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势而为
——宁波商帮成为中国商帮常青树的另类视角（一）
镜头一：“世界船王”包玉刚，80年代初，正当他的航运业如日中天、红红火火之时，他却做出惊人的决定：卖掉所有船只！因为他预感到两伊战争对石油产量的影响必将殃及油船运输，因此，他及时抽出资金，投资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而后，又投资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最大的国泰航空公司，出任董事长。居安思危，在兴盛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及时善变，“世界船王”终于又胜利了。
镜头二：把手机卖到非洲的竺兆江。他是宁波奉化人，和前首富丁磊是地地道道的老乡。竺兆江联合几名波导的员工在深圳成立了传音，深耕非洲市场，开始用手机改变非洲，定位之准，让人咂舌。传音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也能证明竺兆江对消费群体深刻的洞察能力。竺兆江首先明确，传音专注低端路线，高端玩不过苹果、三星，所以从一开始，传音的销售就直奔农村和城镇，农村包围城市，这招屡试不爽。醒目的竺兆江还发现，广袤的非洲大地，竟然没有一个城管，而东亚证件公司也没占领这块宝地。于是非洲的墙上、电线杆上、围栏上到处是传音的小广告，以至于当地媒体惊呼：“有墙的地方，就有传音的涂鸦。”传音在产品设计方面，对非洲人民也很友好，因为非洲有许多通讯商，不同国家之间的通话费很高，所以非洲人都拥有很多张电话卡。传音便推出四卡四待手机，让非洲人民感觉很奥利给。
为了照顾非洲人民对音乐的热爱，传音还设计了一款拥有巨大扬声器的手机，叫做：“Boom J8”。这款手机的音响分贝和名字一样让人震撼，足以支撑20人以内的广场舞，而且买手机还赠送头戴耳机，因此上市当天就遭到疯抢。细心的传音研发团队，还体察到非洲人民拍照时的痛苦，于是，专门优化了手机的照相功能，增强了曝光值，这个发明造福了全非洲人民，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被拍成乌鸡哥了。传音的成功，让竺兆江被誉为“非洲手机教父”。
十大商帮
宁波人经商的习俗形成了今天宁波商人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性格，这是宁波商人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善于捕捉商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优秀的现代商人品质。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作为一个“商帮”,一定要跨越了若干个封建王朝，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按照这些条件，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历史上，中国商人曾形成过十大商帮，即晋商、徽商、鲁商、甬商、龙游商、洞庭商、江右商、粤商、陕商和闽商。其中晋商在民国初期走到了末路。徽商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逐渐走下坡路，颓势无法挽回。鲁商在清朝末期，走向了没落。龙游商帮鸦片战争后走向衰落。洞庭商帮20世纪30年代开始，洞庭商人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战乱环境，一步步走向衰落。江西商帮到了清代末期在历史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陕商在清代立国后烟消云散。闽商在鸦片战争时开始衰败。只有粤商和甬商几起几落各自诠释着常青树的故事。
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说中充分肯定宁波商人的业绩，他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你看，“首屈一指”，评价很高！
按常规的视角，探讨甬商作为十大商帮之一，一直以来长盛不衰的原因，主要归功于宁波商帮一直在秉持着创新、开拓、诚信、团结、报国爱家乡的精神。这个角度虽然有其道理，但任何的商帮如果要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商帮，横跨几个世纪和朝代，商业的基本规则都要遵循创新、开拓、诚信、团结等，但为什么大多数商帮都走向了衰落，甚至是消亡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识势而为，稳健经营这也是宁波商帮最可贵的地方。而创新、开拓、诚信、团结只是在围绕“识势而为，稳健经营”这个主旨去达成目标所需的工具和手段而已。本期来谈谈宁波商帮是为何总能独具眼光，审时度势，识势而为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种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对战略具有决定性。宋代陈亮提出：“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孙中山也意识到“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没有方法可以阻止”。所以孙中山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事情的成败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势，顺势而为，如水推舟，事半功倍；逆势为之，则逆水行舟，艰难险阻，功败垂成。势是什么，就是一种趋势，一种方向，一种潮流。识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势”字，要有一双慧眼，判明大势进退；要有一颗明亮亮的心，悟达通透。只有看得清，瞅得准，心如明镜，才会知晓大方向，大趋势，知进退。第二个“顺”字，顺应，顺道，顺利，而不是悖逆，逆反，这样朋友不容你，环境不容你，世道不容你。第三个“为”字，只有作为才能成就事业，只有作为，才能通向未来。
宁波商帮的识势而为是有深厚的文化精髓影响的。宁波商帮精神，实质上是儒家文化、浙东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相互促进和融合。民国《鄞县通志》讲道：“商业为邑人所擅长”。王阳明一直强调做人要懂得造势，成事要懂得顺势。智者要善于造势。明代思想家徐爱曾经问王阳明：“像是《三坟》这样的书籍，也曾经流传了下来，那为何孔子把他们删掉了呢？”
