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勢而為
——甯波商幫成為中國商幫常青樹的另類視角（一）
鏡頭一：“世界船王”包玉剛，80年代初，正當他的航運業如日中天、紅紅火火之時，他卻做出驚人的決定：賣掉所有船隻！因為他預感到兩伊戰争對石油産量的影響必将殃及油船運輸，是以，他及時抽出資金，投資香港地下鐵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而後，又投資由英國人控制的香港最大的國泰航空公司，出任董事長。居安思危，在興盛中看到潛伏的危機，及時善變，“世界船王”終于又勝利了。
鏡頭二：把手機賣到非洲的竺兆江。他是甯波奉化人，和前首富丁磊是地道地道的老鄉。竺兆江聯合幾名波導的員工在深圳成立了傳音，深耕非洲市場，開始用手機改變非洲，定位之準，讓人咂舌。傳音在非洲的發展過程，也能證明竺兆江對消費群體深刻的洞察能力。竺兆江首先明确，傳音專注低端路線，高端玩不過蘋果、三星，是以從一開始，傳音的銷售就直奔農村和城鎮，農村包圍城市，這招屢試不爽。醒目的竺兆江還發現，廣袤的非洲大地，竟然沒有一個城管，而東亞證件公司也沒占領這塊寶地。于是非洲的牆上、電線杆上、圍欄上到處是傳音的小廣告，以至于當地媒體驚呼：“有牆的地方，就有傳音的塗鴉。”傳音在産品設計方面，對非洲人民也很友好，因為非洲有許多通訊商，不同國家之間的通話費很高，是以非洲人都擁有很多張電話卡。傳音便推出四卡四待手機，讓非洲人民感覺很奧利給。
為了照顧非洲人民對音樂的熱愛，傳音還設計了一款擁有巨大揚聲器的手機，叫做：“Boom J8”。這款手機的音響分貝和名字一樣讓人震撼，足以支撐20人以内的廣場舞，而且買手機還贈送頭戴耳機，是以上市當天就遭到瘋搶。細心的傳音研發團隊，還體察到非洲人民拍照時的痛苦，于是，專門優化了手機的照相功能，增強了曝光值，這個發明造福了全非洲人民，大家再也不用擔心被拍成烏雞哥了。傳音的成功，讓竺兆江被譽為“非洲手機教父”。
十大商幫
甯波人經商的習俗形成了今天甯波商人頭腦靈活、長于思考、善于經營、富于機變的性格，這是甯波商人在激烈的商戰中立于不敗之地的資本。及時調整經營方針，善于捕捉商機，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賦，也是優秀的現代商人品質。
“商幫”是中國曆史上由地域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商業集團。作為一個“商幫”,一定要跨越了若幹個封建王朝，在曆史上産生過重要影響。按照這些條件，學術界普遍認為在曆史上，中國商人曾形成過十大商幫，即晉商、徽商、魯商、甬商、龍遊商、洞庭商、江右商、粵商、陝商和閩商。其中晉商在民國初期走到了末路。徽商在清末和民國時期逐漸走下坡路，頹勢無法挽回。魯商在清朝末期，走向了沒落。龍遊商幫鴉片戰争後走向衰落。洞庭商幫20世紀30年代開始，洞庭商人無法适應急劇變化的戰亂環境，一步步走向衰落。江西商幫到了清代末期在曆史的自然選擇中被淘汰。陝商在清代立國後煙消雲散。閩商在鴉片戰争時開始衰敗。隻有粵商和甬商幾起幾落各自诠釋着常青樹的故事。
孫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說中充分肯定甯波商人的業績，他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你看，“首屈一指”，評價很高！
按正常的視角，探讨甬商作為十大商幫之一，一直以來長盛不衰的原因，主要歸功于甯波商幫一直在秉持着創新、開拓、誠信、團結、報國愛家鄉的精神。這個角度雖然有其道理，但任何的商幫如果要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商幫，橫跨幾個世紀和朝代，商業的基本規則都要遵循創新、開拓、誠信、團結等，但為什麼大多數商幫都走向了衰落，甚至是消亡呢？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識勢而為，穩健經營這也是甯波商幫最可貴的地方。而創新、開拓、誠信、團結隻是在圍繞“識勢而為，穩健經營”這個主旨去達成目标所需的工具和手段而已。本期來談談甯波商幫是為何總能獨具眼光，審時度勢，識勢而為呢？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勢”是一種曆史演進的必然趨向，對戰略具有決定性。宋代陳亮提出：“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孫中山也意識到“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是以孫中山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事情的成敗原因可以歸結為一個字，勢，順勢而為，如水推舟，事半功倍；逆勢為之，則逆水行舟，艱難險阻，功敗垂成。勢是什麼，就是一種趨勢，一種方向，一種潮流。識勢而謀、因勢而動，順勢而為，這裡有三個關鍵詞：一個“勢”字，要有一雙慧眼，判明大勢進退；要有一顆明亮亮的心，悟達通透。隻有看得清，瞅得準，心如明鏡，才會知曉大方向，大趨勢，知進退。第二個“順”字，順應，順道，順利，而不是悖逆，逆反，這樣朋友不容你，環境不容你，世道不容你。第三個“為”字，隻有作為才能成就事業，隻有作為，才能通向未來。
