具理性与官僚机制的相互配合。

没有德国纳粹官僚机制的有效运转，没有工具理性的设计，没有内在于工具理性的道德弱化，短时间内被高效执行的大屠杀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却纪律严明、严密协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配的”。一旦萌发种族清洗的观念，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被纳入理性的计算和衡量中，一方面是操作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寻找高效解决问题的工具。毒气室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官僚体制的环境下，为实现高效灭绝犹太人的目的而发明的。另一方面，德国官僚制度融合了军队的冷酷、纪律与精确，使得屠杀行为得以高效运转，同时内在于其中的个体也必然遵守纪律而大于个体的道德。

鲍曼分析了纳粹内部不同阶层施害者的行为与心理。对于上层和中层军官，每一步的杀戮都是上一层的命令，严明的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个人的良知和道德被抑制；对于下层执行者，纳粹则在视觉上将刽子手与受害者分开，加毒气的卫生官是不允许参观毒气室的。行为与其结果最大程度的分开，结果是道德的弱化。杀戮的阻碍——道德责任，被无限地弱化，“道德上丑陋的结果被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个点”。这些手段，恰恰就是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官僚体系的基本技术，也是劳动分工的现代社会行为的特征。在一个行为人的意图和其最终的结果（杀戮）之间，是大量的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这使得最初行动的人无法看清其结果，意图和最终的目的脱节，道德感被抑制。

同时，官僚内部的小团体纪律大于个体的道德，一旦个体行为被纳入到组织内部的纪律中，纪律和荣誉就成了唯一的道德，受害者的人性从施害者的视野中消失。官僚机制中的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人成为技术链条的螺丝钉，个体无法透过其当下的行为看到整体的结果，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是第一位的，道德被压抑了，甚至这种道德冷漠渐渐内化为行为方式的一部分。道德弱化使得受害者的人性被剥离了，屠杀变得更加容易。

除此之外，大屠杀的执行得益于纳粹杀人机器工业流水线般的有效运转。“工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会计、节约、废物利用以及屠杀中心等类似于工厂的效率”，每个人都成为理性链条的一个环节，甚至对于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也是如此。犹太人每一步想要求生的理性都被纳粹利用而成为非理性屠杀的一个环节。比如，这本书中写道，犹太人聚居区委员会成员的任务是替纳粹管理犹太人，以求自保，然而随着德国的战败，纳粹为了毁灭证据，依然将这些人送进集中营。在大屠杀幸存者作家莱维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他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之为死亡别动队，由犹太囚徒组成，负责将犹太人送进焚尸炉，而后清理尸体，挑出金牙、戒指等有用的物品。由于他们亲眼见证了屠杀的细节，最终也难逃被杀戮的厄运。这是集中营中最为悲惨的一群人。纳粹精心地将每个人的求生欲望与计算的理性囊括在大屠杀灭绝的步骤中，“借此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动应用到毁灭他们自身的任务中去，用来维持生命力的每一项措施都在同时促成德国人的一个目标”。也因此，那些亲眼见证大屠杀最深层罪恶的囚徒，恰恰是无法见证、无法活着回来的人。

鲍曼在这本书中对大屠杀的分析，让我们透过大屠杀这一人类浩劫，看到内在于现代性、内在于文明本身的漏洞和异常，这些异常恰恰来自于我们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傲的理念，正是这些萌发于现代性的理念和技术，使大屠杀得以可能。同时，鲍曼不仅分析了官僚机制、工具理性与大屠杀的关系，还将现代性与种族主义相结合分析大屠杀的成因。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和社会，是现代性的永恒追求。现代性总是试图用新的社会规划来替代旧的规划，现代性文化就像“园艺文化”，园丁修修剪剪剔除杂草，正如一个社会以生物威胁的名义将那些危害“进步”的群体隔离和清除。同时，现代性的出现，也伴随着反现代性的冲突，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社会中“内部局外人”的犹太人，同时也是有资本而没有民族归属的犹太人就成为众多冲突的中心。内在于现代性的种族主义观念，辅之以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精神及其官僚制度，就是大屠杀的成因，也是我们借以反思大屠杀的基点。

2017年1月9日，齐格蒙·鲍曼永远停止了思考。“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仅给人很少启迪。”鲍曼的声音至今仍在。（战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