王阳明回答说：“这样的书就算是流传了下来，也会因为习俗和时代的变化而不合时宜。如今社会变得开化，风气也日益丰富。商朝末年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已经是不可能，又何况是唐虞时期的风俗呢？更何况是尧舜时期的风俗呢？”明末清初，黄宗羲积极倡导“学贵履践，经世致用”思想，力主学习对社会有益的东西，理论与实践并重，同时反对重农抑商，倡导工商业和农业平等，“盖皆本也”。源远流长的浙东文化为宁波人外出经商提供了思想基础，开阔了眼界，赋予了独特的商业思维，造就了宁波商帮的崛起壮大。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作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代表人物有：虞洽卿（旧上海）、叶澄衷（旧上海）、方液仙（旧上海，国货大王）、张尊三（日本，鱼翅大王）、吴锦堂（日本、关西财阀）、胡嘉烈（新加坡，南洋巨商）、包玉刚（香港，世界船王）、董浩云（香港、世界船王）、邵逸夫（香港，影业巨子）、邱德根（香港，娱乐业）、曹光彪（香港、毛纺大王）、陈廷骅（香港、棉纱大王）、张忠谋（台湾，芯片大王）、丁磊等等。
因此，宁波商人善于捕捉商机，及时调整经营方针的能力很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优秀的现代商人品质。在生意场上，宁波商人机敏善变，从不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策略。其灵活善变的能力叫人拍案。
审时度势
宁波帮善于审时度势，抓住商机，开辟新的商业版图，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鸦片战争后，由于战败，清王朝在割地赔款之余也在痛定思痛地总结经验教训，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活跃在了十九世纪历史的舞台，并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探索新型经济规律，并成功创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工矿交通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机等，踏出了走向近代化工商业的第一步。戊戌变法时期虽然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达到了高潮，但是两派的出发点都紧紧围绕着振兴国家这个恒定的主题，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式的制度尝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晚清统治阶级被帝国主义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绝境之上，无奈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在工商业方面，清末新政后晚清政府显得更为积极，为了筹取救国经费，统治阶级再次把目光瞄向了工商业上来。因此，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个循序渐进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而这个阶段是大批宁波人进入上海开埠经商。
建于1901年的轮船招商局旧址
一是抓住社会风尚变化之势，抢滩新兴行业。此时的欧风东渐，社会风尚有了新的变化，市场需求也跟着变化。求新、求精、求变成为人们购物的价值取向。宁波人看准了这种变化趋势，在保持传统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经营新项目、新品种，重点投资新兴行业，而且经常一家经营多种业务，互相扶持，使他们在国内商界渐成影响。银楼、药材、成衣、海味是宁波帮的传统行业，在国内商界享有盛誉。清末，像老凤祥银楼、上海蔡同德药店、苏州服装老店李顺昌号、乾丰海味综合行等名店，都是宁波人所开。但甬商给予它恰当改造，使之赋予新的内涵。沙船业是宁波帮借以发家的产业。但欧美轮船侵入我国后，沙船经营日益清淡，大半停业。甬人独具慧眼，在沙船业余势未衰时，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我国最早以华商名义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是宁波人于1895年创办的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为宁波商人积聚了巨额的资本，为他们经营新兴行业奠定了基础。
二是善于抓住产品求新求变之势。市场的不确定性，让宁波商人从走出家门开始，就想方设法寻找生存的办法。善于通过产品创新来增加收益。如竺梅先在经营造纸厂时，发现传统黄纸板在市场上滞销，冒险试制薄白纸板成功后利润翻倍，后又成功创制卷烟纸获得更大利润。勇于开拓新的经营方向和市场领域。刘鸿生有一句名言：“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把自己的资产分散投资，创办了60多个工商企业和商业行号。这一做法不仅分散了投资风险，还开拓了投资市场，是宁波商人普遍采用的策略。不断提升技术和工艺。如童涵春堂国药号根据客户需求，对本店名品人参再造丸进行工艺再提升，研制出更为可口的丸药，一经推出广受欢迎，打响了国药品牌。善于学习运用近代西方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如进入20世纪之后，较大规模的宁波企业纷纷改组为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以提高自身竞争力。
华丰造纸厂老照片
三是银行业的发展进一步显示了宁波人审时度势的金融眼光。清咸丰十一年（186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宁波，钱业公所被毁，钱庄、商铺多有停业。在此期间，宁波的大批富商携大量资本避居上海租界，宁波人积极参与了上海钱庄的创办与发展。在上海著名的9家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中，宁波人就占了5家，即镇海方家（方家堂）、镇海李家（李也亭）、慈溪董家（董棣林）、镇海叶家（叶澄衷）、鄞县秦家（秦君安），其余为湖州许家（许春荣）、苏州程家（程衡斋）、铜庭山严家（严怀瑾）等。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籍22家，占26.8%。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宁波商帮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主动以“领头羊”之雄姿率先向近代化转型。