甯波商幫的識勢而為是有深厚的文化精髓影響的。甯波商幫精神，實質上是儒家文化、浙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互相促進和融合。民國《鄞縣通志》講道：“商業為邑人所擅長”。王陽明一直強調做人要懂得造勢，成事要懂得順勢。智者要善于造勢。明代思想家徐愛曾經問王陽明：“像是《三墳》這樣的書籍，也曾經流傳了下來，那為何孔子把他們删掉了呢？”
王陽明回答說：“這樣的書就算是流傳了下來，也會因為習俗和時代的變化而不合時宜。如今社會變得開化，風氣也日益豐富。商朝末年想再恢複夏商的習俗已經是不可能，又何況是唐虞時期的風俗呢？更何況是堯舜時期的風俗呢？”明末清初，黃宗羲積極倡導“學貴履踐，經世緻用”思想，力主學習對社會有益的東西，理論與實踐并重，同時反對重農抑商，倡導工商業和農業平等，“蓋皆本也”。源遠流長的浙東文化為甯波人外出經商提供了思想基礎，開闊了眼界，賦予了獨特的商業思維，造就了甯波商幫的崛起壯大。第一家近代意義的中資銀行，第一家中資輪船航運公司，第一家中資機器廠等等，都是甯波商人所創辦。甯波商幫對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戰後香港的繁榮都作出了貢獻。甯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級的工商巨子。代表人物有：虞洽卿（舊上海）、葉澄衷（舊上海）、方液仙（舊上海，國貨大王）、張尊三（日本，魚翅大王）、吳錦堂（日本、關西财閥）、胡嘉烈（新加坡，南洋巨商）、包玉剛（香港，世界船王）、董浩雲（香港、世界船王）、邵逸夫（香港，影業巨子）、邱德根（香港，娛樂業）、曹光彪（香港、毛紡大王）、陳廷骅（香港、棉紗大王）、張忠謀（台灣，晶片大王）、丁磊等等。
是以，甯波商人善于捕捉商機，及時調整經營方針的能力很強，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賦，也是優秀的現代商人品質。在生意場上，甯波商人機敏善變，從不墨守成規，他們總是能夠不失時機地調整經營業務和經營政策。其靈活善變的能力叫人拍案。
審時度勢
甯波幫善于審時度勢，抓住商機，開辟新的商業版圖，實作資本的最大增值。鴉片戰争後，由于戰敗，清王朝在割地賠款之餘也在痛定思痛地總結經驗教訓，以李鴻章、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活躍在了十九世紀曆史的舞台，并以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探索新型經濟規律，并成功創辦了一批近代軍工企業和工礦交通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機等，踏出了走向近代化工商業的第一步。戊戌變法時期雖然帝後兩黨的明争暗鬥達到了高潮，但是兩派的出發點都緊緊圍繞着振興國家這個恒定的主題，也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式的制度嘗試。八國聯軍侵華戰争後，晚清統治階級被帝國主義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絕境之上，無奈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内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在工商業方面，清末新政後晚清政府顯得更為積極，為了籌取救國經費，統治階級再次把目光瞄向了工商業上來。是以，晚清從封閉走向開放是個循序漸進複雜的曆史過程，同時也是時代發展的大勢所趨。而這個階段是大批甯波人進入上海開埠經商。
建于1901年的輪船招商局舊址
一是抓住社會風尚變化之勢，搶灘新興行業。此時的歐風東漸，社會風尚有了新的變化，市場需求也跟着變化。求新、求精、求變成為人們購物的價值取向。甯波人看準了這種變化趨勢，在保持傳統行業特色的同時，不失時機地經營新項目、新品種，重點投資新興行業，而且經常一家經營多種業務，互相扶持，使他們在國内商界漸成影響。銀樓、藥材、成衣、海味是甯波幫的傳統行業，在國内商界享有盛譽。清末，像老鳳祥銀樓、上海蔡同德藥店、蘇州服裝老店李順昌号、乾豐海味綜合行等名店，都是甯波人所開。但甬商給予它恰當改造，使之賦予新的内涵。沙船業是甯波幫借以發家的産業。但歐美輪船侵入我國後，沙船經營日益清淡，大半停業。甬人獨具慧眼，在沙船業餘勢未衰時，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我國最早以華商名義興辦的輪船航運公司，是甯波人于1895年創辦的外海商輪局和永安商輪局。輪船航運業的發展為甯波商人積聚了巨額的資本，為他們經營新興行業奠定了基礎。
二是善于抓住産品求新求變之勢。市場的不确定性，讓甯波商人從走出家門開始，就想方設法尋找生存的辦法。善于通過産品創新來增加收益。如竺梅先在經營造紙廠時，發現傳統黃紙闆在市場上滞銷，冒險試制薄白紙闆成功後利潤翻倍，後又成功創制卷煙紙獲得更大利潤。勇于開拓新的經營方向和市場領域。劉鴻生有一句名言：“我并沒有讓我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他把自己的資産分散投資，創辦了60多個工商企業和商業行号。這一做法不僅分散了投資風險，還開拓了投資市場，是甯波商人普遍采用的政策。不斷提升技術和工藝。如童涵春堂國藥号根據客戶需求，對本店名品人參再造丸進行工藝再提升，研制出更為可口的丸藥，一經推出廣受歡迎，打響了國藥品牌。善于學習運用近代西方企業的組織制度和管理方式。如進入20世紀之後，較大規模的甯波企業紛紛改組為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以提高自身競争力。
華豐造紙廠老照片
三是銀行業的發展進一步顯示了甯波人審時度勢的金融眼光。清鹹豐十一年（1862年）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克甯波，錢業公所被毀，錢莊、商鋪多有停業。在此期間，甯波的大批富商攜大量資本避居上海租界，甯波人積極參與了上海錢莊的創辦與發展。在上海著名的9家錢業資本家家族集團中，甯波人就占了5家，即鎮海方家（方家堂）、鎮海李家（李也亭）、慈溪董家（董棣林）、鎮海葉家（葉澄衷）、鄞縣秦家（秦君安），其餘為湖州許家（許春榮）、蘇州程家（程衡齋）、銅庭山嚴家（嚴懷瑾）等。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南北市錢莊共82家，其中甯波籍22家，占26.8%。鴉片戰争以後，中國被迫開放，甯波商幫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雄厚的經濟實力，主動以“領頭羊”之雄姿率先向近代化轉型。甯波商幫經營的錢莊、銀号、典當等舊式金融業，逐漸向銀行、信托投資、保險、證券等近代金融業轉化。與山西票号相比，甯波商幫的實業家對銀行職能的了解更為深刻，而且迅速付諸行動，以積極、能動、進取的姿态，投資近代銀行，創辦新型事業。由此可窺見，甯波商幫之是以能在晉商和徽商之後迅速崛起并經久不衰的根源。在近代銀行業中，甯波商幫長期控制着中國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另創辦有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中國墾業銀行等近代著名銀行。甯波商幫還利用原有的錢莊基礎、熟悉的金融業務及各種人事關系向各銀行實行滲透。當時較有實力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南三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等高層管理權力都掌握在甯波籍人士手中。與此同時，一些甯波籍商人投資的分業銀行及特殊銀行也相繼出現。如劉鴻生發起組織的上海煤業銀行、秦潤卿等創辦的上海棉業銀行等就具有鮮明的行業性質；奉化人邬挺生等組織的中華勸工銀行、鄞縣人項松茂等創設的甯波實業銀行則屬于農工銀行類型；而餘姚人黃楚九設立的日夜銀行自上午9時至晚上11時營業，在時間上頗有特色；鄞縣人嚴淑和與張壽镛參與創辦管理的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在組織上頗具特色，屬于特殊銀行類型。甯波商幫通過投資新式銀行，加上錢莊業的近代化變革，金融勢力大增。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内著名銀行的總行有80%以上設在上海，甯波商幫參與投資、創辦、管理的幾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銀行。如今，由甯波人自己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甯波銀行也演繹着金融傳奇。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通商銀行大樓