宁波商帮经营的钱庄、银号、典当等旧式金融业，逐渐向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券等近代金融业转化。与山西票号相比，宁波商帮的实业家对银行职能的理解更为深刻，而且迅速付诸行动，以积极、能动、进取的姿态，投资近代银行，创办新型事业。由此可窥见，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在晋商和徽商之后迅速崛起并经久不衰的根源。在近代银行业中，宁波商帮长期控制着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另创办有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宁波商帮还利用原有的钱庄基础、熟悉的金融业务及各种人事关系向各银行实行渗透。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高层管理权力都掌握在宁波籍人士手中。与此同时，一些宁波籍商人投资的分业银行及特殊银行也相继出现。如刘鸿生发起组织的上海煤业银行、秦润卿等创办的上海棉业银行等就具有鲜明的行业性质；奉化人邬挺生等组织的中华劝工银行、鄞县人项松茂等创设的宁波实业银行则属于农工银行类型；而余姚人黄楚九设立的日夜银行自上午9时至晚上11时营业，在时间上颇有特色；鄞县人严淑和与张寿镛参与创办管理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组织上颇具特色，属于特殊银行类型。宁波商帮通过投资新式银行，加上钱庄业的近代化变革，金融势力大增。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在上海，宁波商帮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如今，由宁波人自己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宁波银行也演绎着金融传奇。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四是抓住清康熙开放海禁的历史机遇率先驶往南洋群岛等地经商。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第一次是在光绪、宣统年间。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第二次是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完蛋的前夕，大批的宁波商人移居到香港、澳门，或以台湾为跳板，转向欧美及大洋洲发展。目前，据初步统计，移居港、澳、台及海外的宁波人大约有7万多人，他们遍布于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硬是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开拓出一方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东南亚各国也是海外宁波商人的活动区域。分布于海外各地的宁波人，始终保持经商传统。老一辈宁波商人的后代又成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宁波风”。20世纪40年代前后，国内社会经济动荡不宁，宁波商人大批地从上海等地到香港、台湾地区闯荡。那时的香港经济十分萧条，宁波商人凭借其在内地从事工商业的经验及所积累的资本，敢冒风险，奋力开拓，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在上海经商的王宽诚，1947年迁居香港，当时香港经济萧条衰落，不少人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离港而去。而王宽成目光敏锐，果断地把资金投向房地产，并创办维大洋行等数十家企业，经营地产、建筑、船务、国际贸易等等，获得了成功。在汽车业日渐萧条的今天，他们竟然又与美国人合资，生产汽车用轴承，而且专供奔驰、宝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体现了超常人的眼光和智慧。宁波商人诠释了这种识势的眼光。胡润富豪榜，名列其中的宁波人却多是做实业的。比如，做光伏的王一鸣、做汽车配件的王剑峰、做铜业的楼国强等。
最值得一书的是宁波商帮对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的把握和积极投入。“宁波帮”触发了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号召，成就了宁波“沿海开放城市”地位的及早确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与“宁波帮”的包玉刚、王宽诚等交往密切，曾先后10余次会见包玉刚，从而对宁波倍加关注，并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由此，海外“宁波帮”成为参与、推进宁波改革开放的强大“助推器”。在“宁波帮”人士的关心推动下，1984年，宁波被确定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次年，国务院成立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在包玉刚、卢绪章和协调小组的努力下，许多关系宁波开发开放全局的重大问题得到了较快解决。包玉刚在与邓小平同志会面时，多次谈起北仑港的巨大优势以及他开发北仑港的设想。邓小平对此深表赞许，几次提出要充分发挥北仑港的作用。他还支持包玉刚关于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建议。今天，以北仑港为核心的宁波舟山港早已跻身为世界大港，成为浙江及其腹地联系世界的重要枢纽。经他牵线搭桥，不少外国代表团纷纷来宁波，或实地考察或正式会谈，一时在海内外刮起了一股“宁波旋风”。其他“宁波帮”人士除自己在甬兴办实业外，也竭力为家乡介绍、引进境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
展望未来
与其他商帮不同的是，宁波帮一直都站在中国商业的高峰，至今没有被淘汰。这些从小闻惯了海腥味的人们，既带着商业的精明，又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是他们，让中国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有73000多名宁波籍商人分布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加上他们的后裔，宁波帮总人数超过30万。
如今，宁波商帮继续书写着新的篇章。
—— END ——
文字：桦安 配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