四是抓住清康熙開放海禁的曆史機遇率先駛往南洋群島等地經商。19世紀末和20世紀40年代，甯波人曾兩次大規模地漂洋過海，前往日本和歐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區創業。第一次是在光緒、宣統年間。這一時期移居海外經商的人數多達近10萬人；第二次是在國民黨統治行将完蛋的前夕，大批的甯波商人移居到香港、澳門，或以台灣為跳闆，轉向歐美及大洋洲發展。目前，據初步統計，移居港、澳、台及海外的甯波人大約有7萬多人，他們遍布于日本、美國、新加坡、英國、俄羅斯、澳洲、馬來西亞、加拿大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披荊斬棘，奮力開拓，硬是在陌生的異國他鄉開拓出一方方屬于自己的天地。其中不少人成為當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東南亞各國也是海外甯波商人的活動區域。分布于海外各地的甯波人，始終保持經商傳統。老一輩甯波商人的後代又成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甯波風”。20世紀40年代前後，國内社會經濟動蕩不甯，甯波商人大批地從上海等地到香港、台灣地區闖蕩。那時的香港經濟十分蕭條，甯波商人憑借其在内地從事工商業的經驗及所積累的資本，敢冒風險，奮力開拓，在競争激烈的海外市場站穩腳跟。在上海經商的王寬誠，1947年遷居香港，當時香港經濟蕭條衰落，不少人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離港而去。而王寬成目光敏銳，果斷地把資金投向房地産，并創辦維大洋行等數十家企業，經營地産、建築、船務、國際貿易等等，獲得了成功。在汽車業日漸蕭條的今天，他們竟然又與美國人合資，生産汽車用軸承，而且專供奔馳、寶馬。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往往展現了超常人的眼光和智慧。甯波商人诠釋了這種識勢的眼光。胡潤富豪榜，名列其中的甯波人卻多是做實業的。比如，做光伏的王一鳴、做汽車配件的王劍峰、做銅業的樓國強等。
最值得一書的是甯波商幫對中國改革開放大趨勢的把握和積極投入。“甯波幫”觸發了鄧小平同志的偉大号召，成就了甯波“沿海開放城市”地位的及早确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與“甯波幫”的包玉剛、王寬誠等交往密切，曾先後10餘次會見包玉剛，進而對甯波倍加關注，并發出了“把全世界的‘甯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甯波”的号召。由此，海外“甯波幫”成為參與、推進甯波改革開放的強大“助推器”。在“甯波幫”人士的關心推動下，1984年，甯波被确定為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次年，國務院成立甯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在包玉剛、盧緒章和協調小組的努力下，許多關系甯波開發開放全局的重大問題得到了較快解決。包玉剛在與鄧小平同志會面時，多次談起北侖港的巨大優勢以及他開發北侖港的設想。鄧小平對此深表贊許，幾次提出要充分發揮北侖港的作用。他還支援包玉剛關于利用北侖港優勢，與外商合資在北侖港區建設大型鋼鐵廠發展重化工業的建議。今天，以北侖港為核心的甯波舟山港早已跻身為世界大港，成為浙江及其腹地聯系世界的重要樞紐。經他牽線搭橋，不少外國代表團紛紛來甯波，或實地考察或正式會談，一時在海内外刮起了一股“甯波旋風”。其他“甯波幫”人士除自己在甬興辦實業外，也竭力為家鄉介紹、引進境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資訊。
展望未來
與其他商幫不同的是，甯波幫一直都站在中國商業的高峰，至今沒有被淘汰。這些從小聞慣了海腥味的人們，既帶着商業的精明，又不失書生的道德操守，是他們，讓中國完成了從傳統商業到現代商業的轉型，促進了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據統計，目前有73000多名甯波籍商人分布在全世界64個國家和地區，加上他們的後裔，甯波幫總人數超過30萬。
如今，甯波商幫繼續書寫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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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桦安 配圖：網絡